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艳：明神宗亲政之初的寿宫择址与朝堂纷争

明神宗亲政之初的寿宫择址与朝堂纷争

杨向艳

《学术研究》杂志社

摘要： 在明神宗寿宫择址过程中，左参议梁子琦因未参与所选寿宫吉地的踏勘，愤而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牵连首辅申时行。他以结党弹劾徐学谟，不仅受到倒张风潮的影响，亦开启了言路对徐学谟的弹劾。由于神宗不准徐学谟辞官，因言书院事与徐学谟结怨的反张健将给事中邹元标十分不满，乃接续弹劾并要求其致仕。面对言路的再次弹劾，申时行害怕事态扩大波及自己，遂不惜违背神宗意愿，果断拟旨让徐致仕，从而平息了事端。徐学谟致仕后，李植等人又以寿宫事直接攻击申时行，对其倾排目的极为洞悉的申时行则坚决予以反击，双方由此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是李植等人因不敌申时行及其同伙的合力攻击而黯然败北。由寿宫事引起的朝堂纷争，不仅与当时盛行的倒张风潮息息相关，亦与张四维和申时行的暗斗密不可分。张四维丁忧，申时行接任首辅，在导致二人关系恶化的同时，使得反对申时行成为言路的共识。由其对峙引发的水火之争，不仅贯穿申时行执政始终，也成为此后万历朝堂政治的常态。

关键词： 神宗亲政；寿宫择址；言路；申时行；朝堂纷争

目录

一、梁子琦、邹元标以寿宫事弹劾徐学谟与其致仕

二、李植等人以寿宫事再劾申时行及其失败

三、倒张风潮下言路与申时行内阁的对峙与倾轧

结语

明神宗自万历八年(1580)以来屡次前往天寿山展谒诸陵，到十一年打算再往时，首辅张四维“以为銮舆数出，无事慢游，不可为训”，建议“如世宗预卜寿陵故事，庶驾出有名，上从之”。由于寿宫择址发生在张居正去世半年后，不可避免地受到言路掀起的倒张风潮的影响，从而引发了持续纷争，拉开了万历党争的序幕。学界目前对寿宫本身的研究已有相应成果，如胡汉生全面考察了玄宫的卜选，玄宫营建的准备工作和动工、竣工时间，玄宫的建筑规制，玄宫各殿室在陵墓建筑中的功能及历史地位等。而对寿宫择址引发的纷争则着墨不多，涉及者多分段简略论及，从整体层面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还很大。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剖析明神宗寿宫择址引发的两次纷争的来龙去脉及其致因，展现张居正去世后的朝堂局势，揭示万历党争的发展脉络。

一、梁子琦、邹元标以寿宫事弹劾徐学谟与其致仕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去世，神宗开始亲政，十一年正月他将寿宫择址提上日程，下旨说将于闰二月前往天寿山行春祭礼，并择寿宫。张四维等辅臣接旨后考虑到“山陵重事必须详慎，今天寿山吉壤固多，未知何地最胜”，建议“合照世祖先年事例，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及深晓地利风水之人先行相择二三处，画图贴说，进上御览，恭候圣驾亲阅钦定，然后营建”。神宗欣然从之。

随后，礼部祠祭司员外郎陈述龄会同工部都水司主事阎邦、钦天监监副张邦垣等，立即带着京中谙晓地理的连世昌到天寿山踏勘，择得潭峪岭、祥子岭、勒草窪三处吉壤，上疏建议朝廷派礼部尚书徐学谟等大臣、工部侍郎何起鸣带领该司郎中及员役进一步详加审视。神宗允准其请，并令礼部再择内外官员有谙晓地理并在京中者，与定国公徐文璧、辅臣张四维、司礼监太监张宏同去相择。根据神宗指示，礼部迅速在官员中进行了遴选，最终徐学谟将南京刑部尚书陈道基、通政使司左参议梁子琦和贵州佥事胡宥上报，得到神宗认可。不仅如此，神宗还亲诣祥子岭、潭峪岭、勒草窪踏勘，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

神宗踏勘完后，张四维等人复疏指出张邦垣等认为三地中祥子岭最吉，已画图贴说进呈，请其裁决。但神宗并未接纳祥子岭，而是谕礼部、工部以及钦天监再相吉地二三处。寿宫择址时已成为朝中的舆论焦点，大小官员对其议论纷纷，鉴于对寿宫择址寡昧无知，而谙晓地理之人见多官聚议，辄生观望，徐学谟遂疏请神宗稍宽其限，让张邦垣再次率领阴阳术士备择数处，画图贴说上报，自己和勋辅大臣勘定二三处，以供神宗采择，得到允准。

不过，在接下来的相择过程中参与者出现了分歧，梁子琦认为张邦垣不谙地理，自己遂领着术士另行择得吉壤皇山寺西岭、团山、珠窝圈三处，乞请神宗敕礼部另选精通地理人员同去详阅，据实绘图献之。梁另择吉壤的做法虽与礼部不相凿枘，但却符合神宗多多益善的想法，因而他欣然命其与礼、工二部司属同去相择。随后礼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刘复礼，同梁子琦、张邦垣及术士连世昌等，前往山陵周遭相择吉地。虽同出择地，但梁子琦仍独自行动，并在踏勘完后径上八图。其所择八地为蔡家山、长岭山、东井右边平冈地、景陵左山、珠窝圈、石门沟山、皇山寺第一岭和德胜口。与此同时，徐学谟和新任工部尚书杨巍亦上疏指出据张邦垣呈称形龙山、勒草窪前面、西井左边大峪山、宝山及东井左边平冈为吉地。又据连世昌等呈称西井左边大峪山地、东井左边平冈地、黄山地俱吉。前二处与张邦垣所择相同，惟增黄山地。因阎邦谙晓风水，令其覆阅，大都与张、连等人所择无异。为了确保无误，二人打算率领各员役细加踏勘，择取最吉之地绘图另呈御览。神宗览奏后令徐、杨二人率各相择员役将张、连所呈六图及梁所呈八图“一一从容覆视，详议折衷，择取上吉地三四处尽阅来看”。

徐学谟、杨巍遵旨于四月率员役综合检视所报寿宫图后，择得形龙山、石门沟、大峪山三处吉壤，绘图呈神宗睿览，并请另遣重臣再行覆阅，以示稳妥。其中形龙山和大峪山为张邦垣等人所择取，石门沟则为梁子琦所择取，可见徐、杨二人在择址上落实了神宗“详议折衷”的指示。疏上，神宗遂命徐文璧、张四维同张宏秋后覆阅以闻。

不料因张四维的父亲于三月二十三日病逝，张于四月十八日廷辞，起程忧归，辅臣申时行遂接替他成为首辅，此后寿宫吉壤的勘查便落在了其肩上。按照既定安排，申时行同徐文璧、张宏等人于七月覆阅天寿山所择吉地，因为此次审阅后依旧未有择定结果，神宗遂于八月再次命徐文璧、申时行、张宏同徐学谟和新任工部尚书杨兆覆择寿宫吉地。申时行等人在将待选吉地逐一细加详视后，上疏指出据张邦垣等所奏，原择吉地三处除石门沟难用外，形龙山和大峪山皆尽善尽美。而黄山西一岭、西二岭及宝山之地虽龙脉颇真，结穴亦秀，但介于献、裕、茂正陵之间，位次有妨。勒草窪、蔡家山、珠窝圈、长岭山、东井右边平冈地、景陵左山等处，或地窄水紧，或穴后路交，或山倾水泻，或虎砂竄穴，俱难取用。几人经过实地考察并对张邦垣等的意见加以考量后，最终一致认为形龙山和大峪山风水形势天造地设，俱称上吉，并画图进呈神宗，请他定夺。神宗览疏后下旨说等自己亲阅后再定。

