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虎 | 宗藩颁历与自行正朔：中国历代王朝与越南的时间政治

宗藩颁历与自行正朔：中国历代王朝与越南的时间政治

汪小虎

华南师范大学

摘要： 中国历代王朝对越南的颁历授时活动时断时续，其形式也经历变迁，在总体上符合“朝贡体系”的理想模型。北宋前期，交趾只是诸多颁历对象之一，双方形成了持续稳定的颁历关系。南宋时期，颁历对象仅有交趾（安南），以此装点“朝贡体系”的门面。元朝主要是向安南通告新帝登基改元，同时颁历。明嘉靖中期，安南莫朝臣服并求颁正朔，遂依琉球之例，自广西印造颁给。清乾隆后期，安南西山朝臣服且态度恭顺，遂参照朝鲜之例，每年自北京发给时宪书。至于该国国内能否奉行正朔，中国诸王朝的期待只是一厢情愿。自交趾独立建国之初，即称帝建元，还设立天文机构，掌握历法，在中南半岛经营自己的王朝时间体系。阮朝时期，颁历授时之政臻于完备，越南还开始颁历藩属国。

关键词： 颁历；越南；朝贡体系；藩属国；正朔；历法

目录

一、中国历代王朝颁历越南考

1：1宋代颁历交趾（安南）考

1：2元代颁历安南考

1：3明代颁历安南考

1：4清代颁历安南（越南）考

二、越南的颁历授时之政

2：1官方天文机构与历法

2：2阮朝国内颁历授时的规模

2：3阮朝“朝贡体系”下的颁历藩属国

三、越南对正朔问题的态度

四、讨论

古代东亚地区的政治文化传统中，颁历授时具有政治仪式的特征。“正朔”的最初含义，正为年始，朔为月初，汉唐之际，其内涵进一步拓展，实际指王朝时间体系：涉及年号纪年，还有阴阳合历的闰朔节气安排等内容。诸王朝通过制定正朔，来体现上天赋予的统治权威，而臣属行用正朔，则意味着对其统治秩序的服从。官颁历书（又称历日）是王朝时间体系的载体，即正朔的实体化、物质化。因此，颁历成为确认统治关系的重要标志。不同政权之间围绕正朔制定、推广与行用而展开的互动，即为本文所探讨的时间政治。

在古代东亚地区国际交往的重要方式——所谓“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的理想模型中，藩属国臣服并接受册封，按期遣使朝贡，宗主国则赐以印信、诰文、历书等。正史所见关于颁历外邦的较早确例，如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正月颁历突厥事；唐朝颁历藩属，先后有高句丽、吐谷浑、南诏、黠戛斯等。两宋时期，颁历藩属国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由于宗主国所颁之历书行用仅在当年，为了实现藩属国长期奉正朔，就需要维持颁历关系。中华帝国后期，对朝鲜、越南、琉球等藩属国持续颁历，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界已充分关注到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琉球的颁历关系；相较而言，关于中越颁历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仅零星勾勒出若干史实，既未能系统梳理其发展的脉络，亦未充分注意到越南在“朝贡体系”中作为比较对象的重要意义，更缺乏对该国接受颁历后行用情况的考察。本文尝试基于同时期东亚地区多家政权的相互参照，考察中国历代王朝（宋、元、明、清）对越南颁历授时活动的制度变迁，同时立足越南本国颁历授时之政的状况，讨论“内帝外王”型藩属国对于正朔问题的实际态度，力图揭示“朝贡体系”下宗藩颁历与自行正朔并存的复杂结构。

一、中国历代王朝颁历越南考

今越南地区在历史上国号、朝代有多次变动，本文以“越南”作为政权的统称，涉及具体对象，则用其国号、朝代。中国历代王朝之颁历越南，始于北宋，终于清末两国宗藩关系结束。

1：1宋代颁历交趾（安南）考

越南肇端于交趾独立建国。公元939年，吴权击败南汉后，自立为王，史称吴朝。公元968年，丁部领平定交趾地区，并称帝，建立“大瞿越”，又称为丁朝。北宋灭南汉后，丁朝臣服，开宝六年（973年），受宋太祖册封，并被视为藩属国。交趾继有黎桓建立的前黎朝（980-1009年），以及李公蕴建立的李朝（1009-1225年），都获得了北宋册封。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宋孝宗加封李朝英宗李天祚为安南国王。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陈朝取代了李朝的地位。

宋朝向藩属国颁历，往往伴随着朝廷诏书或敕书，一并发送。今据《全宋文》举出两宋颁历交趾（安南）诏书（敕书）21篇，另有《安南志略》所载1篇，具体如下表：

如宋庠《赐交趾郡王李德政甘州可汗王伊噜格勒雅苏历日敕书》，伊噜格勒雅苏为甘州回鹘末代君主（1029-1032年在位），李德政即李朝太宗（又名李佛玛，第二任君主，1028-1054年在位）。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册封李德政为交趾郡王，到宝元元年（1038年），才加封为南平王，故宋祁《赐南平王李德政历日诏》年代更晚。据此可见，北宋颁历交趾，最迟在李朝太宗在位前期就已开始。

