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遗民：罗曼诺夫王朝崩溃后的白俄女性

每当俄罗斯遭遇帝国崩溃，漂亮女性就会承受巨大的次生代价。她们为求生计，不得不大量涌向周边国家充当妓女。其中，罗曼诺夫王朝灭亡的后的那次最为有名。

1920年代，大量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俄”离开故土。这个群体包罗万象，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犹太人，以及其他前帝国臣民。尤其是在国籍被动取消后，大部分成员沦无国籍人士，只能依靠国际联盟签发的“南森护照”漂泊。

这个阶段，约有20万白俄进入中国，主要分布在东北、上海和新疆。

其中，女性的处境尤其令人唏嘘。她们中确实有人成为钢琴教师、芭蕾教师、护士、裁缝、面包师或商人，也有通过婚姻嫁入本地家庭并逐渐融入中国社会。但有相当部分因无国籍、贫困、语言障碍和性别弱势，被迫进入舞厅、酒吧、咖啡馆乃至特殊行业。

这个现象在上海最为集中、东北次之，新疆则更多与武装难民或归化军相关。

哈尔滨--东方莫斯科的血泪

哈尔滨是白俄流亡者在中国最大的聚居地之一。1922年前后，俄侨人口一度超过15万。到1924年前后仍有12万以上，约占全城人口的1/3，因此被称为“东方莫斯科”。

流亡初期，哈尔滨白俄社会内部阶层分化十分明显。医生、工程师、音乐家、教师等专业人士月薪可达60-120银元，仍能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但普通士兵、破产贵族和失业职员就很快陷入贫困。1924年中苏共管中东铁路后，白俄失业率一度接近四成，不少家庭积蓄迅速耗尽。

女性的处境尤为艰难。少数有才艺者教授钢琴、芭蕾或法语，也有人在咖啡馆、商店做女招待，更多人则进入舞厅、酒吧和妓院。1921年日本出版的哈尔滨旅游手册曾记载，当地中国街区内已有大量街头性工作者。另有9家妓院，每家约5-6名俄罗斯女性，还有约70名自行租房揽客。在1920年代的哈尔滨的娱乐场，甚至有超大尺度的白俄男女当众表演男女合体。

在哈尔滨的高档娱乐场所中，俄罗斯舞女的消费价格往往远高于普通中国或日本性工作者。例如《帕勒莫》等场所，舞女表演后还需陪酒、陪宿，一晚消费可达200-300银元。但“高价”不意味着她们拥有更好生活，相反，高消费背后往往是更深的依附关系和被剥削处境。

1932年，日军占领哈尔滨后，白俄女性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由于没有国籍，身份存在争议，所以说在日本的压迫下，成为更容易欺压对象。日本特务机构利用部分白俄女性开设妓院，甚至将她们作为情报来源。土肥原贤二在哈尔滨松花江南岸设立的“随兴楼”，即以白俄女性为主要人员。

随兴楼是一座经营烟馆兼设舞厅的高档妓院。它位于松花江南岸，登楼眺望，松花江和太阳岛尽收眼底。为了获取更重要的情报，在高参韦斯帕的主谋下，办起了这座一色是白俄妓女的随兴楼。一些失意的白俄旧官员、艺术家，都把随兴楼当作消磨时间、填补精神空虚的场所。一些想开洋荤的所谓高等华人，旅居哈尔滨的有钱的日本人、朝鲜人、欧洲人以及中长铁路有关的苏联人，也经常光顾随兴楼。

这里的妓女都负有收集各方情报的任务。由于老板赛大侠执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开办方略，成员搞到有用情报的赏钱，往往比一夜接客所得高出数倍。那些视钱如命的白俄妓女，即使和嫖客同榻寻欢的时候，也绝不会忘记询问有用的信息。如此一来，随兴楼就成为情报汇总站。

九一八事件后，意大利间谍韦斯帕慑于日本特务机关淫威，被迫参预贩卖白俄妇女株式会社的罪恶勾当。他了解其中的全部内幕，在回忆录中愤怒地揭露：

贩卖妇女系被日本视作正当营业，与其他无论何种营业一样。日本的大商家与银行界对之也作如是观，曾有巨额的金钱投资于这种不名誉的商业。

在哈尔滨，专利贩运日本女子的公司设有很大的事务所，写字间有11个之多，所长、秘书各一人，雇员20人。无论什么人种、什么国籍的人，都可以前往光顾。可留下定单，要100名女子，或只要一个；可供“待合所”用的上等妓女，或供普通人泄欲的女郎，或咖啡馆跳舞的艺妓等等。专利公司的门口有日本宪兵守卫。

有顾客光临，由穿漂亮衣服的秘书接待引入一个房间，里面的布置是半西式的、极其华丽。顾客说出希望，想要多少女子，供何等场合之用。于是又带至一个大房间，给他看大本的相簿。内有女子照片及说明，如处女或并非处女身、身高身矮、体肥体瘦、教育程度、技能、精弹唱或跳舞等等。选择一定就开始议价，直到讲定价格若干期限多久。讲妥后，顾主先付二成半定洋。

