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9年9月17日，福建永定牛牯扑村外，山路上突然传来密集枪声。病中的毛泽东躺在深山竹寮里，身边只有几名警卫和赤卫队员。敌军从多个方向压来，人数远远超过守卫力量，而真正决定他能否脱险的，并不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
那年夏天，红四军在闽西活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暂时离开了前委书记岗位，随后应闽西地方党组织邀请，前往上杭蛟洋指导农民运动。工作刚有起色，他便染上疟疾，反复发热，身体迅速消瘦。
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治疟疾没有多少有效办法。组织上先把他安排在永定下寨村一名党员家中休养，并由粟裕负责警卫。请来的几名乡村医生面对高热病情也难有良策，敌情又不断变化，毛泽东只得再次转移。
牛牯扑山多林密，群众基础较好。赤卫队员陈添裕把毛泽东接到自家附近，又和乡亲们在天子崠搭起几间竹寮。床、桌椅、锅灶，都是就地取材。竹屋简陋，蛇虫鼠蚁却少不了，但对一个需要隐藏的病人来说，这里比村中住处安全得多。
毛泽东当时使用“杨子任”这个化名。陈添裕说客家话，听来听去，把“子任”听成了“主任”，于是大家都跟着称他为“杨主任”。这个称呼朴素，却也说明村民并不知道竹寮里住着怎样一位人物。
陈添裕家境并不宽裕，却把鸡蛋一枚枚攒起来，隔三差五送到山上。毛泽东病情稍缓时，也会下山和农民交谈，问他们种田、收成以及过去受地主盘剥的情形。话说得不急，往往从一件农活谈起，再讲到土地和穷人为什么要组织起来。
有意思的是，危险并没有因为山林偏僻而消失。村中地主张克识对红军心存怨恨，从“杨先生”的谈吐和来往人员中，猜到竹寮里可能藏着重要人物，便向民团告密。林蔚民得到消息后，又将情况报告给大埔县方面，准备趁毛泽东疟疾发作时下手。
敌人把日期定在9月17日。那天既是毛泽东可能发病的日子，又逢中秋，许多村民在家，便于搜捕所谓的“通匪分子”。13个民团和大埔县保安团共六百余人进入山区，牛牯扑村很快被包围。
民团先放火焚烧卢其中的房屋，试图逼出赤卫队。卢其中的妻子赶到山上报信，警卫人员随即判断，敌人已经掌握了大致方向。粟裕手头只有五十多名战士和部分赤卫队员，他没有恋战，而是决定由自己带人阻击，掩护毛泽东向雨顶坪方向转移。
毛泽东这时已高烧发作，连站立都十分困难。陈添裕和同伴起初想用担架抬行，可崎岖山路无法保持平稳，只好改为架着他走。枪声越来越近，毛泽东明白形势凶险，曾对陈添裕说：“不要管我，你们先走。”
陈添裕没有争辩，只把毛泽东背到身上。十华里的山路，看似不长，实则满是碎石、荆棘和陡坡。陈添裕穿着草鞋，脚底很快被石块和山刺划破，仍咬牙向前。毛泽东几次让他放下，背负者却像没有听见，只顾沿熟悉的小道奔跑。
抵达雨顶坪后，接应的乡亲刚围上来，陈添裕便因脱力倒下。众人这才发现，他的双脚血肉模糊，砂砾和木刺扎在脚底，只能用缝衣针一点点挑出。毛泽东坐在一旁，反复念叨：“多亏了陈添裕同志。”
次日，毛泽东准备离开，向乡亲借来纸笔，写下三元钱欠条，记下帮助过自己的农民姓名。钱数并不大，可在当时却不是小数目。欠条交到陈添裕手中时，毛泽东还叮嘱他，革命胜利后可以来找自己。
陈添裕并不知道“杨主任”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把这张欠条当成日后索取回报的凭据。多年以后，村民才得知，那位曾在竹寮养病、被人背过山岭的病人，正是毛泽东。
1953年国庆前夕，陈添裕曾受邀赴北京参加观礼。因妻子临近生产，他把机会让给堂弟陈奎裕。见面时，毛泽东很快认出对方并非当年背自己的人，却仍热情握手，说道：“我没有忘记牛牯扑的同志。”
那场围捕中，红军的枪支和兵力都处于劣势，真正打开生路的，是群众熟悉山路、敢于遮掩、甘愿冒险的行动。陈添裕背上的不只是一个病人，也是一段尚未被许多人看清的革命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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