北宋“朝贡体系”中，西夏、交趾为最重要的颁历对象，其颁历诏书（敕书）还存在规制格式相同的情况。李元昊之父李德明统治期间，就臣服宋朝，受其颁历。李元昊建立西夏后，经历过数年战争，宋夏两国终于在庆历四年（1044年）达成和议，受宋朝册封。据《玉海》，庆历五年（1045年）“十月辛未，始颁历于夏国”。后来，由于双方长期对抗，至少两度停止过颁历，目前仅见颁历诏书（敕书）3篇。北宋虽与交趾有战事，但宗藩关系较之西夏更稳定，流传下来的诏书（敕书）共7篇。南宋偏安一隅，国势日蹙，就只有交趾（安南）来维持“朝贡体系”颁正朔的门面。

所见北宋时期的颁历诏书（敕书）文末，常问候冬寒；南宋时，则常问候秋寒、秋凉。苏轼留下的撰写时间为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八日，周必大留下的撰写时间为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二十一日。宋朝作为宗主国，承担颁历职责，而历书又具有时效性，需要及时发出，不能延误。如淳熙十年（1183年）十月，宋廷发现次年（甲辰岁）历日有误字，紧急令礼部重新印造，再颁赐安南国。

两宋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器，可以为颁历交趾（安南）提供制度保障。北宋元丰改制后的情况较清楚，礼部主客司设有“知杂封袭朝贡案”，“掌诸蕃国入贡，并每年颁赐交趾国历日，及勘会柴氏袭封事”，据此可见，当时维持稳定颁历关系的藩属国，仅有交趾。由于历日伴随着宋廷诏书（敕书）颁去，其发送礼制之郑重，通过淳熙二年（1175年）礼部建议颁发安南国王印信事可见其一斑：“依赐历日礼例，令学士院修撰敕书，封题请宝，降付礼部，关吏部差小使臣一员，赍赴广西经略司给赐”。到庆元三年（1197年），因前述渠道出现传送历日迟滞的情况，朝廷将颁赐之事交由“枢密院使臣内依名次差拨管押前去”，并限日程送到广西转运司，并上报抵达时间给尚书省。下一步，当是由广西方面再转送安南。

1：2元代颁历安南考

蒙元与高丽关系紧密，人员往来频繁，传递物品容易，因此颁历成为常态。《高丽史》的最早记录为中统三年（1262年）十二月乙卯日，礼部“郎中高汭还自蒙古，帝颁历……”。蒙元颁历安南事迹，《元史》记载有四次。

蒙古灭大理后，于蒙哥汗七年（1257年）进攻安南，占领都城升龙（今越南河内），不久又撤回。鉴于实力差距，陈朝称臣纳贡，双方开始了外交往来。至元二年（1265年）七月，安南使节归国之际，元世祖“复优诏答之，仍赐历及颁改元诏书。”所赐之历，当为《至元二年大明历》，此时该年已过半，赍回本国就更晚了。

元灭宋后，又两次征讨安南，但都以失败告终。到元成宗即位，对安南罢兵，两国宗藩关系才稳定下来，而元朝并未对安南实行每年颁历。元仁宗于至大四年（1311年）三月即位，该年年底，元廷遣使宣诏并颁历安南。《元史》所载诏书宣告改元皇庆，并曰：“今遣礼部尚书乃马台等赍诏往谕，仍颁皇庆元年历日一本。”《安南志略》抄录了诏书的另一版本，提及奉诏官员为“大中大夫乃马歹，奉直郎兵部郎中杜兴可”。而《大越史记全书》记，陈朝兴隆二十年（1312年，元皇庆元年）五月，“元遣礼部尚书乃马反来告仁宗即位”，六月，“遣使如元”。“乃马台”与“乃马歹”发音一致，与“乃马反”当是同一人。此次乃是延续元世祖时颁历并诏告改元之故例，而以礼部尚书为正使，兵部郎中为副使。

《元史》记，元文宗再次登位后，于至顺二年（1331）正月，“遣吏部尚书撒里瓦，佩虎符，礼部郎中赵期颐，佩金符，赍即位诏告安南国，且赐以《授时历》”。《大越史记全书》记陈朝开祐二年（元至顺二年）事：“元遣吏部尚书撒只瓦，来告文宗即位。遣使如元贺。”此次是以吏部尚书为正使，礼部郎中为副使。

《元史》又记，元顺帝于元统二年（1334年）正月，“遣吏部尚书帖住、礼部郎中智熙善使交趾，以《授时历》赐之。”《安南志略》也抄录了诏书，云：“遣奉诚大夫吏部尚书铁柱，奉直郎礼部郎中智熙善往谕朕旨，赐元统三年《授时历》一本。”《大越史记全书》记陈朝开祐七年（1336年，元后至元二年）事：“元遣吏部尚书铁柱，来告顺帝即位”。“帖住”与“铁柱”是同一人。此次亦是以吏部尚书为正使，礼部郎中为副使。此次同行者，还有傅若金，据《南征稿序》：“元统三年，诏遣吏部尚书铁柱、礼部郎中智熙善使安南，而以若金为辅行。其年秋七月，辞京师，明年夏，还至阙下，往返万六千余里……”而由于行程日久，安南这次收到的《授时历》，已经是上一年的了。