时陈道基和胡宥已不再参与寿宫择址，留下的梁子琦因未能参与踏勘，愤怒之下遂出疏参劾徐学谟与申时行为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明神宗实录》只是简略提及了梁子琦弹劾徐学谟并殃及申时行之事，《万历邸钞》则较为详细地收录了梁疏内容。在疏中，梁子琦一是陈述了他与徐学谟在相地过程中的争执，指出二人先诣覆勘形龙山下手一麓，“详观星体，原属破军，周察垣城，实为水口”。及勘稍内一麓，“出处杂丑，常座不临，龙弱虎强，地理亦忌”。再勘大峪岭，因系先帝陵麓，势斜而走，自己力争不堪用，但学谟不听。又次勘珠窝山，学谟始极称奇，后又谓山势险峻。至黑山中岭，学谟初亦称善，后又谓近于景陵。及至皇山寺第一岭，学谟和杨巍一见“气势尊严，规模中正”，皆曰“连日所看，无复有过此地者”。至第二岭学谟“亦极称善，谓他日所用，不在彼则在此矣”。已而却私意忽前，复变其说，“谓间在献、裕二陵之间，不敢生张”。自己乃语之曰：“前所择地，据谓间于先陵，不取，万一皇上果取形龙山，则凡在形龙山以上地，日后嫌于相压，必不敢用；凡在形龙山以下地，又无一可用者，万世圣子神孙将安所择吉？当为朝廷远图可也。”学谟回曰：“我那管得他这等许多，那时我不知在那里了。”自己与陈道基争论时，学谟解之曰：“罢，朝廷家的事，只有一个长陵好了，其余的随他放在那里便罢。”二是揭露了徐学谟夤缘升官的经历，指出学谟为湖广荆州府知府时，就与故相张居正结纳。后出使布政，俱任湖广，寻升郧阳巡抚，岁时间遗居正，动费万金。及居正故，又与湖广巡抚陈瑞身着素服，曲为经理，遂升刑部侍郎，未几即升今职。且与王篆、曾省吾等人声势相倚，惩慂居正，擅作威褔，倾陷忠良，无所不至。继而见居正败露，党与尽斥，俱终不免，又夤缘自托，以及笄之女为申时行次男继妻，倚王负隅，日益骄肆，并与冯保结纳，为寿阳公主选取病入膏肓的梁柱之子。总之，梁子琦一则指责徐在寿宫择址事上多变和轻率，二则指控徐与张居正、王篆、曾省吾、申时行及冯保等人结党，后者看似突兀，实为当时如火如荼的倒张风潮所使然。

梁子琦疏出立即引来被弹劾者的反弹。申时行疏辩说，自己与学谟生同乡，仕同朝，结亲是婚姻常事。子琦之所以发愤不平，在于覆阅吉地未同往，怀疑自己有意摈之。对此，他辩解说子琦参与阅地，初与陈道基争，再与钦天监官及术士争，三往又与学谟争，礼部不列其名，皆因畏其好刚使气、屡争不决。且其所择诸地如石门沟山逼仄难用，黄山一岭在献、裕二陵之间，位次非宜，而众人所取的形龙、大峪他又不满意，面对其执拗纷争，自己只能采纳多数人意见来应对，斥责子琦以寿宫吉地肆行纷争是大不敬。并说子琦以学谟缔婚于自己为附势植党，意在中伤自己，坦言自己自领事以来，“凡用人行政、所以仰赞圣明维新之治者，皇上同照之，大小臣工共见之，何者为擅势？何者为树党？臣虽至愚，岂不知覆辙之在前、而顾蹈之耶？”子琦自恨学谟，暗施机井，忽起风波，令自己惶恐不已，希望神宗特赐宸断，若查得果擅势树党，则将他先行罢斥，以快公论。疏上，神宗一方面肯定其作为元辅“公正忠谨”，安抚说“这忿争牵蔓之语，不必介意”，另一方面以“梁子琦挟私渎奏”将其罚俸三个月。神宗的信任让时行极为感念，他专门上疏谢恩说梁子琦弹劾徐学谟，诋及自己，自己为此“待罪恐慌”，幸赖“圣明曲垂矜亮，宠颁温綍，薄罚憸人”，冤屈得以洗刷。

徐学谟亦进行了辩解，《明神宗实录》指出他和申时行各疏辩后，神宗斥责梁子琦“逞忿争胜，捏情奏扰”，并下礼部知道，以示对徐的安抚。徐学谟随之上疏感谢神宗“斥谗”并为他“申枉”，但梁的弹劾令他难安于位，于是他再疏求罢。在《乞休第一疏》中徐学谟辩解说二月皇上穆卜寿宫，命张四维等大臣前去相择，让礼部于内外官员有谙晓地理见在京者开名上报，自己遂访得陈道基、梁子琦、胡宥等人一同踏勘。谁料子琦性执拗，出言夸诞，与陈道基、张邦垣、连世昌等人“往往梗议，几至攘臂”。后子琦献八地，并有景陵不吉、致英宗土木之难等令人骇异之语，但因皇上没有怪罪子琦，他遂愈益放肆。自己与杨巍、子琦遍历其所献八地，“统无足观”，惟珠窝圈绝佳，但在回岩侧隩之处，路径奇险，舆马难度。为了让子琦信服，自己遂与诸术家艰难抵达，“见两岸墙立，左右宽不及十数武，中横涧道”，自己云：“此地虽奇，今将作何以经营？况每岁大雨时行淙流灌注，宝城其能安乎？”子琦乃语塞。后至石门沟，其坐南朝北，非向明而治者之居，亦似难用。又至黄山寺第一岭，据术家言此地可用，但介于献、裕二陵之间，位序不宜，子琦曰：“今日不用，后来圣子神孙须要用。”自己答曰：“且取之，以俟上裁。”此为杨巍、守备太监尚文及钦天监诸臣所共闻，何尝有莫管他之语。又至德胜口，则近荒漠之地，且形如覆甑，神路难通，与诸陵不相拱，决非万乘之所宅。子琦以众心不与，益复愤懑。自己考虑到若取形龙山、大峪山，子琦势必更加极口丑诋，于是便和杨巍等人商议后定形龙山为第一，以子琦所取石门山沟山为第二，大峪山为第三，以子琦所取黄山寺第一岭为附备，结果子琦咈然詈骂曰：“尔何得以术士所取先我耶？”自己应曰：“今日论地不论官，且言臣虽不谙风水之说，但人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亿万生灵皆其造命。而卜年卜世自有预定之祥，即今所择止求形势昂耸，堂局广深，便可选用。”后再行踏勘，自己恐众喙纷纭，别生横议，稽误大事，恰子琦注籍不出，而此行又止阅见取之地，故不列其名。子琦与自己为同乡，既欲效忠，就当坦诚相待，而非逞忿借他事污蔑自己欺罔。至于子琦说自己为张居正等人之党，徐直言这是其激怒皇上的伎俩。辩解说自己任荆州知府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时居正尚为编修，景府请讨沙市在四十一年，时居正官小，何力能庇之？至于居正占王坟、夺民地，自己并不知道，何来经理？田土事皆属之本省巡抚，与自己职掌无干，如何私之？居正夺情时自己尚在外僚，何能党居正以倾害忠良？驸马梁邦瑞之被选原在内廷，自己尝疏请京城子弟俱不堪中选，建议到山东、河南、北直等处差官另选，后来诸王所洞然者，子琦指自己为附冯保实属影谈。而与申时行结姻，更是同乡士大夫之常，在在皆然，何足为怪？直言“原子琦之心非有夙憾于臣也，击臣以希进耳”，并乞罢。鉴于梁子琦因“挟私奏渎”已被处罚，因而神宗不允其辞。

除了当事人申时行和徐学谟驳斥了梁子琦的谬论外，吏科都给事中周邦杰亦对梁子琦的党论颇有微词。他认为梁以相择寿宫与徐学谟忿争，不宜以意见相左辄指大臣为奸党，斥责子琦参劾徐学谟并牵连申时行极为不妥。疏上，吏部认为其言极是，回复说党之一字不可为训，但子琦已被罚治，因而建议姑免再究，神宗允准。至此，梁子琦的弹劾不仅未能撼动徐学谟和申时行分毫，反而自食其果，因“挟私渎奏”而受到处罚。

总之，此次纷争虽影响了神宗的心情，但对寿宫的择定并未产生实质影响，神宗不仅于九月亲诣形龙山、大峪山等处后谕内阁寿宫用大峪山，还拟大赏参与吉壤相择的官员。为了表明自己无意排挤梁子琦，申时行等人专门上疏建议神宗令礼部将“原择吉地员役通政司参议梁子琦及阴阳术士等”开列职名，题请叙录施行。

不久吉壤阅定礼成，神宗按惯例大赏官员，除了司礼监太监张宏、辅臣张四维、申时行、余有丁、许国以及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得到大赏外，各相择随侍文武大臣亦皆得到奖赏，其中就包括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兆、礼部侍郎高启愚、工部侍郎何起鸣、司属官吕兴周、葛昕、阎邦，钦天监监副张邦垣、主簿杨汝常、欧承意等，除了前工部尚书杨巍于四月转任户部尚书，并于七月改任吏部尚书未列其中外，梁子琦亦未列其中，可见申时行等人的建议未被采纳。对此徐学谟亦有言为证，他指出“寻护驾诣天寿山，上周历诸堪舆家所开奏地已，降敕其以大峪山为寿宫，则从礼部所公择也。暨回銮，加恩有差，而梁独不与”，这让其“度无所容，则愈益惶恐”。但因寿宫择定而心情舒畅的神宗，很快不再怪罪梁子琦并升他为右通政。徐学谟虽不断乞罢，神宗亦坚决不允，正如徐所说：“上恶其(梁子琦)陵肆，夺之俸三月，余不复置辩，第疏请求去而已，上不允。已复疏，复不允。”神宗安抚两造的举动表明，寿宫吉壤引发的纷争业已了结。

