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8年11月15日，北京中南海仪鸾殿，病重的慈禧太后召见载沣、张之洞等大臣。此时，光绪皇帝已经去世一天，清廷上下还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而慈禧也清楚，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没有把精力放在寿宴、医药这些事情上，而是紧紧抓住了手中的权力。临终前留下的几项安排，看似是在处理皇位和丧仪，实际上却是在替清王朝重新布置权力格局。
这场安排的背景，并不简单。
慈禧一生真正进入权力核心，始于咸丰帝去世后的辛酉政变。1861年，咸丰帝病逝于热河，年幼的载淳继位，肃顺等八名顾命大臣负责辅政。慈禧与慈安两宫皇太后随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回到北京发动政变，八位顾命大臣或被处置，或被革职，朝廷大权由两宫太后掌握。
慈禧由此开始垂帘听政。慈安性情谨慎，对政务并不热衷，奕訢后来又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慈禧逐渐成为清廷唯一的实际掌舵者。
她并非没有政治手腕。面对复杂的内外局势，慈禧能够多年维持权力平衡，也懂得利用亲王、军机大臣和皇室成员相互牵制。只是这种能力更多用来巩固个人地位，而不是推动制度改变。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接连发生，清廷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
光绪皇帝长期受到慈禧控制。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置于瀛台，名义上仍是皇帝，实际上已经失去处理政务的自由。1908年11月14日，光绪在瀛台涵元殿去世，终年三十八岁。
关于光绪的死因，历史上长期存在争议。2008年，相关研究人员对光绪遗物进行检测，发现头发等样本中的砷含量异常，研究认为光绪属于砷中毒死亡。但毒物如何进入体内、具体由谁实施，仍缺少能够完全坐实的直接证据。把责任简单归于某一个人，未免过于武断。
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去世第二天，慈禧便召集重臣处理继承问题。她的第一项安排，是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溥仪当时只有三岁，按照清朝惯例，幼主即位意味着朝政必须由大臣或亲王代为处理。
第二项安排，便是让载沣担任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的弟弟，也是溥仪的父亲。慈禧选择他，既有血缘关系的考虑，也有现实权力的盘算。一个年幼的皇帝，需要一位能够镇住朝廷、掌握军政的近支亲王。
第三项安排，是让隆裕太后参与牵制载沣。慈禧明白，摄政王一旦权力过重，便可能形成新的权力中心，因此留下了“重大政务须与隆裕太后商议”的框架。
这几项决定，表面上是为了保证皇位平稳交接，实际上也说明慈禧对摄政制度并不完全放心。她既要有人替皇帝办事，又不愿出现一个不受约束的强势人物。
第四项安排涉及身后丧仪。慈禧要求自己的梓宫与光绪的棺椁分开安置，不与光绪合葬。清代帝后丧葬制度极其讲究，棺椁停放、陵寝归属都有严格规制。这样的安排，既是对皇家礼制的处理，也带着她与光绪长期政治关系的复杂痕迹。
最出人意料的，是第五项。
慈禧明确提出，今后不得让后宫干政。一个通过后宫身份走上权力巅峰、并实际主持朝政数十年的太后，在临终前却留下了限制后宫干政的安排，反差极大。
据相关记载，她的意思很清楚：皇帝年幼时可以有太后辅佐，但后宫不应借此长期掌握国政。这里面或许有对自身经历的反思，也可能是担心清廷再次出现类似局面。无论动机是什么，这条安排都构成了对自己政治生涯的一种否定。
当天的宫廷气氛十分紧张。有人请示继承事宜，慈禧只回答：“立嗣之事，不可再迟。”这句话未必是逐字原话，但符合当时局势：光绪已死，皇位不能空悬，任何迟疑都可能引发新的争斗。
11月15日下午，慈禧在仪鸾殿病逝，终年七十三岁。她死后，三岁的溥仪即位，载沣摄政，隆裕太后参与决策。只是这套安排还没有来得及真正稳定下来，清廷便迎来了更猛烈的政治冲击。
慈禧临终前的五项决定，既是权力传承，也是她对身后局势的最后干预。其中禁止后宫干政一条，尤其耐人寻味：它没有抹去慈禧留下的政治影响，却把这位太后本人置于制度警告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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