元末明初名臣危素曾长期在大都为官，并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参议中书省事。据明初宋濂为危素所撰墓碑铭，述及他任职期间曾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以额森特穆尔、黄常为礼部尚书，颁历安南”。此事后续如何，不见记载，而当时元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或是未能成行。

《大越史记全书》仅记载了一次元朝颁历事迹，为陈朝开泰元年（1324年，元泰定元年）四月：“元帝遣马合谋、杨宗瑞来告即位，及《授时历》一帙。”此事可以在《元史》中找到对应，泰定元年七月，“以山东盐运司判官马合谟为吏部尚书，佩虎符，翰林修撰杨宗瑞为礼部郎中，佩金符，奉即位诏往谕安南。”两国文献在记载时间上有所出入，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安南志略》则抄录了诏书，宣告改元泰定，并提及：“今遣亚中大夫吏部尚书马合谋、奉议大夫礼部郎中杨宗瑞，赍诏往谕尔国，赐《授时历》一帙”。这次派遣的吏部尚书马合谋，当是色目人，而杨宗瑞是礼部郎中，品级与先前的使者一致。

可以确定，元朝对安南有过五次颁历活动。两国宗藩关系稳定之后，主要是向藩属国通告新帝登基，并及改元事，同时颁历。一般以吏部或礼部尚书为正使，副使为礼部或兵部郎中，他们还会佩带虎符、金符等。另外，安南收到《授时历》历书时间较晚，也不便于该年实际行用。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元廷颁历安南并未能够持续成为一种常态。

又，《授时历》历书形制与明清历书接近，其末有纪年表，自本年起回溯一个甲子的纪年，并附闰月安排。故元朝颁历安南虽未形成常态，但仍有接续传递王朝时间体系之功效。

1：3明代颁历安南考

明朝建国伊始，积极联系周边国家，告知新朝代元而立，并颁《大统历》，以此确立宗藩关系。今越南之地，当时北有安南，南有占城。据《明太祖实录》，在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十二月，皆遣使赐历给占城。洪武二年六月，太祖遣使册封安南国王，并给赐《大统历》。太祖还将安南、占城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

明永乐初年，与朝鲜建立了稳定的颁历关系，每年有使者在北京领历。据《（正德）明会典》记：“如琉球、占城等外国，正统以前，俱因朝贡，每国给与王历一本、民历十本；今常给者，惟朝鲜国，王历一本、民历一百本”。在永乐—宣德时代，明朝与琉球、占城关系较好，两国情况相类，皆因朝贡而受赐王历（亲王用历）、民历（普通官民用历），似成定例。琉球朝贡较多，据《历代宝案》抄录洪熙—正统年间的若干咨文，可以发现该国其实是受赐王历一本、民历百本。或可以此作为参考，大致了解永乐朝廷颁历占城的情况。

明初对安南的颁历关系未能持续下来。安南国内陈朝—胡朝更替，导致明成祖于永乐五年（1407年）将安南纳入版图，建立布政司。明朝又未能维持对安南的长期统治，于宣德二年（1427年）撤走。安南人黎利建立的后黎朝，也在不久后获得明朝的册封。到明嘉靖时期，莫登庸掌控后黎朝大权，并建立莫朝，引来明朝发兵征讨，莫氏请降，“仍请颁正朔，赐印章，谨护守，以候更定”。明朝遂在名义上将安南再入版图，不封“安南国王”，命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从二品，子孙世袭，三年一贡。而莫氏在境内，仍世代称帝建元。

就“奉正朔”的具体落实，莫登庸奏请：“及比照例藩事体，岁颁‘大明一统历’，刊布国中，共奉正朔。 则莫大之幸也”，明世宗遂命“广西藩司每岁给与《大统历》，以奉正朔”。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三月二十二日，莫朝继任君主莫福海“赴镇南关，听验会勘，并领大明《大统历》一千本”，以及敕命、银印。此际安南受颁当年历书，赍回国内不免时节较晚，故其意义不在于该年实际行用，而是昭示明廷统治权之象征。

又据《明世宗实录》记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事：

颁《大统历》于安南都统使司。仍命广西布政使司每岁印造，至镇南关颁给，著为令。

为便于全国及时授历，早在宋元时期，就采用了区域颁历体制。明代亦沿用，即直隶历书由中央直接颁授（钦天监负责印造），各布政司则由地方代行颁授（礼部每年会发送历样，地方自行翻刻），待到颁历之日统一颁发。由于自北京传递物品路途漫长，且远跨重洋，不免影响历书使用，因此琉球在明朝正统初年提出，改为福建布政司提供百本历书。而如此一来，琉球就无法获得朝廷颁给王历了。安南道途更为遥远，三年一贡，再等使者领历归来，就不能保证及时使用，明朝遂参照琉球之例，以广西布政使司印造《大统历》供给，两国颁历关系又成定制。

1：4清代颁历安南（越南）考

安南莫氏走向衰亡的同时，又有权臣郑氏推动后黎朝兴起，还有南方阮氏等，局势多变，长期纷乱。明清鼎革之际，安南仍以明朝为正统，南明永历初年，为了拉拢安南抗清，才又封安南国王。而南明诸朝廷颁历史事可考，安南或仍受其颁历。