然而，吏科给事中邹元标再次弹劾徐学谟，导致风波再起。面对徐之“难退”，邹元标多有不满，他上疏言大臣进退事时特意指出：“( 学谟)策身之初，海宇已卜其无立朝之节矣。已而夤缘仕途，骤登清秩，虽雕虫小技，足擅著作之林，而物议沸腾，难居寅亮之职。先是山陵事回，众皆谓其义当速退，犹复觍颜就列，见几明决谓何？臣窃谓此一臣者所当致仕，以倡易退之风者也。”不难看出，邹元标一则对徐的人品及夤缘仕途、骤登清秩强烈不满，二则是接续梁子琦继续弹劾徐。疏下所司。

而徐学谟之所以还在任事，除了神宗坚持不允其辞外，还如他在写给王世贞的信中所说：“第不肖处嫌疑之际，分当引避，惟相择寿宫一事未了，故迟迟俟之，秋后便当决矣。”邹元标的斥退让徐羞愤交加，他立即上疏反斥元标左袒梁子琦，微词冷击，意在逼迫自己去官，遂再疏乞归。疏上，因为舆论不协，神宗准令学谟致仕，仍赐驰驿。所谓“舆论不协”具体为何，徐学谟在《南还记》中有所揭示，指出邹元标斥退疏上后，“上意犹逡巡，未忍遽去余也，令张司礼宏赴阁取旨，而当事者揣梁有奥援，脱于上前，有所阑及，祸且滋蔓，竟拟今旨，以曲示保全”。其中的当事者即申时行，也就是说，面对邹的弹劾，神宗并不想让徐致仕，但申害怕梁党再出言攻击，波及自己，于是选择让徐学谟致仕。

如果说在返乡途中徐学谟对申时行的做法还有怨言的话，那么回到家乡心情平静且对朝堂局势有了深切了解后，他对申时行的处置表示了理解：“万历癸未岁，余承乏大宗伯，猥以职事，为天子穆卜万年之宫于大峪山，议始就绪，而言官(邹元标)谪余宜乘时当循易退之义，蚤自引决者，余妨路之日久矣。因感其言，乃亟从阙下，上书乞骸骨。天子谓徐某好官，不宜以避言去位，因遣中官诣阁下勉留之。而是时当揆者为余肺附之亲，知余畜意已坚，遂拟旨释余负担，仍敕乘传以归，人皆疑当揆者远嫌之过，不无处余少遽，而不知天下事有外若相迕而内实相成者，此之谓也。”不仅如此，他还在乡人王锡爵为其鸣不平、云“安有大臣去国一疏即允者乎”时，特意解释说“此谟本意，豫已授之当事者，故拟旨见遽耳”。

因为徐学谟被迫去官，申时行的亲信立即为其叫屈，并把矛头对准始作俑者梁子琦。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上疏指出，梁子琦“忿覆阅寿宫不得与列，讦奏礼部尚书徐学谟欺罔。今大峪山奉宸断，并不在梁子琦所献八地之中，则徐学谟之不得为欺罔明矣。学谟既去，子琦岂宜独留？”此时神宗正因言路迫使他同意徐学谟致仕而处于愠怒中，遂借此降子琦为右参议，闲住，不许起用。而作为申时行亲信的周之翰在此后言路与辅臣的斗争中成为打击言路的得力干将。

梁子琦被罢官，很多人亦为之不平，其同年李鼎指出：“未几，(梁子琦)转右通政，晋修政庶尹。及寿陵既定，豫章邹公(邹元标)上封事，有所指摘，而当事者(申时行)疑公预闻之。会言者(周之翰)论公戅而甚，口傲忽自，多无人臣礼，公遂罢归。人咸为公侘傺不平，而公幡然以得，遂初服为快，都门祖道，填溢衢巷，靡不咨嗟太息。”而徐学谟闻梁被褫夺官职则拍手称快：“十一月十三日，余始陛辞，而是日适有谪梁者，上素怒梁狂谲，且其术亡验，即传旨褫梁官，更锢令勿再用，似重惜余之去者。命下外庭，无不手额，颂天子圣明，而当事者亦自是释弓影之疑矣。”徐学谟不仅顺道指出了神宗怒贬梁子琦的原因，还乐观地认为申时行因梁的被谪而打消了疑虑。

概言之，此次纷争是梁子琦在未能参与寿宫吉地阅视愤怒之下参劾徐学谟、牵连申时行而引发的，既是双方间在寿宫择址上的龃龉所致，更是当时倒张的朝堂局势所使然。面对梁的弹劾，不仅徐学谟和申时行极力辩解并揭露其倾排的企图，后者更是坚决表示不会结党以获取皇帝的信任，神宗则不愿其纷争影响寿宫择址，遂迅速采取果断手段弭平了纷争。对徐不满的邹元标接续梁子琦再次疏请徐学谟退位，申时行为了避免言路再找借口滋事，遂不顾神宗留徐的意愿，很快拟旨让徐致仕。申之所以不惜得罪神宗而拟旨让徐致仕，根本在于避免惹祸上身，但事与愿违，很快他就因寿宫事再次成为被弹劾的对象。

二、李植等人以寿宫事再劾申时行及其失败

神宗择定大峪山作为寿宫后很快进入正式营建阶段，但关于其是否为吉壤仍存在不同的声音，李植等人就指出，两年以来凡从事山陵及有事寿宫的官员有谓寿宫多石者，有谓方面不正者，有谓虎强龙弱者。不仅如此，他们还曾先后三次试图就寿宫不吉上疏，但因各种意外而夭折。直到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李植等人以寿宫非吉上疏弹劾申时行，再次在朝堂上引发纷争。

当月初四日，神宗命申时行等人前往视察寿宫兴工情况，时任太仆寺少卿的李植、光禄寺少卿的江东之和尚宝司少卿的羊可立联袂上疏，言大峪山非吉壤，申时行与徐学谟亲昵，故赞其成，不满接替徐为礼部尚书的陈经邦有异议，故致其去。陈经邦与李植等人同为张四维的门生，他于万历十一年十月任礼部尚书，十二年十月致仕，其致仕原因《实录》仅云“以人言乞休”。而李植等人则认为其去官是申时行排挤而导致的。

在弹劾申时行的疏中，李植等人主要阐述了三点内容：一是指出大峪山大有可议：大峪山由徐学谟所择，附和的人有张邦垣等，申时行以亲故而赞其成。“况立表以请驾临者原是一处也，今凿石以立寿宫者又一处矣。夫使其地之果吉，则不宜有石，使有石而未善，则宜明奏皇上，另为区处。乃朦胧迁徙若奕棋然，岂人臣谋国之忠哉？”二是揭示陈经邦致仕的原因：去年秋祀太常寺卿何源、礼部尚书陈经邦和刑部尚书舒化见天寿山中尚有吉壤，可与长陵并美，喜而不寐，打算相约诣辅臣面言之，不料舒化心无实忠，背约不往，而言已传播，在廷之臣莫不闻之，辅臣因此大恨经邦，经邦遂被论去。三是建议派人再次覆阅大峪山：“臣等访得左副都御史张岳、太常寺卿何源素称地理，久怀忠藎，伏乞敕令二臣会同礼部将大峪山覆加相阅，要见寿宫果否有石，原表有无那(挪)移，前山有无斜飞，虚心商确，据实具奏。如果无一切诸害，即照旧兴工，不必惑于群言，以起道旁筑舍之讥；如果人言不虚，明有诸害，即当暂停兴造，或别求他山吉壤。”并说该疏一上，“必忤大臣之心，来攻击之口”。李植等人口中的大臣即申时行，他们之所以如是说，根本在于其此时因持续倒张与申时行的关系日益紧张。

