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10月，朝鲜北部战局骤变，彭德怀临危受命，赶赴边境主持志愿军作战。面对陌生的战场和强大的对手，他没有把胜负寄托在某一支部队身上，而是依靠一批经过长期战争锤炼的将领，把不同部队拧成了一股绳。
有人问：“彭总，能不能守住？”
彭德怀回答：“不只是守，要把敌人打回去。”
这句话，折射出他的用兵风格：关键时刻敢于担当，更善于识人用人。若把他的军事生涯分开来看，麾下真正称得上“虎将”的人物，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最重要的军事班底，形成于红三军团。1928年平江起义后，他率部走上井冈山，红三军团逐渐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力量。那时部队装备简陋，战斗频繁，能在身边协助统筹军务的人，必须既懂作战，又经得住生死考验。
邓萍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自平江起义起，他长期担任彭德怀的参谋长，参与赣州、广昌等战役，也随部队踏上长征。邓萍善于判断敌情，熟悉部队情况，是彭德怀极为倚重的参谋将领。1935年2月27日，他在贵州遵义附近作战时牺牲，年仅27岁。
红三军团的师团级干部同样勇猛。寻淮洲担任红五师师长时，已经以果断突击著称；洪超担任红六师师长，作战坚决，行动迅速；张锡龙也曾担任红四师师长。遗憾的是，这批早期将领大多没能走到革命胜利，牺牲不仅是个人命运，也反映出土地革命战争的残酷程度。
长征途中，洪超在1934年10月于江西信丰百石村附近作战牺牲，年仅25岁。此后，李天佑、曹里怀等人逐渐成为红三军团的重要骨干。李天佑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上将，曹里怀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们身上保留着红军时期彭德怀部队那种敢打硬仗的传统。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副总指挥，指挥范围明显扩大。此时的“虎将”已不再局限于一个军团，而是分布在各师、各旅和各团之中。左权长期协助八路军总部处理作战事务，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等师级将领，也在不同战区执行着艰巨任务。
有意思的是，彭德怀带兵并不靠一味严厉。他看重的是战场表现，谁能在危急时刻顶住，谁就能得到重用。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各部协同破袭交通线，既考验部队战斗力，也考验指挥员组织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彭德怀麾下的将领，正是在这类硬仗中逐渐成熟。
解放战争转入西北战场后，彭德怀面对的是胡宗南部优势兵力。1947年西北野战军成立，部队数量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作战却不能保守。彭德怀采取“以小制大、调动歼敌”的办法，连续组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斗，逐步扭转西北战局。
这段时期，张宗逊是他身边的重要助手。张宗逊早年就是红三军团的团级干部，长期在彭德怀麾下作战，后来担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等职，对部队指挥和后勤保障都很熟悉。两人的配合，带有一种老战友之间的默契。
第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作战勇猛，负伤后仍坚持指挥；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善于带领部队长途机动作战；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沉稳细致，重视部队训练。杨得志、周士第、郑维山、王新亭等将领，也先后在西北战场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将领的特点并不相同。贺炳炎敢打，王震能闯，许光达善于建设部队，杨得志则擅长在复杂局面下组织进攻。彭德怀能够把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将领放到合适位置上，这种用人能力，是西北野战军屡次以弱胜强的重要原因。
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麾下的将领又换成了另一套阵容。邓华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副司令员，洪学智负责重要的指挥和后勤工作，韩先楚、杨得志、杨勇等人分别承担兵团级指挥任务。前线部队则由一批久经战阵的军长率领。
梁兴初指挥第三十八军，吴信泉指挥第三十九军，温玉成指挥第四十军，吴瑞林指挥第四十二军；秦基伟率第十五军，王近山、张翼翔等人也在关键战斗中担负重任。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面对火力、制空权均占优势的对手，能够稳住阵脚，离不开这些将领的临机处置。
1952年秋，上甘岭战役打响，秦基伟指挥第十五军坚守阵地。坑道、炮火、反复争夺，每一项都在考验指挥员的判断。彭德怀并非事事插手，而是给前线将领留下相当空间，只在战略方向和重大部署上作出决定。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此前在彭德怀指挥下并肩作战的将领，来自红军、八路军和各大野战军，既有邓华、洪学智这样的高级指挥员，也有秦基伟、梁兴初、吴信泉等一线军长。三类时期，三套班底，构成了彭德怀军事生涯中最具分量的将领群体。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