待到清军逐步平定西南，郑氏掌握的后黎朝向清廷臣服，获得册封。清入关之前的崇德二年（1637年），开始颁历臣属，即有藩属国朝鲜。清朝对于藩属国奉正朔的基本要求，可见《（康熙）大清会典》：“崇德间定，凡归顺外国，俱颁册诰、授封爵，嗣后一应进奏、文移，俱书大清国年号。”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才向琉球颁历。清朝前期，未见颁历安南之记载，乾隆帝《御制安南记事文》开头即提到正朔问题：“安南虽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且奉本朝正朔，称外藩者百余年。”可知后黎朝臣服清朝，仅是以外交文书中遵用清年号的形式来体现。

18世纪后期，西山地区的阮氏兴起，先后歼灭了南方的广南阮氏、北方的郑氏，并驱逐后黎朝君主，建立西山朝。清朝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发兵南下兴师问罪，清军起初获胜，后又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惨败逃归。西山朝君主阮惠（阮光平）在获胜后上表谢罪，恳求册封，乾隆帝基于现状，只得承认。阮惠为表示诚意，还愿意去参加乾隆帝的八旬寿典。因安南之恭顺，两国关系日益紧密。

阮惠“以安南僻处炎荒，吁请天朝颁示正朔”。他的驯服态度，让乾隆帝非常满意，随即应允。宗藩颁历，还是要落实到历书这一物品的传递上。以朝鲜为例，该国自清初，每年派遣专门的使者（又称“皇历赍咨官”）赴北京领历，再赍回本国。当时，朝鲜领历使者还要在十月朔日参加午门颁朔之礼，受颁时宪书。朝鲜离北京并不远，而安南距北京路途漫长，若每年遣使前去领历，成本太高，而且旅途耗时日久（往往要数月），不免会影响到历书的使用。乾隆帝“体念远人”，规定了由中央直接颁授的路径：自礼部发给广西，再派人送到镇南关，让安南人转交国王。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清廷始颁给安南次年时宪书二十本，作为统治关系确立之象征。乾隆帝为颁历安南事宜，还有具体安排：“令广西巡抚发交左江道，知照该国，差官到关祇领。”前述数目，实际上是参照康熙后期颁历琉球之例。在此以后，两国颁历关系又参照朝鲜之例，再次形成定制。据《（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安南国照朝鲜数目，亦给红绫面汉字时宪书一本，其官属给黄纸面汉字时宪书百本，由礼部颁发。”清廷还进一步将安南国太阳出入时刻、节气时刻列入时宪书之中：“（乾隆）五十四年奏准，安南照朝鲜之例，载入时宪书，一例颁发。”

安南方面，阮朝不久后取代了西山朝，继续臣服清朝，受其颁历。阮朝开国君主嘉隆帝获准改国号“安南”为“越南”后，清朝时宪书时刻表中，随之改称越南。而琉球，要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后，才遵朝鲜、越南之例，列入时刻表。

清道光朝，还出现了一次越南向广西退回时宪书的事件。当时由于京城发来的次年时宪书迟迟未到，眼看道光十三年（1833年）新年将至，广西只得以本省刻印之时宪书代替，为此，广西巡抚还特地向越南地方官员移文说明。而阮朝不愿意接受广西版时宪书，将之退回。

清廷在道光十三年二月份才查清事情原委，并追究到责任对象——负责各省与朝廷诸部院之间来往公文交发的提塘官。道光十二年（1832年）广西驻京提塘为候选营守备唐卓龄，他正值卸任返回广西。经查证，他从礼部领到颁赐越南时宪书后，滞留了两个月都没有发出，自己返广西时，也没有顺路赍回。新提塘为武举孙佳璜，他上任后过了十余日，才派人送出时宪书。两人的处分结果亦有差别，唐卓龄现职被革，孙佳璜则被罚俸三个月。

非常态的案例提供了线索，有助于了解颁历越南的制度常态。中央直接颁授越南时宪书虽然关乎“朝贡体系”之颁正朔体统，但在经办人员眼中，它就是一批需要按时发送的物品。经年日久，在官僚体系的日常活动中，此种例行事务的重要象征意义不经意间被淡化，难免懈怠，从而出现迟滞，影响到广西对越南的后续环节传递。

二、越南的颁历授时之政

越南方面，丁部领称帝后不久，建年号“太平”（970年），即便臣服宋朝，受封交趾郡王，也是“内帝外王”。后世君主皆沿用其制，于域中称帝建元，还进一步设立天文机构，掌握历法，在中南半岛经营自己的王朝时间体系。