果然不出李植等人所料，受到攻击的申时行立即反斥说李植等以寿宫说事，“意在倾臣”。辩解说万历十一年四月圣谕令博求吉壤，张邦垣率领属官及术士人等看得吉地数处，梁子琦自献吉地八处，徐学谟和杨巍等人从中选择四处，皇上令徐文璧、自己和张宏前去覆阅，因“未尝素习地理”，三人遂据礼、工二部所择，参酌张邦垣等所说，得形龙、大峪吉地，奏请皇上亲阅裁定。皇上阅定大峪山时多向张邦垣问询，自己并未发表任何意见。学谟去后陈经邦任礼部尚书，总拟规制，与自己会议时亦无扞格，自己“即善择地，于阁臣职业无加，即不善也，于职业亦无损，何为以是恨经邦？”且大臣去位由皇上决定，自己何能去之？李植、江东之及各差御史曾于圣驾亲阅前一日见阁臣于直房，李植言形龙山不可用，江东之言用形龙山不如大峪山，自己并未发表意见，同官许国可以作证。后皇上定用大峪山，众人遂寂无一言。今寿宫已动工兴建，三人乃出不祥之言，意在干扰成命，沮坏重典。至于立表与寿宫宝座不在一处，在于张邦垣等云因开挖玄宫占地颇广，把宝座稍稍前移，并没改动方向。为了表明不固执己见，他坦言既然李植等人有吉地可提供，应否更定请神宗自裁，并乞休。申时行不仅全盘否定了李植等人所言，还直言不讳地戳破了其倾排自己的意图。不仅如此，在所写的《杂记》中他更是明言李植等人以寿宫说事“别有推戴，欲击去余与新安(许国)等”。而这也得到辅臣王锡爵的印证，因为李植等所推之人正是他本人。

由于大峪山系自己亲定，且营建方兴，神宗不愿其有变故，遂在时行疏上后下旨说不必更议，以兹烦扰，并强调自己命时行与礼部覆阅，为的是慎重，内阁职在匡赞，不能以懂技术来苛责，直言其中“牵捏事情”自己已洞烛，安抚时行安心佐理即可。不仅如此，他还特意下了一道圣谕，强调大峪山为自己亲择，又经两宫圣母阅视，“李植等彼时巡历地方，亦列随从，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奏扰，诬构排挤，摇惑朕心。朕意已定，不必另择”。为了让众人闭口，他更是谓左右：“今外廷诸臣，为寿宫事争言风水。夫在德不在险。昔秦皇营葬骊山，何尝不选求风水？乃未几即遭掘挖。由此观之，选择何益？我祖宗山陵，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代，皆将归葬此山，安得许多吉壤，一一选求？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言所摇惑。”并“以堪舆伎”责辅臣将他宠信的李植、江东之和羊可立三人夺俸半年。

神宗“英断”且不为李植等人所荧惑让申时行备感欣慰，他于同日覆疏，一则向神宗表示忠诚，说自己虽具材庸劣，赋性忧柔，但知覆辙前车，每亦深思而鉴戒，不敢有一毫罔上窃权之事，有一念妒贤嫉能之私；二则感谢神宗的信任，指出李植是自己的门生，江东之是乡人，二人因言事声名鹊起，自己未尝不折节应承，虚心接引，不料招来侮辱之讥，“寿宫之选阅，本圣意之裁成，岁厉再期，诏传九寓，胡不言于圣驾亲临之日，而顾发于大工始作之时？意在倾臣，心非为国”，幸赖皇上“洞烛其诬构挤排、狂肆摇惑之隐，持圣断而不疑”，令自己感激仰戴之至。不仅如此，他还写有“少年不习青乌书，仓皇攘臂谈堪舆。一咤千人皆辟易，重瞳四顾为踌躇。岂知圣志符天意，直以片言排异议”一诗，讥讽李植等人的狂妄无知和颂扬神宗的英明独断。

与此同时，神宗的态度亦影响了相关官员的立场，李植等人推荐的明习葬法的侍郎张岳和太常何源随之改变主意，对其引荐加以拒绝且出疏自明，张岳甚至以自己不习堪舆之学，乞罢。而被李植等人以寿宫事倾排申时行、阴推刚入朝任辅臣的王锡爵，更是对三人的做法极为不齿，出疏自明的同时反戈一击，怒斥李植等人狂骄，力挺申时行。

在初五日所上疏中王锡爵批评李植三人趁申时行往寿宫动土行礼时蓦投一疏，以大峪山风水为名，追论徐学谟主张不当，语次并伤申时行，实在算不上光明正大，质问“夫使前地果不佳，则三臣一向安在，必待匆匆兴工吉日而后言？又使三臣果别有真阅真见，则举朝何无一人议及，而徧(偏)此三臣一时意见之偶合如此？”且大峪山乃皇上亲临阅定，徐学谟只是从中赞成，三人作为书生少年，并不知风水，“梦中评梦，已自影响”，“而又以根株漫引，加人不忠不孝之名”，更谈不上厚道。进而对近来朝堂上的纷争做了评议，坦言自己起初多站在言路一边，不断为言官说项，但入阁后发现阁部并无成心，而诸臣却三五为曹，日夜相构，为此他倾诉八不平，斥责说皇上打击张居正、冯保，李植等人不仅投其所好，尽攘天功，还依附于赵用贤等人打击辅臣，大有“人臣操天子之权，小臣制大臣之命”之势。他以不屑被李植等人推戴而乞归的同时，希望神宗彻查三人有无公私忠佞之状。疏上，鉴于李植、江东之和羊可立为自己所提拔，神宗一方面肯定了三人的功绩，指出他们因言事有功超擢，正合奉公守职，图报国恩；另一方面对三人违抗己命以寿宫说事很不满，遂以“诬构排挤，骄横生事”将之薄罚，并令王锡爵即出辅政。虽然神宗认可王之所言，但谈迁认为其“摘孤臣善类，微文刺讥，类于轻儇，无关邪正”。

尽管李植受到处罚，但他并未就此作罢，而是于初七日上疏谢恩的同时，坚持就寿宫选址乞请神宗慎重再慎重，并对申时行的指控做了回应。指出自己于十一年秋为御史时扈从山陵，听众人言形龙山和大峪山俱未称善，曾同江东之等人当面建议申时行“慎重”，但因大峪山尚未择定，未知方向及有石与否，故未敢轻言。及至十二年皇上奉两宫圣母覆阅，自己因转官未与，亦不敢言，但闻诸臣自山陵回者皆有不安之意。今年三月参与春祀，得一睹大峪山，“但见原插表旗坐西南，背昭陵，向东北，冲永陵，其启土以作玄宫之所，则移过原插之地”，且“山脚连根大石垒垒外见”，回朝后遍阅地理之书，发现确有石山不可用、方向不可偏之说，为此专门访得二绘图，结果未及奏报而消息泄露，遭到言官论劾，遂作罢。七月二十九日忽闻有旨令诸臣诣山陵启土，觉得若此时不言，动工后再言就无济于事了，而江东之、羊可立亦闻臣民喧传寿宫多石，三人遂相约连名具疏，旨在回报皇恩，并未有假此倾陷辅臣之意，而是寿宫确实有问题：“大峪山陛下奉两宫圣母亲阅者，原插向东北，冲永陵，今则移向形龙山，非复陛下两宫圣母亲定之所矣。……方陛下奉两宫圣母亲阅时树木丛郁，遮蔽浮土，掩盖石迹……今木伐矣，土启矣，大石始见，任事诸臣及臣等共见共闻，而陛下两宫圣母实则未之知也。……今寿宫连山大石，铁凿不能施其锐，正地理所谓顽石无气，大不宜于圣子神孙者也”。并乞请皇上将自己先行罢斥，下之于狱，再勘查之，若玄宫无石，原扦未移，则将自己治罪，若所言不虚，亦请将自己罢归，以明心志。李植不惜以下狱明志，目的就是说动神宗改变主意，但疏上未见回音。

而对于王锡爵的指控，李植等人当时并未回应，但王锡爵于万历三十七年遗书台省诸公时指斥李植等人驾风水之说诋毁申时行、许国二相公，推戴初出山且颇为时流所归的自己，他遂露章攻之，甘居人后。李植闻言极为愤怒，专门写有《上王相公书》予以反驳。在信中他首先陈述了自己三次有意上疏言寿宫但因遇到各种意外而夭折之事：“癸未、甲申植巡按顺天，两扈山陵，两具疏草。初一疏因议论未定，中止。次一疏江东之闻知，欲约四差同举，学差难之，植面唾其鄙，众御史相劝以解。寻赴阁臣蓆舍见歙县(许国)，歙县亦知大峪山欠妥，色喜曰：‘我去替你请申老先生。’比申(时行)出，佯言曰：‘我不知风水，待圣上阅过再议。’次日阅大峪山毕，驾幸九龙池，暮始还感恩殿，次早回鸾，方传旨欲用大峪山，植次疏又不及上矣。……乙酉春遣官分祀诸陵，植以太仆少卿陪祀茂陵，过大峪山，见所阡玄宫纯是顽石，众相徘徊嗟叹不忍去。祀毕还，司寇舒公化、佥都张公岳、大理何公源相继下顾，咸从臾上疏蚤言，植方欲言而机泄。”直到今年“七月二十五日邸报有大峪山兴工之旨，次辰江东之、羊可立约植议，曰：‘年兄久欲言寿宫事，今将兴工，工兴之后便不好言。’植应曰：‘愚忠怀之日久，机不密，致攻击，半年方出，又独言此，人必议我报复，何如？’江、羊曰：‘我三人均受上知，同举为当。’因构一疏，疏就日已暮，子夜缮完，黎明入。”这与李植回应申时行之说大致无二，且在细节上有所补充。

