江西
1948年9月30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外，24岁的王孝和戴着沉重脚镣，被法警押向刑场。一路上，他没有低头，反而不断高喊：“特刑庭乱杀人！”这句话很快传遍上海，也成了那场审判最刺耳的控诉。
王孝和即将被押走时，法警按惯例端来一碗掺有麻药的白酒。有人以为这样可以让他失去反抗能力，可王孝和看了一眼，抬手便将酒碗推开。
他清楚，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审判，而是敌人试图遮掩罪行的程序。既然已经决定赴死，就不能让对方借麻醉来制造“犯人安静受刑”的假象。
这场案件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中外记者纷纷赶到现场，《新闻报》记者马庚也在其中。王孝和被押往刑场时，马庚冒险按下快门，留下了几张极为珍贵的照片。
照片中的王孝和神情平静，目光直视前方。没有跪地求饶，也没有惊慌失措。照片刊出后，许多上海市民得知了他的遭遇，要求追查凶手的呼声迅速高涨。
王孝和1924年出生于上海，14岁考入励志英文专科学校。17岁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秘密工作。1943年，19岁的王孝和进入杨树浦发电厂控制室，担任抄表员。
发电厂是重要工业单位，人员往来复杂，机器运转又关系城市供电。王孝和白天工作，夜间承担地下联络任务，身份十分隐蔽。正因如此，他始终没有离开普通工人的外表。
他的婚姻也带有特殊背景。幼年时，王孝和与忻玉英订下婚约。成年后两人再次见面，王孝和起初对包办婚姻有所抵触，真正接触后，态度发生了变化。
1946年，两人结为夫妻。组织方面认为，忻玉英来自农村，身份朴素，不易引起敌人注意，能够在生活上给予王孝和掩护。婚后不久，女儿佩琴出生，家庭有了安稳的模样。
危险并没有因此远离。万一既是发电厂职工，也是国民党特务，曾亲自劝王孝和“识时务者为俊杰”，许诺金钱、住房乃至职位。王孝和没有接受，只回绝了对方的拉拢。
当时王孝和原本有机会撤离，但迟迟没有等到上级传来的转移信号。敌人突然下手后，他被捕入狱。那时，忻玉英已经怀有身孕。
临行前，王孝和曾对妻子交代，如果自己回不来，希望她趁年轻重新找个可靠的人生活。这不是对革命意志的动摇，而是一个丈夫对妻子和孩子留下的现实安排。
狱中的审讯极其残酷，王孝和始终没有供出同志。1948年9月30日，他被秘密杀害。几天之后，忻玉英生下第二个女儿，依照丈夫生前的意思，取名佩民。
上海解放后，万一和警备队长洛鹏很快落网。经过审讯，两人被认定为直接参与迫害和杀害王孝和的主要罪犯。消息传出后，市民认为烈士终于得到了交代。
但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
1950年，镇压反革命工作展开。上海公安机关清理接收的旧警察档案时，发现了一份不同寻常的材料：杨树浦警察分局警官季秉权，曾向上级递交过揭发王孝和身份的信件。
这份档案来自敌伪警务系统内部，内容并非传闻，而是当时留下的公文记录。它说明，王孝和被捕并非偶然，很可能有人提前搜集并上报了他的情况。
负责调查的刘震东曾是潜伏在旧警察机关中的地下党员，对杨树浦分局的人员比较熟悉。他查明，季秉权出身江苏盐城地主家庭，曾在上海政法大学读书，后来经商失败，1946年考入国民党上海警察局。
季秉权进入杨树浦分局后，因办理案件有功，从普通誊抄员升为司法股长。职位变化意味着他能够接触案件材料，也有条件参与对地下党员的侦查和审讯。
抓捕并不容易。公安人员走访留用旧警察，没人说得清季秉权的去向。继续核查户口资料后，调查人员找到他的住址，却发现房屋早已空置，相关人员似乎提前得到了消息。
1951年2月，上海公安机关发布通缉通知，追查季秉权。随着群众提供线索，季秉权的藏身范围逐渐缩小。后来，他在参与牌局时被公安人员抓获。
审理查明后，季秉权被认定为王孝和案的重要参与者。1951年6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其死刑。至此，直接行凶者、主要策划者以及提供关键情报的人，均受到了应有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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