2：1官方天文机构与历法

五代十国时期，一些地方政权称帝建制，如前蜀、后蜀、南唐、南汉，即有收罗天文历法人才、自行历法于域中之举。交趾起于割据，则其官方开展相关工作并不奇怪。一些学者认为，越南历史上最早于李朝天成二年（1029年，北宋天圣七年）建立天文机构，即为李朝重修宫殿之际设置的正阳楼，《大越史记全书》称“主掌筹刻之处”，《越史略》云“掌漏刻之处”。这种情况，反映出李朝对于宫廷报时工作的重视。然而，报时只是古代东亚天文机构的基本工作之一，则其他事务如何开展？据《越史略》，丁部领于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称帝建立丁朝，即有“置百官”之举；而前黎朝末代君主卧朝帝二年（1007年，北宋景德四年），“定文武官制，一遵于宋”，应是包括了官方天文机构。李朝建立后，太祖（大瞿越皇帝李公蕴）于顺天元年（1010年，北宋大中祥符三年）迁都大罗城（今越南河内），改名为升龙，并开展了大规模营建都城活动，在宫室之外，还“修府库，洽城隍，城之四面启四门”，又于城内建“五凤星楼”等。顺天五年（1014年，大中祥符七年）十月，铸钟置于寺庙及五凤星楼。隋唐—北宋时期，洛阳宫城应天门有“五凤楼”，那么这座五凤星楼，以“星”为名，或是高耸而作为观测天象场所，而又兼具钟楼的功能？

当藩属国自行推步闰朔，其历法当是源于中国。学界对于高丽（朝鲜）引进中国历法的情况已有丰富考察，而对交趾（安南）的相关情况，则缺乏史料。北宋对交趾多加防备，如大观元年（1107年）诏曰：“交阯进奉人乞市书籍，法虽不许，嘉其慕义，可除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外，许买。”按照韦兵的观点，宋朝对于有关制历“核心技术”是禁止输出的，以确保在颁正朔这一象征性领域内的绝对优势。但藩属国即便没有及时获取新历法，还是可以根据旧历法自行推步闰朔，编成历书在境内使用。

越南学者黄春瀚《历与越南历》基于《大越史记全书》、《越史略》等记载的闰月，比较它们与中国历史闰朔的异同，来讨论两国历法关系问题。他发现，自北宋建立起，969、1042、1078三个年份闰月安排相同，而自1080年起，双方开始出现闰月不同的情况。黄春瀚认为是北宋改历，而交趾历法未能同步跟进的缘故。这一分析的思路有其道理。笔者看来，越南史籍记载的闰月毕竟有限，两国闰朔差异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追踪到日期干支，如《大越史记全书》记李朝乾符有道二年（庚辰年，1040年，北宋康定元年）正月朔日为丁亥，该年宋朝正月朔日为丙辰，两者干支差了二十九天，而宋朝在前一年即己卯年（1039年，北宋宝元二年）有个闰十二月（小月），朔日干支为丁亥。这意味着，两国闰朔差异的现象在更早时期就已出现。

按照黄春瀚的比较，从14世纪初开始，一些年份如1306、1335、1371，两国闰月安排相同；而且从1433到1618年，也存在18个年份有相同的闰月。黄春瀚认为，安南当是采用了与元朝同样的方法推步造历。他甚至发掘出了一个关键性事件，《元史·安南传》云：

大德五年（1301年）二月，太傅完泽等奏，安南来使邓汝霖窃画宫苑图本，私买舆地图及禁书等物，又抄写陈言征收交趾文书，及私记北边军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诏责以大义。

据此，黄春瀚推测，邓汝霖所购“禁书”，或涉及《授时历》。越南学者黎成麟、陈玉勇《邓氏父子与越南旧历学》还努力找了一个旁证。《大越史记全书》对安南太史局活动的最早记载，始于陈朝开祐十一年（1339年，元后至元五年）春的一次“改历”活动：

改《授时历》为《协纪历》。时候仪郎太史局令邓辂以前历皆名“授时”，请改曰“协纪”，帝从之。

不少学者据此认为，陈朝官方行用过《授时历》。黎成麟、陈玉勇根据二邓的父子关系，提出邓辂当是从父亲邓汝霖处学习到元朝的推算知识。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需要充分结合现有的史料，以及当时宗藩关系的历史背景来重新考虑。首先，有学者把历法与历书混为一谈了，虽然安南先前曾数次收到元廷颁赐的《授时历》，但那是载有元朝正朔的历书，而非历法术文，难以据之进一步推算。其次，原文并未明言“禁书”与历法相关。再次，安南臣服元朝后，三年一贡，出使机会不多；而且，越南学者没有注意到《元史·安南传》述邓汝霖事还有下文：

（大德五年）三月，遣礼部尚书马合马、礼部侍郎乔宗亮持诏谕日燇，大意以“汝霖等所为不法，所宜穷治，朕以天下为度，敕有司放还。自今使价必须选择；有所陈请，必尽情悃。向以虚文见绐，曾何益于事哉？勿惮改图，以贻后悔”。中书省复移牒取万户张荣实等二人，与去使偕还。

据此可知，邓汝霖在大都收集情报之举东窗事发，虽然获释归国，但元朝在震怒之下郑重遣使持诏，严厉斥责安南君主，那么，他购买的“禁书”当是未能携回。在引起元朝警惕的情况下，此次出使获取《授时历》历法术文的可能性较小。