其次，李植申明确有推戴锡爵之意，但是以威望而不是风水推戴之。坦言锡爵文章气节高出一时，作为门生，自己自然希望他为“皋夔稷契”，同官门生亦皆望其出山。加上锡爵在江陵夺情上“有耻不与党之意”，人益信其为正人，恨不得立即起王“于田间，登之黄阁，为贤人君子领袖”。谁料锡爵“信道不笃，持志不坚”，辄为人所诱惑，贪婪权势爵禄，“遂丧生平，使半世文章气节尽付东流”。自己受皇上知遇独深，“言寿宫冀其慎重，谓玄宫有石宜避不宜凿，方向不正宜改不宜狥”，出于为国真忠之念，语虽稍侵申时行，但指其庇护徐学谟并非丑诋，假使锡爵有高见，应该力劝时行，“招集天下堪舆多方相择，务求吉地，改扦吉穴，共成吉典”。自己“原疏止欲避玄宫之顽石，改方向之不正，求其吉美，未尝效堪舆家专言祸福，何为驾风水之说？”且时“阁臣四人，阁下第三，纵姑苏(申时行)去，首揆当及歙县(许国)，亦不及于阁下。借曰植诋歙县，疏中却无一字及许，岂彼时姑苏即欲拉歙县同去，如辛卯故事，阁下预知其谋而为此事，植等预知有此事而径相推戴耶？”况自己早在万历十一二年扈从山陵就两具疏草但未上奏，时王锡爵还高卧东山，自己如何驾风水之说推戴之？

而王锡爵对李植等人的大肆攻击，继神宗之后再次使得朝堂风向大变，朝廷上下无不纷纷附和支持申时行并攻击李植等，正如李琯所言：“寿宫之事，江东之、李植已有常言，若非锡爵攻之于先，则举朝之臣未必附和。”李植亦言王锡爵“夙构八不平疏，改头换尾，首倡攻击，令满都臣工无文武大小尽上疏保大峪山，而权门鹰犬争相掇拾阁下遗唾，极力攻排植等三人”。在众多保大峪山的官员中，最典型的是御史柯挺，他不仅因声称“若大峪穴下有石，臣敢以身当之”被时人呼为石敢当御史，还因疏称夙昔堪舆，极论寿宫之美，被越次差提学，人称为风水先生。而攻击李植等的官员更是大有人在，如给事中韩国桢斥责李植等怀私市公，借端倾危辅臣，其同年给事中卢逵有明正典刑之请，士论哂之。御史李天麟、傅光宅各疏参李植等以寿宫吉壤乘间肆毒，希惑圣聪，驾词捏诬，网排善类。科臣陈与郊、王敬民、王冏卿、杨芳等大列其罪状。陈与郊甚至在尚未见到李植等人的奏疏时就疏斥其藐视朝廷，违抗圣旨，干扰成命，欲阻吉典。直言“往植未上地理一疏时狂徒见其骤贵，则争奔走之庸，众人疑其能盗威福，则往往阴附之，贤士大夫念其曾扫除城社，亦多叹惜而容忍之。自是疏一入而衅剖胸怀，恶穷辞色，攀何源而何源不认，撦张岳而张岳有辞，即街巷无不唾且骂之矣。当此之际，知恐惧者当洗心悔讼，知廉耻者必咋舌饮惭，而彼竟悍然不顾，愤愤然不甘，公然具本画图，无天于上，无地于下，其骄横莫知底止”，认为仅夺俸半年显然不能震主威、饬臣纪，乞请将其罢斥。御史潘维岳对李植等人朋兴异议、大肆倾危极为汗颜，认为寿宫乃圣意所钟，即为吉兆，寿宫择定，大工肇兴，中外臣子所当仰承钦顺之，而不是如李植等人倡异议以摇惑圣心，亦乞请将其罢斥。

面对台省来势汹汹的舆论倒逼，神宗遂在王敬民疏上后“批出镌其三秩”，吏部复谪李植为户部员外郎、江东之为兵部员外郎、羊可立为大理寺评事，各添注管事。正如有评论所说：“时台省交章论植等怀奸诬捏，妄议倾危，寿宫已钦定，鼎建业届吉期，出语不祥，阴图构衅，薄罚不足示惩，显斥庶当其罪，故有是命。”不过，神宗未如众人所愿将三人罢斥。

而在李植等人因言寿宫有石被降职后，张邦垣却进大峪山图，指出西北角微有石块，打算将玄宫稍往前移，这让本已笃定的神宗瞬间不安起来，他“恐宝座将置石上”，即下令礼部连同张邦垣等审定可否上报。接着又命徐文璧、申时行和新任司礼监太监张诚再诣大峪山阅视。申时行等人如期至大峪山阅视回还并复命，新任礼部尚书沈鲤上报阅视结果说，自己同徐文璧、申时行、张诚，总理工程的张祯、王敬民等并原相择寿宫吉地的阎邦及各预事诸臣前往大峪山，督率祠祭清吏司署印主事卢洪春于玄宫极中之处，引绳四周，度以寻丈，发现玄宫有石之处横亘颇长，不止西北一隅微有石块，但玄宫后界至石前边相离颇远，于作用无妨，似以不移为便。若宝城方墙规制之外似应从其所拟，但一移则前薄谿径而后渐远于主山，恐于来脉稍脱规制，不易展布。但“术之难凭，不若德之可恃；土有五色，不若民无二心。我皇上之爱民深而格天至矣，天保万年，时敛五福，自当有在，岂在土壤？”张邦垣所称引不能深究其义，据实以闻，乞请神宗裁定施行。不过，神宗并未采纳其建议，而是决定于闰九月初六日再行亲阅。

张邦垣具图言大峪山西北隅微有石块，沈鲤曰横垣颇长，不只西北一隅微有石块，让江东之顿时有了底气，他上疏驳斥张邦垣说本来寿宫有石移之并告诉陛下即可，只是因自己和李植等人说本山有石，另寻无石之处，所以一有挪移即己议见之实行，故实则移之，以石难凿，伪称不移，不仅掩耳盗铃，还欺骗陛下，希望神宗明鉴查验，“如玄宫在钦定之处，而今无石也，臣则甘受妄言之诛。如玄宫非钦定之处，而今有石也，则何臣擅移，何臣掩蔽，请各正其无君之罪”。江东之针锋相对揭露了沈鲤等大臣不同意挪移寿宫的原因，但疏上未见回音。

尽管诸大臣宽慰神宗不必挪移寿宫，但江东之所说显然对他有所触动，神宗不仅开始相信李植等人所言，还有了另择吉地的念头。九月二十七日他复阅李植等的奏疏后，谕令内阁“传示礼部，公同李植等，率领钦天监并李植等各有素晓地理术数精通者，前往拣择数处，以候朕到看阅”。李植等人遂遵旨再择寿宫，但因无地可选，几人乃推荐了梁子琦所选黄山、宝山、东井平冈，并把黄山改为皇山，东井改为老龙窝，以供神宗选择。神宗遂于闰九月初六日出发前往万寿山，并于初八日率领申时行等辅臣、九卿以及诸司有职事者扈从百官亲阅寿宫于大峪山。时九卿吏部尚书杨巍，户部尚书毕锵，礼部尚书沈鲤，刑部尚书舒化，工部尚书杨兆，工部侍郎何起鸣、倪光荐，兵部侍郎石星、辛应乾，佥都御史赵焕，大理寺少卿王用汲，太常寺卿何源，礼科都给事中王三余，御史周希旦，武臣定国公徐文璧，恭顺侯吴继爵等人皆有疏，乞请神宗勿改卜。众多大臣为何不惜触怒神宗进行强谏，申时行指出了原因：“时銮舆已四出，供费浩繁，而将作之费已巨万，九卿皆有忧色，各具疏请上独断。”当然，除了这一客观原因，亦不乏江东之所指的若改卜则支持己说之原因。不过神宗对众人的阻拦置若罔闻，继续阅视其他吉地，他先是亲阅黄山，至于宝山，复至大峪山覆阅，又至东井平冈地。在认真勘查后即于幄次召入四辅臣，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朕徧阅诸山，惟宝山与大峪山相等，但宝山在二祖陵之间，朕不敢僭分，还用大峪山。说与该衙门。工程着上紧兴造。”再次选择大峪山，对神宗而言是无奈之举，但确让申时行等人欢欣鼓舞，他们立即大赞云：“皇上退让二陵，仰见尊祖敬宗之心，臣等不胜钦仰。且寿宫吉地，无如大峪山，诚如前日圣谕所谓佳美毓秀。今蒙裁定，大小臣工无不欢忻踊跃。”