过15-20天，顾客接到银行发来通知：所定女子一到，付清余下的七成半价款，即行点交。

于是，妓院龟鸨去银行付清余款、取得凭证，拿去交与专利公司的事务所、即由一雇员带他去运来的女子所住的旅馆。由于日占区经济溃退，且对白俄态度很不友好。不少白俄从哈尔滨南下上海，女性数量随之减少。

上海-声色犬马集中地

上海在民国时代性风气极为开放，很多现存的情况在当时已有先例。白俄社区形成稍晚，但女性进入娱乐业和性产业的现象更为集中、也更具代表性。

1922年，斯塔尔克将军率领的白俄难民舰队抵达上海，约1200人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难民获准登陆。到1930年代，在沪白俄增至1.5-2万人，主要聚居在法租界霞飞路一带。

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斯蒂芬，对此有一段研究概述：

俄国流亡者的最沉重的负担常常落在妇女身上。经过暴乱破坏的俄国，抛下了成千上万没有生活技能的妻子、寡妇和无家可归的妇女。

白俄妇女要承受三重责任:抚育儿女，养活失业或半失业的丈夫，维持漂泊不定的家庭。很多人到工厂做工，受雇当家庭佣人，或者做费尽眼力的缝纫工作。有的妇女则出卖肉体。

早于1917年以前，北京和新加坡的妓院就有俄国妓女、到20年代其数目大增，以致在哈尔滨、上海和神户等地卖淫业的行话中，“俄国姑娘”的意思就是“白人娼妓”。很难确切知道有多少坦雅、娜塔莎、奥尔佳和瓦兰蒂娜向寻求外来艳色的嫖客卖媚。

已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川端康成，在《雪国》中描述一个可怜的、早熟的俄国女子在日本的温泉胜地叫卖小玩意儿。有个顾客问她从哪里来，她只重复道：我哪里来?我从哪里来?

她的问题本身，就是是流落在世界各地的俄国妇女写照。

当然，白俄女性在上海的职业处境同样分层明显。少数人从事钢琴教师、芭蕾教师、护士或商店售货员等体面的工作工作。一部分在咖啡馆、酒吧当女招待，月薪约15元，还需与男侍平分小费。更多人进入舞厅当舞女，最底层则被迫从事公开或半公开卖淫。

由于租界当局认为白人女性卖淫有辱白人形象，曾设想过给白俄女性提供经济补助，使其远离堕落。但很多人拿钱后依旧干皮肉买卖，正如传教士杂志《中国记事录》描述：

大批白人妓女的到来会打乱半殖民地上海的社会秩序，还可能有损所有白人的身份地位。如果不采取什么行动的话，那么我们的文明的好名声，连我们的家园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自从日本人占满洲南部省份、将这些地方的妓女统统赶出去后，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就充斥着这类货色。尽管“出以公心的公民”努力组织“治安维持会”来驱逐这些妇女，以使街道马路不再受到“这些轻佻女郎侮辱性举止”的骚扰。

1930年代一位观察者估计，住在上海的俄国妓女有8000人之多，其他国籍的白人妓女不过区区2000人。

1933年，百乐门开业，首批白俄舞女就有12人。两年后，上海外籍舞女中的白俄占比就高达85%。同年，工部局向国际联盟提交报告称，秘密卖淫的白俄妇女约1300人，偶有卖淫者约145人。其中80%为酒馆舞女，最年轻者仅16岁。

国际联盟调查还显示：上海16-45岁俄籍妇女中约22%从事卖淫。

这些女性多集中在法租界的拉都路、亚尔培路、霞飞坊等地。上海的俄文报纸也曾报道，黄浦路、百老汇路、南京路及外滩一带，常可见到招揽嫖客的白俄女性。

除站街或直接在妓院工作，有的俄国女人在虹口酒吧间工作。客人买10元一瓶的酒她们就能得1元，一个外籍记着这样描写道：

陪酒女也许并非娼妓，但与之接触的男人没几个会否认她们中的多数在酒的作用下也很情愿干点卖身的副业，而饮酒是她们的正业。与其让她们一瓶酒挣1元、毁了身体，最后变得比最低贱的畜生还低下，还不如让这些可怜的女人正经去当妓女，钱财上可挣足买卖好处。

还有一类擦边场所是按摩店，一般冠以某某宫殿的名字。中国按摩院仿效西式做法，按摩女多在西洋按摩院中做过助手、女侍，有过训练。这些按摩院用“晶宫”“迷宫”等名义在小报上刊登广告。摩院分土耳其派、俄国派、巴黎派和中国派等等不同的按摩方式，可见其中有俄国人经营的按摩店。然其主业乃是性。按摩女为客人提供“清”或“浊”两类按摩，“浊”也就是“开炮”。一指南书介绍说：上海“也有几家专门在按摩上用功夫……不过是少数而已。”

当然，白俄妓院多由同族黑社会组织控制。如“俄罗斯总会”等为光复俄罗斯帝国收集资金，嫖客以外籍侨民、海员为主，也有少数中国人。

总体上看，白俄妓女是白人妓女中地位最低的。因为是无国籍的原因，外加苏联在相当长时间对白俄持排斥态度，导致这些人遭遇纠纷也无法获得母国援助。日本人敢在东北大肆迫害白俄与此不无关系。