藩属国获得元朝官方历法《授时历》的情况，不妨以高丽作为参考。高丽忠宣王王璋之母为元朝公主，他又娶元朝宗室女，还长期居留大都，参与了多项元朝的政治活动，与统治集团关系密切。王璋深知《授时历》之精密，因此决心将该历法引进到高丽，元大德七、八年（1303-1304年），他命下属崔诚之向元朝天文官员学习《授时历》。据《高丽史》描述，王璋“赐（崔）诚之内帑金百斤，求师受业，尽得《授时历》术东还，遂传其学，至今遵用之”。由此可见，藩属国要想掌握元朝官方历法，并非易事。安南与元朝来往不频繁，关系不够好，要获得《授时历》历术，无疑比高丽难得多。

因此，越南学者们可以依赖的证据，就只有越南史籍所载两个年份（1306、1335）与元朝相同的闰月安排，而仅凭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安南引进了《授时历》历术。

前揭《大越史记全书》，并未记载更改历法术文，邓辂请求更改的是名称。因此，笔者看来，还是判断陈朝先前所用历法及历书名称为“授时”（与元朝《授时历》同名）较妥当，这次“改历”应该只是将名称改为“协纪历”。

按照黄春瀚的统计，两国从1433到1618年有18个年份的闰月安排相同，这让人感觉安南采用了与明朝相同的方法造历。其实，黄春瀚提供的两处闰朔信息存疑，又从《大越史记全书》可以发现，他忽视了一些月份大小信息（笔者以“三十日”为关键词检索，再对照明朝闰朔）。

据上可见，有明一代，两国闰朔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安南当时采用与明朝相同的方法造历。

如越南学者范武禄、黎成麟《越南皇朝时期天文历法简史》所论，该国又参照中国天文机构名称，改名太史院、司天监、钦天监等，古都顺化的观象台建筑遗址仍有所存留。越南官方历法，后又有《顺天历》《钦授历》《万全历》《协纪历》等。

阮朝结束了长年的战乱状态，国家走向安定统一，钦天监设置、职掌趋于完备，对其引进中国天文历法书籍以及官方天文仪器，韩琦已有过讨论。关于阮朝从清朝引进西法，可据《大南实录》记嘉隆九年（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四月事：

阮有慎自清还，以大清《历象考成》书进。言：“我国《万全历》与大清辰宪书，从前皆用明《大统历》法，三百余年未有改正，愈久愈差。清康熙间，始参西洋历法汇成是编，其书步测精详，比之《大统》愈密，而三线八角之法，又极其妙。请付钦天监，令天文生考求其法，则天度齐而节候正矣。”帝称善。

阮朝《万全历》究竟采用何种推步之法，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得而知，而前文据《大越史记全书》提出两国在明代至少存在的五处闰朔差异（如表2），因此阮有慎所谓安南用《大统历》法三百余年未改之说并不准确。清朝方面，采用西洋新法定《时宪历》，到康熙末年又有修改，在雍正年间形成《历象考成》并行用。到乾隆初年，又有进一步修订，形成《历象考成后编》。由此可见，阮有慎携带回越南的，也非最新成果。

检《清实录》，未见阮有慎之名，目前找到一条在时间上能对应的记载，即嘉庆十四年（1809年）十月初四日事：“越南国王阮福映遣使表贺万寿，并进贡方物，赏赉筵宴如例。”

嘉隆十一年（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正月，阮有慎又受命兼副管理钦天监事务。该年十二月朔日，阮朝改《万全历》为《协纪历》。这次改历，当是采用了《历象考成》之法。嘉隆十四年（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阮有慎还成功地预报了丁丑年（1817年，嘉隆十六年，清嘉庆二十二年）四月朔、十月朔的两次日食，极大提升了自己在君主心目中的地位。阮有慎的预报，或是根据新法推算而来。

日月交食是古代中国检验历法准确与否的重要标志，清朝会提前向藩属国通报信息，阮朝钦天监官员一度据此来判定日月食发生时间。嘉隆帝受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重视日月食的救护问题，嘉隆六年（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他批评了钦天监的“窃人之巧”行为，要求“今而后如遇日食、月食，在何年月日，其初亏、食甚、复原当在何辰，须预先推算度数，于前年十月上旬，人各另本进呈，届期考验，中者有赏，不中者有罚”，以此摆脱对清朝的依赖。

《协纪历》参照清《时宪历》之例，二者形式接近，但两国都城的北极出地高度、东西偏度等颇有差异，因此，节气时刻、太阳出入时刻等不同，需要进一步推算。《钦定大南会典事例》中，收录了明命帝对钦天监的敕命与测验结果。

在统治者的推动下，钦天监人员水平也有所提升，如明命十一年（1830年，清道光十年）圣谕提及，他们根据历法推算，能够“于月食复原分秒摘出清人差谬之处”。

2：2阮朝国内颁历授时的规模

当后黎朝覆亡，阮主（阮福映，时为阮王，后登基为阮朝嘉隆帝）在南方“复国”，已重视颁历授时之政。阮主十一年（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就确立了各种礼仪包括颁历，并于二十八日（封宝日）御朝阳阁颁历，且“自是岁以为常”。值此之际，阮主政权仅占据南方嘉定一带，与西山朝战事正酣。