神宗再次择定大峪山不仅让申时行等人如释重负，其私人陈与郊亦更加理直气壮，他不失时机地上疏将江东之等人视为二三奸臣，斥责说其自阻挠吉壤以来不仅蔑视朝廷诏令，还拒抗台谏弹章，毫无廉耻，且阴邪、险毒、无赖，为人侧目恨之、唾面骂之。其初见大峪山列之第二，“则哓哓向人曰大峪山主势尊隆，明堂开敞，何得不首献朝廷？踰年而欲假借倾危，遂忽变其说，曰方向不然矣。既而度形胜森严，方向不可议，则毁之曰石山。既而见土色明润，石骨又不可挠，则诬之曰移表。支吾转换，谓可恣意面欺，不意圣明即令植等选择，方才穷窘，愈益乖张，乃私带铁锥，将吉壤擅行锥刺。且皇上令其会择别地，又未尝敕其审视大峪山，敢于万万年钟祥毓秀之宫忍心无惮，又闻诸陵靡不用锥锥动者”，可谓凶残无忌，请求神宗将江东之等人立赐斥逐。陈与郊不遗余力地攻击李植等人，目的无非是将其斥逐，替申时行发声，但疏上亦未奉旨。

虽然神宗最终选择了大峪山作为寿宫吉地，但大臣集体请求不要改卜的举动有拂其意，让他意愤难平，事后他专门将部院诸疏拿给辅臣看，质问说：“朕看阅寿宫，自有主张，他每原不知风水，如何纷纷来说？”看到神宗面色不虞，时行等人赶紧宽慰说：“大峪山原系吉壤，皇上聪明天纵，一经圣览，自有定裁。但皇上此行，上自两宫圣母，下至六军万姓，无不愿皇上亟赐裁定。近因人言，恐圣心有所疑惑，所以九卿诸臣有所陈奏。”神宗又曰：“且待朕看定。如何这等忙迫？是甚么意思？”时行等人回答说：“诸臣之意，不过欲仰赞圣裁，亦无他也。”不过，辅臣的极尽奉承的宽慰并未完全让神宗释然，他复以御史柯挺之疏授时行，曰：“柯挺初说要向简山，如何又不说了？着他回将话来。”时行解之云：“柯挺初时原有此议，因张邦垣说己亥于景命相妨，所以不敢固执前说。”神宗复以李植等人疏授时行，说其疏内有“青白顽石”语，时行对云：“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色麻顽或带黄黑者，方谓之顽，若其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石矣。”神宗又曰：“李植等原择三地，二处不堪，其宝山一地亦可，着调外任罢。”时行对云：“圣裁允当。”在申时行等人一一为神宗耐心解惑后他始释然，不再责怪诸大臣，同时考虑到李植等人所推荐的宝山可用，下令将三人外调，对见风使舵的柯挺予以诘责，将他与主理寿宫择址及营建事宜的张邦垣一同罚治，邦垣罚俸四个月，挺罚俸两个月。

寿宫择址经过一番波折后终于尘埃落定，辅臣等对神宗的独断予以高度称颂。申时行云：“兹者皇上亲纡宸跸，审阅寿宫，天作高山，陟降并经于睿览，神输吉壤，裁成独断于圣心。”许国云：“恭惟皇上，神谋独断，睿览旁通，折盈庭之论于片辞，定卜世之符于俄顷。”王锡爵云：“仰惟皇上大孝承亲，沉几照物，周原卜壤，培万年天保之基，禹范稽谋，辩三至人言之感，肆属车之再驾，乃初筮之果谐。”王家屏云：“初筮即吉，屡省乃成，匪藉人谋，实彰宸断。”而李植认为神宗最终选择大峪山，是王锡爵暗中操控的结果：“及植等相择吉地三处，绘图进览，颇惬圣心。柯挺为乙酉解元门生，子午不识，阁下命之驾言熟知风水，入山到处乱说，破坏吉地。皇上欲用宝山，阁下等又造言居裕、茂二祖中间不便，百计阻挠，毕竟要挟皇上仍用大峪山而后已。皇上万不得已，始曲从之，还朝大怒，手击张诚，连出圣旨三道：一曰植等固不知风水，你每保大峪山的，岂尽知风水？着回将话来。一曰柯挺说大峪山正对蹇(简)山，朕阅却对形龙山，着回将话来。一曰张邦垣说大峪山正对旺儿山，朕阅却对形龙山，着回将话来。三旨皆出皇上钦降，词义森严，朗若星日，竟无一人回话。”将此与神宗与辅臣对话相比照，可知李植所说并非完全虚言。谈迁则指出：“形家专门之学，储臣深其术则当言，否则无谓也。大峪山势斜走，时多异论，吴县持之益坚，裁以宸断，至乘舆四驾。噫，主上富于春秋，岂亦习形家言乎？盖辅臣饵一二近侍，以蛊圣聪而钳多口。至于举朝保奏，阿后土以欺皇天，乘龙之日财二十余年，寝园不守，其祸最速，则当时异论要未可尽非也。”他不仅对申时行等人的所作所为持批评态度，亦对李植等人的异议予以一定程度的肯定。

总之，在此轮纷争中，李植等人以寿宫有石弹劾申时行，确有借机倾排申时行之图谋，而历经被言路弹劾的申时行深知其意并果断还击，其同伙王锡爵更是推波助澜，带动朝臣集体谴责李植等人，加上确实无其他吉壤可选，神宗无奈之下仍旧选择了大峪山，此轮纷争最终以李植等人被外调、寿宫主选者张邦垣和见风使舵的御史柯挺被罚俸而结束。

三、倒张风潮下言路与申时行内阁的对峙与倾轧

神宗寿宫择址之争发生在倒张风潮如火如荼之际，因而深受其影响。《明史》载，张居正去世后张四维执政，他一改前者的严苛做法，行宽大之政，使得“朝政稍变，言路亦发舒，诋居正时事”，“于是居正党大惧。王篆、曾省吾辈，厚结申时行以为助。而冯保欲因两宫徽号封己为伯，恶四维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贿保，数短四维；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书王国光媚四维，拔其中表弟王谦为吏部主事。时行遂拟旨罢国光，并谪谦。四维以帝慰留，复起视事。命甫下，御史张问达复劾四维。四维窘，求保心腹徐爵、张大受贿保，保意稍解。时行乃谪问达于外，以安四维。四维以时行与谋也，卒衔之。已而中官张诚谮保，保眷大衰，四维乃授意门生李植辈发保奸状。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变”。以张四维授意门生李植等人斥逐冯保为契机，在神宗的支持下，倒张派掀起了猛烈的倒张风潮。

梁子琦弹劾徐学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平心而论，梁子琦弹劾徐学谟的动机很单纯，就是因怒生恨，这可由徐学谟和申时行的反复陈述所证明，如徐在《南还记》中指出梁子琦应诏后“好与诸堪舆家竞短长，几于攘臂”，自己“恐其疆执己见，令他日是非靡定，必劳万乘数出，所费不赀，稍阻其锐，覆阅之役，不复奏之同行，其人不胜惭恚，遂上书螫余”。申则指出：“始公(徐学谟)奏荐廷臣习勘舆者三人，南刑部尚书陈某、通参梁某、佥事胡某，而梁持议不合，公恶而斥之，梁怒，遂急攻公。”他还在《杂记》中指出“礼部谓其好胜喜争，前所奏地皆报罢，不列其名，子琦怒，遂疏论徐学谟而语侵余”。而梁之所以以结党弹劾徐，根本在于他是张居正的亲信。尽管梁弹劾徐结党张居正有不实成分在，但二人厚善且徐被超擢为礼部尚书为不争的事实。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徐学谟于万历八年四月升为刑部左侍郎，十二月即升为礼部尚书，对此其同乡好友王世贞就指出：“(张居正)而超用刑部左侍郎徐学谟。学谟少亦工文章，通晓吏事，而其守荆州，能为民抗持景王侵占沙市，至奏逮。已两遇劾归，居正俱力持起之田间。自成、弘后百余年来，礼部尚书必翰林擢。嘉靖之初，上以席书言大礼当意，由他曹特迁，言路攻之十余疏不止，而学谟自刑部擢，亡敢有出一语者。”《明神宗实录》亦承袭其云：“学谟，首辅张居正所厚善也。……学谟以刑部超擢，至是亡敢出一语者矣。”黄景昉更是指出徐学谟“复为江陵所知，其人能文，精吏事，向用非忝，但遂躐跻宗伯，觉破例耳”。徐学谟与张居正非同寻常的关系，在倒张风潮盛行之际，无疑给梁提供了弹劾的最佳口实。