在上海旧社会，一些不上不下的文人喜欢给妓女起各种酸外号，对俄罗斯和欧洲妓女的称呼主要是西域葡萄或者洋马。老玩家们消费之余，喜欢写嫖娼指南发表在杂质报章上，评价中国各地还有各国技师，其中有些内容比较生动具体。

他们讥讽很多俄罗斯妓女质量不高：

与其他的西洋妓女相比，俄妓更容易成为狠心人口贩子的牺牲品、长相又差。俄妓论姿色臃肿如蠢猪，骚臭不堪向迩。因为经济贫苦、无钱购买避孕工具和治病，也更容易染杨梅疮（梅毒）。不若直截痛快的实行一炮主义，发炮结束就走。也不要同俄妓过夜，语言隔膜终是无趣。

相比之下，日本妓女的风评要好一些。她们的特点是工作环境优雅、特别爱干净，而且性格高冷、提供培洗服务。19世纪的资料中，形容艺妓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其不易近身这点有时会同长三幺二比较。同一些资料还说，要宿日妓相对更容易些。有些日妓兼职做侍女、茶馆招待，或开小饭。还有的靠走街串巷的小贩和黄包车夫为她们拉生意，“一炮”收费几元。

1930年代的一位作者认为，东洋妓院的好处是无染病之虞。未行交媾之前，嫖客必先行淋浴，由日本女佣伺应洗拭并检查有无毒疮溃烂等状。文章告诉华人狎客说，假如因就浴时赤裸裸地与侍女调笑感到不自在，反而会被人家看成“洋盘”。再者，因日俗是席地而坐，进门必须脱鞋，所以应注意不穿有洞的袜子，免得让日本女人诮笑。这些警示性的用语都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于是日妓一方面受到嘲笑，另一方面又被视为洁净和精致的标准。

反过来说，在旧上海的各行各业干到极致都能出人头地。妓女这行也是！特别好的白俄妓女基本上和贵族生活差不多，可以有自己的账房、管家、姨娘、仆人在高档住宅里面提供服务，住宅收拾得华丽，富丽堂皇，相当于是现在的网红和社会公众人物。

一般来说，犯罪分子也不敢对他们下手。因为一旦这些人被盯上，那么犯罪分子会在短时间内被租界的巡捕抓住落网。所以说，真正意义上被压迫、侮辱，实际上是社会各行各业的底层，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唯有经济波动能进一步加剧不利困境。1932年淞沪抗战后，上海娱乐业萧条，许多本来提供擦边服务的卖酒女和舞女被迫转入卖淫。1941年日军占领租界后，白俄女性失去主要客户、数量减少苟且偷生。.

直到1945年，美军短暂进驻。因为人种接近且美军有很好的消费能力，又出现阶段性回潮。

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白俄女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蒋光慈的中篇小说《丽莎的哀怨》最具代表性。

这本小说以第一视角，细腻刻画前沙俄贵族少妇丽莎在十月革命后流亡上海的沉沦史。从曾经养尊处优的团长夫人，到在万人面前裸露尊严的舞女，再到身染梅毒、走向绝路的娼妓，蒋光慈用冷峻而深情的笔触，书写一个女性在历史洪流中失去祖国、尊严与健康的复杂挽歌。

此外，萧红的《索菲亚的愁苦》、端木蕻良的《考索夫的发》等作品，也深情描绘白俄群体在哈尔滨、上海的生存遭遇。东北作家们往往借白俄流散者在异国被压迫、被侮辱的处境，隐喻当时中国国民在日寇铁蹄下的相似命运，借此呼唤民族尊严与反抗精神。

与上海、哈尔滨不同，新疆的白俄流亡者更多以武装难民、溃兵和归化军的形式出现。1916-1920年间，俄属中亚地区的溃兵已大量涌入。1930年代，新疆当局曾招募白俄难民组建“归化军”，参与地方治安和边防。此后，不少白俄定居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到1953年的民族识别中被认定为俄罗斯族。

新中国的上海妓女改造运动中，陈毅等人考虑到当时上海的环境依旧存在很多旧社会风俗，为让妓女们彻底远离旧环境，联合妇联在宁夏、新疆、甘肃等地开设妇女新生基。其中一些白俄妓女被送到和俄罗斯生活环境、人种文化相对接近的新疆，在那里落地生根，和生产建设兵团的男性或者当地其他民族通婚、繁育后代。

因此，新疆白俄女性的历史处境不宜简单套用上海或哈尔滨的叙述。那里并非白俄女性被迫卖淫的地区，而更多涉及武装难民、边境流动和民族融合问题。

白俄女性不能被简化为“白俄妓女”四个字。她们中有人靠才艺谋生、有人靠肉体维持家庭、有人与中国人、其他侨民通婚，也有人最终迁往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地，或返回苏联，少数留在中国并被纳入俄罗斯族。

这段历史值得关注的真正意义，不是猎奇式地凝视身体。她们不是某个城市的“异域风景”，而是帝国崩塌后，被历史洪流抛到远东海岸的普通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