后来，阮主连续获胜，遂于二十三年（1802年，清嘉庆七年）登基称帝，建元嘉隆。同年消灭西山朝，定都顺化，并在此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封宝日）颁次年《万全历》。嘉隆帝遣使朝觐清朝，请求改国号，最终获嘉庆帝赐国号“越南”，并册封国王。到嘉隆五年（1806年，清嘉庆十一年）十二月朔日，举行颁历仪式，并“永为例”。《大南实录》载明命二十一年（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十二月所改定的“颁朔仪注”较为完备，当是参考了清朝“午门颁朔礼”。高级三品官员能够侍立在午门庭前，三品以下官员，由于人数众多，只能侍立在金水桥南。钦天监、管理官进“龙历”即御用历之后，才宣告颁历天下。然后，各级文武官员在待漏院当场领取历书。阮朝颁朔之礼，还在今天作为越南一项重要文化遗产，仍在顺化古城进行，可见诸新闻报道。

颁历之日，文武官员“各就文公署祗领”所用历书。京畿承天府下属县，派人去府衙官署领历，颁给民众。其他地方，钦天监发送历书至，文武官员出迎，排班行“受朔五拜礼”，还有“谢恩五拜礼”。礼毕，领历回官署，并进一步发放民众。

阮朝的疆域相当辽阔，为向全国及时授历，于嘉隆八年（1809年，清嘉庆十四年）三月确立了区域颁历体制。由于领土狭长，京城顺化居中，故阮朝初期行政区划有一京二城体制：一京，即富春京畿区（今越南中部顺化一带），二城即嘉定（南部）、北城（北部）。嘉定、北城距离较远，先由地方天文机构——占候司（后又改称敬谨司、恪谨司）四月前往顺化取历样，回去刊刻印刷，到十月上旬取历书封面送到钦天监盖印。京畿区，则由各地方（占候司）先期派人到顺化，到十二月朔日领历。

即便是到了19世纪后期，越南沦为法属，阮朝傀儡政权还在努力向基层颁历。如同庆三年（1888年）三月，为加强对“平顺诸蛮栅”的治理，“准依承天诸源蛮栅例，该管目等由省放凭给予官历，俾知正朔。”

2：3阮朝“朝贡体系”下的颁历藩属国

阮朝国力强盛时期，还仿照清朝，在中南半岛经营自己的微缩版“朝贡体系”，颁历涉及真腊（高绵）、水舍、火舍等国。

如前所述，清时宪书时刻表（节气时刻、太阳出入时刻）中，列出各省份及重要地区之外，还有藩属国如朝鲜、越南、琉球。阮朝历书中，亦可见该国“朝贡体系”之体现，即列出节气时刻，如明命七年（1826年，清道光六年）三月，“命钦天监推算诸地方气节辰刻，增著于《协纪历》。”明命十四年（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八月，颁历于真腊，包括“官历一卷，民历一百卷”，并“命由安江转给，著为例”，这种情况正如清廷颁历越南，由广西转给。明命十五年（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四月，越南钦天监造历时，又将真腊加入到时刻表中。待到越南吞并真腊，设立镇西城，置官治理。明命十八年（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历书的时刻表中，真腊也相应改为镇西。然而，阮朝统治真腊并不稳固，到绍治七年（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即被迫撤出，后来《协纪历》时刻表中，也改为“高绵”。

绍治四年（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阮朝颁历水舍、火舍二国，每年“官历各一本，民历五十本”。这各五十一本历书自阮朝钦天监发出，由富安省转给，这两国也如真腊之例，被列入节气时刻表。

三、越南对正朔问题的态度

宗藩之间，会就正朔问题产生双向态度。宗主国颁历，当然是期待藩属国奉行正朔，然而，实际情况相当复杂。一些周边国家的臣服只是表面应付，却在国内称帝自建年号，还颁历臣民，北宋时代的西夏、交趾皆是如此。交趾“内帝外王”，宣称自己是“南朝”，宋是“北朝”。南宋朝廷即便通过广西得知安南在国内自有年号，也未能干预。安南甚至公然在外交场合挑战过南宋正朔，如淳祐元年（1241年），“安南入贡，不用正朔，史嵩之议用范仲淹却西夏书例，以不敢闻于朝还之。”

元朝颁历安南的过程，也出现过争端。前文举出马合谋、杨宗瑞出使安南诏告即位并颁新历事，其实《大越史记全书》还记载有丰富的细节。当时，元使“乘马至西透池桥槈道，不下”，安南方面不能接受他们继续骑行前进。双方持续争辩，“自辰至午，怒气益厉”。最后，元使只得下了马，捧即位诏书（当然还有那本《授时历》）步行入宫。《大越史记全书》歌颂己方得胜，才不经意间记录了一次元朝颁历事迹。那本《授时历》，在双方产生不愉快的情势之下，所面临的遭遇，不妨参考明初的例子。

明成祖于永乐五年（1407年）昭告天下，列举安南胡朝的诸多“罪状”，提及该国对明朝正朔的态度：“僭国号曰大虞，窃纪年曰绍圣。称为两宫皇帝，冒用朝廷礼仪……佯奉正朔，受颁历而焚之。”陈朝对明朝称国号安南，对内自称大越，而胡朝改大越为大虞。当时，即便明朝颁历，该国只是在形式上接受，安南人的极端处理方式，或并非孤立现象，不唯胡朝如此。