值得指出的是，梁子琦弹劾徐学谟，牵连申时行，与张四维丁忧和申时行接任首辅有着微妙关系。一方面，在寿宫择址初期，虽然梁子琦素来执拗好争，但并未引起张四维任何不满，以致徐学谟事后尖刻地指出梁子琦“因阴挟其术，从中贵人干进，比入山则好与诸堪舆家兢短长”，其所谓的贵人就是张四维。而申时行主持寿宫事后，徐学谟不仅将梁子琦排除在寿宫阅视官员的行列之外，申时行等人还把其所择吉地摒弃殆尽，从而引发了梁的弹劾。另一方面，申时行成为首辅，对时局影响很大。由前文可知，张居正去世后，张四维与冯保等人势如水火，与申时行更“不相能”，张四维丁忧时害怕被时行取代，曾有“嗾言官具草，先攻礼部尚书徐学谟，学谟斥，因攻时行”的打算，但在“奏将上”时“以父丧去”而计划顿挫。后又重贿太监张鲸等用事者，让其散布流言说“时行故党张居正，今复得其金宝万计，为庇之”，以动摇神宗对申的信任，不过此计亦未果，但“去申”由此成为倒张派的共识。尽管梁子琦与徐学谟素无仇怨，他参劾徐只是为了“希进”，但他不失时机地把徐学谟与张居正、冯保、王篆、曾省吾等人捆绑在一起，不仅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支持倒张派的立场，更把徐学谟和申时行推上了风口浪尖，随后便有了邹元标和李植等人的接续弹劾。

邹元标弹劾徐学谟，完全出于其反张立场。徐学谟对此有明确的认知，指出：“日者某君之论，以前疏复书院，而部覆止之，遂激其忿，而风水生复纠，吾乡一人嗾之使螫，乃有此举。”在《南还记》中亦指出：“会部覆书院疏，咈言者指，而梁党因嗾之上书，以速余之去。”其中“某君”即为邹元标，“风水生”为梁子琦，“吾乡一人”“梁党”是谁徐学谟未明指。据徐所言，在梁以寿宫事弹劾他之前，邹元标就因书院事与自己结怨。所谓“会部覆书院疏”指的是在邹元标曾上疏言“私创书院毁之，诚是乃将先贤遗踪一概折废，宜敕礼部令郡邑或概议修复，或量为调停”。对此礼部覆疏认为“人情向背，视上指挥，若不辨公私，毁之未几而复之，旋继又滋地方一番骚扰。私创书院已经拆毁者不必概复，如果有先贤所遗，或系本朝敕建者，曾经拆毁，量为查复”，没有完全同意其所请。众所周知，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执政时朝廷曾下诏毁天下书院，这是件让天下儒士极为痛恨之事，邹元标作为反张健将，在张去世后要求修复被毁书院，是对其政策的拨乱反正，而徐学谟对其主张则并不苟同，二人由此互生嫌隙。加上徐为居正所超拔，让邹甚为鄙薄，因而欲去之而后快。后邹元标因建言惹怒神宗被降调，尽管申时行极力为其开脱，劝解神宗将其罚俸即可，神宗则坚持将其降调，为此《万历邸钞》将之归咎于申时行：“先是元标劾罢礼书徐学谟，学谟，时行姻娅，咸谓时行不能堪，假圣怒以逐之去。”谈迁亦云邹元标之谪，“盖申时行修徐学谟之郄也”。邹元标的被谪，势必引起同为反对张居正夺情的赵用贤等人的不满，促使了他们与言路的合流，成为反对申时行的重要力量。

面对言路的连番攻击，徐学谟意识到言路发起倒张风潮已蔓延到自己身上了：“癸未天子穆卜万年之宫，诏礼部官为之营度，于是朝士纷纷争进堪舆家言矣。乃有诪张阻咈以摇惑上心者( 梁子琦)，致厪乘舆数出，计一出辄费帑金数十万，余以职事故持之颇力，其说得无所售，因怒而螫余。而其党(邹元标)复助以相攻，余知天下之骇机动矣，亟疏乞骸，天子初不忍核唾之，已哀其恳，寻敕乘传以归。”此后果然如他所说：“盖余既去国而朝事日非矣，议论多而攻击繁兴，自是以小则加大矣，以贱则妨贵矣，以淫则破义矣，如是者十年，朝廷之上不复见前辈典刑，而当揆者亦救过靡遑，不能自安其位矣。”而精明老练的申时行早就对言路的目的心知肚明，为了避免惹祸上身，他不惜忤逆神宗意愿，断然作出让徐致仕的决定。

李植等人再次以寿宫事弹劾申时行，一则是接着梁子琦借寿宫事而弹劾，正如申时行所说，李植等人与梁子琦厚善，欲因事起衅，遂共疏言大峪非吉，劾监官张邦垣等欺罔，凸显出两次以寿宫说事，前后有着内在的关联。二则是在除掉徐学谟后，言路继续完成去除申时行的重任。

在李植等人以寿宫事弹劾申时行之前，万历十二年三月御史丁此吕揭发兵部员外郎稽应科、山西提学副使陆檄、河南参政戴光启为乡会试考官时“私居正子”，礼部侍郎何雒文代居正子“撰殿试策”，吏部侍郎高启愚主持南京试时以“舜亦以命禹”为题目，为张居正劝进，请求将几人罢斥。辅臣申时行、余有丁、许国皆为居正子之座主，害怕受到牵连，遂驳斥说“考官止据文艺，安知姓名，不宜以此为罪”，乞请神宗令吏部根据官评以定去留。吏部接旨后尚书杨巍根据申时行等人的建议奏请将何雒文贬退，稽应科、陆檄调任，留任高启愚、戴光启，并以丁此吕陷害高启愚建议将其贬官，为神宗采纳。丁此吕被罚旨意一出，御史江东之、李植、杨四知、王士性等人立即上疏为其鸣不平，交章劾巍，并侵时行，致使二人上疏求去。神宗为了缓和矛盾，在慰留时行和杨巍的同时欲召还此吕，不料遭到余有丁和许国的反对，许国措辞严厉地批评言路生事，中行、用贤结党，后者上疏反斥，又致许国避位不出，“于是左都御史赵锦，副都御史石星，尚书王遴、潘季驯、杨兆，侍郎沈鲤、陆光祖、舒化、何起鸣、褚鈇，大理寺卿温纯及都给事中齐世臣、御史刘怀恕等，极论时行、国、巍不宜去。主事张正鹄、南京郎中汪应蛟、御史李廷彦、蔡时鼎、黄师颜等又力攻请留三臣者之失”，一时间朝堂上龃龉不已，恼怒的神宗遂留三臣而责言者，强行平息了此事。

此次纷争是张四维丁忧后言路和以申时行为首的执政方间的首次大冲突，由张的门生丁此吕发起，不仅得到同门李植等人的积极响应，亦得到由张四维起用的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而颇具声望的赵用贤、吴中行等人的声援。二者的联手让申时行等人瞬间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当事人之一的许国在指出丁此吕弹劾高启愚是受给事中王亮的指使的同时，更对言路横口诋排申时行义愤填膺，斥责说赵用贤、李植等人党同伐异，诬上行私。另一当事人杨巍则直言丁此吕以科场事上疏的目的是去申时行，赵用贤、吴中行、沈思孝和李植、江东之、羊可立结党，一则报复，一则要取高位：“吴、赵二翰林，江、李二御史，沈郎中、王给舍口称攻击江陵，其实欲惑圣心、撼大僚、去三阁，下另用一番人，其势甚危。”正是此种认知不仅让申时行等人进行了有力反击，亦让其对李植等人充满了防备与忌恨，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因此加剧。

虽然此次较量言路被罚，但神宗对李植等人仍宠信有加。《明神宗实录》指出李植等人因参劾冯保等人得上意，后杨巍斥责弹劾高启愚的丁此吕，李植等人乃声援丁此吕，弹劾杨巍并牵连辅臣申时行，杨、申二人遂上疏求罢，许国上疏保留，李植等人又与许国相构不休，上虽屡旨切责，然尚未有意去之。不仅如此，李植等人还因弹劾张居正私党刑部尚书潘季驯而被擢用，李植升为太仆寺少卿，江东之升为光禄寺少卿，羊可立升为尚宝司少卿，这招致辅臣及其亲信更大的忌恨，正如夏燮所指出：“上追雠张居正甚，以李植、江东之、羊可立先后发其奸，欲骤贵之，而为申时行等所持。及植劾尚书潘季驯，论削籍，上遂手诏吏部，擢植太仆少卿，东之光禄少卿，可立尚宝少卿，并添注。于是廷臣益忌植等。”

