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按常理看，丁盛并非新疆的陌生人。此前，他曾在新疆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司令员，对当地部队、兵团和地方情况都有接触。更重要的是，王恩茂受到冲击后，新疆需要一位熟悉军政事务、又有较强部队威望的干部。
然而，丁盛没有顺势接受。他向周恩来说明，自己更适合留在军区从事军事工作，不适合主持地方事务。这个回答，乍看像是拒绝提拔，实际上与他在新疆的经历密切相关。
丁盛的长处，一直体现在带兵和作战上。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旅、师级指挥员，积累了在复杂战场上组织部队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加过抗美援朝、西藏平叛以及对印自卫反击战等军事行动。
他习惯的工作节奏，是研究敌情、部署兵力、解决战场难题。相比之下，新疆的工作远不止军事指挥，还涉及地方治理、生产建设、民族地区事务和各方面关系协调。丁盛并不是没有做过生产工作，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参加过大生产，也曾接触过开垦任务，但那与长期主持一个地方的全局工作，完全是两回事。
他在新疆任职时，最大的感受之一，便是能够直接调动的作战力量有限。新疆军区当时并非野战军区，主要部队数量不多，生产建设兵团的主体又是承担屯垦任务的转业人员。对一个习惯了指挥成建制部队的将领来说，到了那里，往日熟悉的军事舞台已经发生了变化。
更让丁盛难以适应的，是当地复杂而紧张的政治环境。
1966年以后，新疆地方和军区的领导干部陆续受到冲击。王恩茂作为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和新疆军区领导，处境尤其艰难。丁盛也被扣上各种未经事实证明的帽子，受到质问、批评，甚至有人到他过去工作过的部队调查，试图寻找所谓问题。
那些调查并没有查出能够成立的事实，但冲击并未因此停止。批评逐渐波及家庭，住处被查抄，个人安全也受到威胁。有一次，军区方面得到消息，第二天的集会上可能出现严重情况，便秘密通知丁盛不要出席，并安排人员把他送往机场，转赴北京。
这次离开十分突然。知道内情的只有王恩茂、郭鹏、张希钦等少数人，连丁盛的家属也未被提前告知。第二天，他没有出现在会场，相关人员便转而到其家中查抄。此后，又有人以集体行动相逼，要求把丁盛召回新疆接受批评。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先让张仲翰出面做工作，局面没有缓和，才同意有关人员组成代表团到北京。丁盛没有被送回新疆。经过多次沟通，中央方面还对新疆部分领导干部回去工作的安排作出规定，试图让当地秩序恢复下来。
可局势并没有就此平静。有人要求丁盛公开表态，赞成打倒王恩茂，他不愿附和，随即又遭到更大压力。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各地政治冲突进一步升级，新疆方面也受到波及。王恩茂、张希钦、郭鹏、裴周玉和丁盛等人再次赴北京，地方工作事实上很难正常展开。
丁盛曾向黄永胜谈到自己的处境：“造反派搞得我不安宁，几次搞得很厉害，我待不下去。”这句话不长，却说明了他的判断：问题已经不是个人能否忍耐，而是原有的工作环境已经无法保证正常履职。
不久之后，丁盛被调往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广州与新疆的工作性质不同，军区系统也更符合他的专长。即便当地同样存在复杂情况，但丁盛在广州的军事身份和既有经历，使他不必重新陷入地方权力冲突之中。
因此，1968年周恩来再次提出让他赴新疆主持工作时，丁盛没有把它看成单纯的升迁机会。他清楚自己经历过什么，也明白新疆当时面对的困难。他对周恩来说，自己不适合地方工作，留在军区更能发挥作用。
这并非丁盛不愿承担责任，而是他对个人能力边界和新疆局势作出的现实判断。后来，随着黄永胜调离，丁盛在广州军区接任主要职务。对他而言，留在内地军区担任副职，反而比回新疆主持全局，更接近自己熟悉的军事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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