明、清二朝的中后期，颁历安南两度成为常态，因此该国内出现二历并存现象。据《大南实录》可知，彼时阮朝并不排斥清历，而是将之作为一种重要参考。如绍治帝发现两国乙巳年（绍治五年，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历书的年神九宫方位图有异，经过质询，钦天监最后承认本国历为“误写”，绍治帝因此停其赏赐之例。又如嗣德二年（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两国历书月份不同，《协纪历》七月小八月大，《时宪历》七月大八月小，经过详究，阮朝发现“八月合朔正在丙寅日分子正初刻”，认为“当如清历为的”，因此“从实遵行”。

前文提及，道光朝出现过北京颁给越南的时宪书迟滞，广西巡抚以本省时宪书替代的情况。明命帝就此事批示曰：“不知彼国事若何，甚至正朔无以与人，可笑可笑！岂有巡抚颁正朔之理？断然不应受！”“朝贡体系”的宗藩颁历活动中，历书时效性与中央直接颁授出现因官僚体系懈怠而导致的迟滞存在矛盾，而在广西巡抚看来，地方代行颁授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但由于颁历授时具有体现君臣关系的重要象征意义，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在对于名分问题敏感的越南统治者眼中，这会导致宗藩关系的地位“降级”。“内帝外王”的阮朝君主态度非常明确——越南的臣服对象是清廷而非广西巡抚，因此不愿将就，他在嘲笑了清朝之后，坚决退回了广西版时宪书，则其独立自主之意，不言而喻。

今天所见朝鲜、琉球为清朝藩属国期间的自制历书，皆用清年号，而阮朝在本国国内，长期自行年号纪年，不奉清朝正朔。阮朝法属时期的官颁历书。 还有一些存世。现举所见年代最晚的《大南保大十九年协纪历》为例，据其第十八、十九叶论阮朝正朔。

图1《大南保大十九年协纪历》第十八叶

图2《大南保大十九年协纪历》第十九叶

如图1、图2，两叶内容为《协纪历》纪年表，清时宪书之体例，列出年份120年，而该历却列出多达143年，并附干支、五行纳音、所生之人岁数、属相、闰月、男女九宫等。该历纪年表从保大十九年（1944年）起向前追溯，到启定、维新、成泰、同庆、咸宜、建福、嗣德、绍治、明命，并及开国的嘉隆元年。此时的阮朝虽已受法国控制多年，仍延续了长期以来重视正朔问题的传统，并对纪年表的形式加以改造，借此有意识地展示本朝历代年号纪年的完整序列。

四、讨论

时间不仅是一种日常规则，更关乎政治权威与秩序建构。中国诸王朝持续制定正朔，并向普天之下的臣民推广，努力在时间方面建立起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自隋唐时期，东亚“朝贡体系”下的宗主国开始通过颁历授时对藩属国施加影响。

北宋前期，交趾只是诸多颁历对象之一。双方形成了持续稳定的颁历关系。及至南宋，更需要交趾（安南）来装点“朝贡体系”的门面，因此对颁历该国的具体制度安排相当重视。当宗主国的颁历对象增加时，不同藩属国的待遇出现差异。元朝颁历藩属的首要对象是高丽，而对于安南，主要是在诏告新帝即位改元的同时颁历，虽未形成常态，但仍接续传递了王朝时间体系。明、清二朝，颁历藩属国的首要对象亦是朝鲜，形成了使者领历制度。明朝初年，琉球积极朝贡，所获颁历待遇等同朝鲜。因琉球路途遥远，为保证及时获历，请求由自北京的中央直接颁授，改为自福建的地方政府代行颁授。明嘉靖中期，安南莫朝臣服并求颁正朔，遂依琉球之例，采用自广西的地方政府代为颁授。清乾隆后期，安南西山朝臣服且态度恭顺，遂参照朝鲜之例，其历书来自北京的中央直接颁授，待遇超过琉球。而当北京的中央直接颁授之历抵达不及时，广西启动地方代行颁授，越南阮朝君主则予以拒绝，体现了该国对于君臣关系的保留态度。

总体来说，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对交趾、安南、越南的颁历活动时断时续，其形式也经历变迁，在总体上符合“朝贡体系”的理想模型。至于该国能否奉行正朔，诸王朝的期待只是一厢情愿。

越南的王朝时间体系，始于丁朝建元太平，当时其“北方”是多家政权并立，即便该国国内改朝换代，亦称帝而自定正朔，形成与宋朝“分庭抗礼”的局面。这一系列独立的王朝时间体系长期延续下来。中国诸王朝对藩属国的颁历授时活动，试图将自家时间体系辐射到中南半岛。其所传递的历书，作为富有象征意义的物品，也会对越南产生影响。它经历过被焚毁、被拒斥，但更积极的情形，是成为激励改进的因素，成为参考对象。

阮朝时期，越南的颁历授时之政臻于完备，并进一步颁历藩属国。中国历代王朝与越南围绕正朔制定、推广、行用而展开的互动，既属于宗藩关系的一部分，也反映出不同王朝时间体系之间的张力。

本文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26年第45卷第2期，第198–216页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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