为了打击其气焰，执政方随之发动连续反击。辅臣亲信御史蔡系周斥责李植等人“尊胁廷臣，专权之渐也”，“植迫欲得吴中行柄国以善其后，中行迫欲得植秉铨而骋其私，倘其计得行，势必尽荼善类”。在此前寿宫择址之争中因支持辅臣、抗疏保大峪山之吉而被称为保山给事的齐世臣等亦交章劾李植等人，致使后者杜门乞罢。为了将其逐出朝堂，辅臣的支持者御史龚仲庆又借机疏论李植等人为邪臣，神宗恶其排挤，将其降级外调。而李植则反斥几人交章攻劾与自己欲言寿宫事有关，指出自己于万历十三年春“陪祀茂陵，过大峪山，见所阡玄宫纯是顽石，众相徘徊嗟叹不忍去。祀毕还，司寇舒公化、佥都张公岳、大理何公源相继下顾，咸从臾上疏蚤言”，谁料“方欲言而机泄，攻者蝟起，历四五六凡三月，日无虚牍，上厌而震怒，黜御史龚仲庆”。不仅如此，他们进而发动了对申时行的弹劾。

尽管李植等人以寿宫说事确有回报神宗赏识之意，但在彼此针锋相对的情况下更有打击申时行的盘算。文秉就指出：“时方营寿宫，吴县(申时行)寔董其事，江、李承间言寿宫非吉壤，欲以倾吴县而起蒲州(张四维)。”文秉所说“倾吴县”可由申时行等人的言辞佐证，除了申直言其目的是倾排自己外，杨巍更是披露江东之的“考试师”耿定向事前告诉他说“诸人欲以山陵去首相”，自己开始并不相信，不料“数日，御史李植上疏谓寿宫不吉”，弹劾申时行。在《又自叙履历》中更是指出“及其(以科举事倾排申时行等)不遂，江、李诸人又假称寿宫不吉以陷首相”。其所说“起蒲州”则不现实，因为张还在丁忧中，而由前文可知时李植等推戴之人亦非张四维而是王锡爵。不仅如此，樊树志先生还指出，李植等人在推荐王锡爵的同时，亦引荐刑部侍郎张岳、太常寺卿何源入阁，彰显出几人确实想借机对内阁进行大换血。

面对李植等人的攻击，申时行等人亦果断予以反击，并趁机反守为攻。其中王锡爵起了关键作用，他不仅对李植等人排挤申时行予以严厉谴责，更是带动众多官员站在申时行一边，群起攻击李植等人，直接促使神宗对李植等人的态度发生转变，正如《明神宗实录》所言，王锡爵反斥疏上后“上意始移”。

在这场较量中，双方除了明争外，私下也竭尽所能进行了运作。李植等人就“遍行金钱赂上所亲信小竖、当时号为十俊者，数以蜚语动上”，不过其力度远不如执政方大。王锡爵除了大张旗鼓抨击李植等人外，私下更是不遗余力对几人威逼拉拢。李植指出在自己被弹劾杜门时，刚入都门的王锡爵专程到自己府邸劝自己辞官，不仅如此，同馆同年曾朝节、陆可教、顾绍芳亦奉锡爵之命来劝解自己辞官。等到自己开籍相见，锡爵更是惓惓庇护时行，孜孜劝自己认过，自己对曰：“门生做御史，止参得个冯保、江陵，再伤那一个善人，干那一件歪事，老师当面指教。植有不降心服罪者，非夫申老师明明教人攻击门生，如何说门生难为申老师？”锡爵无言以对。七月二十五日邸报有大峪山兴工之旨，自己与江东之、羊可立遂构一疏，“疏就日已暮，子夜缮完，黎明入”，皇上正欲止钦差不去，因为自己先已陛辞，揭送内阁后锡爵马上差人送给时行，时行从山中联络张诚，锡爵攻击之疏亦随之露章而上。后神宗有再择吉地之意，并令自己和江东之等多择几处吉壤待选，“植等朝房相见，阁下挺身举手厉声曰：‘此三公得意之秋。’植复曰：‘寿宫，国家万年大计，植等受上知遇，感恩图报，岂借此以博荣显？’阁下又挺身曰：‘凭三公言山，只不许难为申老先生？’植又复曰：‘申老师不以宗社为重，庇护亲戚，老师又不以君父为念，偏护朋友，谓公义何及坐？’”王锡爵还致信同为反张派的沈思孝，劝说他一道保大峪山，但遭其拒绝。

王锡爵之所以卖力支持申时行，在于他对李植等人投机取巧、骄横生事、排挤辅臣深恶痛绝。而他的举动亦遭到了给事中彭惟成的谴责，彭指出王锡爵“赖二三君子竭力推彀而后起之田间，阁下入都门，登政府”，与申时行深结纳，“遂出八不平疏，以诋排二三君子，昧心负友，识者已薄阁下之为人矣”。其攻击江东之、李植等人更是不厌人心。“大峪山之有石无石，扦表之自北自南，玄宫之屡移屡下，万目共睹，不可掩也，独吴门牵于徐学谟葭莩之情，屑越皇上亿万年之计。彼时学谟对人曰‘我那管得他这许多，那时我不知在那里了’。嗟嗟，此可谓之有人心、有臣礼乎？吴门庇学谟，阁下庇吴门，转相维持，交相弊锢，自江、李一谪而寿宫之事遂噤口，无敢复言者矣。”

执政方的大肆攻击和暗中拉拢，加上神宗认定大峪山的坚决态度，使得朝堂舆论完全倒向了申时行一边，由此便有了神宗再至大峪山择吉地时，诸大臣不惜冒着触怒神宗的危险集体疏请勿改卜的举动。不仅如此，诸大臣更是对李植等人予以集体挞伐。据杨巍记载，神宗亲至大峪山时人情汹汹，他和沈一贯乃上疏批驳李植等妄言，“各衙门皆上疏，南北诸公始知诸人欲乱朝政，非真为国者也。天下恶之，皆归之矣”。在众人的合力攻击下，为了避免再起衅端，神宗遂将李植等人外调，为此夏燮尖锐地指出：“盖自八月论大峪山后始出植等于外，以王锡爵之反戈也。”由李植等人发起的“倒申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以致谈迁有“李植等始撄其鳞，终触其藩”之论。

李植等人被外调后，远在乡下的徐学谟获悉后不禁额手称庆，他在写给顾章志的信中云：“时值寿宫议定，弟亦得晏然于丘壑。瑶老有书来，云某某内外交攻，所幸蒲州捐馆，四人之焰气宜无所恃以续薪矣。此有天意，非人力也，其为宗社大庆何如耶？”其中瑶老乃申时行，他说的某某内外交攻，即张四维和其门生李植等人联合攻击自己，而李植等人被外调一个月后张四维去世，没了靠山，李植等人自然也就随之偃旗息鼓。申时行之语切实道出了李植等人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攻击自己，根本在于背后的推手是张四维，揭示出了双方冲突的症结所在。

结语

总而言之，由寿宫事引发的纷争，从一开始就受到倒张风潮的影响，并与张四维与申时行的暗斗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在张四维丁忧、申时行接任首辅后，倒张派随即把矛头对准了申时行。梁子琦以寿宫事弹劾徐学谟、牵连申时行，虽起于偶然，但他以结党弹劾二人，俨然成为倒张风潮的一部分。邹元标接续梁弹劾徐学谟，李植等人以寿宫事弹劾首辅申时行，更是倒张运动的具体体现。三人因此被时人列入“十君子”之中，方志远指出，所谓的君子，即为抨击皇帝及内阁、内监者。而由此发起的“倒申”成为此后言路的共识以及重要任务。

面对弹劾，申时行则表现出了灵活的应对能力。当邹元标接续梁子琦弹劾徐学谟时，他害怕事态扩大波及自己，毅然不顾神宗意愿而拟旨让其致仕，强行平息了纷争；而当李植等人再次以寿宫事直接攻击他时，申时行则果断予以反击，并在亲信的支持和助攻下给李植等人以重创，从而化被动为主动。与此同时，在与言路的较量中，围绕申时行逐渐形成了包括辅臣、吏部以及言路等在内的执政派，他们在此后的朝堂纷争中不断与言路相齮龁。

总而言之，由寿宫事和科举事引发的纷争，不仅开启了反对申时行的运动，亦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使得言路与执政间结怨加深、势成水火。这种双方因立场不同而在实际朝堂事务中纷争不已的情形，不仅贯穿申时行执政的始终，亦主导了此后的朝堂局势。

本文原载《明史研究论丛》（总第二十六辑）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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