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霍尔与伍德福德——从个人选择重新理解宏观经济

罗伯特·霍尔、迈克尔·伍德福德。本文为新经济学家智库专稿，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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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与伍德福德：从个人选择重新理解宏观经济

陈永伟

《比较》研究部主管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和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微观经济学基础”。这句话听上去有些技术化，其实对应的是过去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一次转向：研究消费、失业、通胀和经济波动，不能只观察几个总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还必须追问家庭为什么这样消费，企业为什么这样招聘和定价，以及他们如何理解未来。

霍尔和伍德福德研究的问题并不相同。霍尔主要研究消费、劳动市场和经济周期，伍德福德则是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代表人物。但两人的工作最终汇到同一个问题上：宏观经济不是一台由几个总量指标组成的机器，而是无数家庭和企业根据各自约束和预期作出选择之后形成的结果。

霍尔：为什么消费变化应该难以预测

霍尔1943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后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在罗伯特·索洛指导下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研究范围极广，但最经典的工作是1978年关于消费的论文。

当时宏观经济学研究消费时，一个常见思路是看收入变化会带来多少消费变化。霍尔却换了一个问题：如果消费者会规划自己一生的消费，那么今天的消费究竟应该怎样决定？

如果一个人今天已经知道明年工资会上升，他没有必要等到明年工资真正到账以后才突然提高消费。只要能够借贷，他今天就会把这一消息纳入计划。反过来，一笔一次性奖金也未必会明显改变长期消费。于是，真正能够让明天消费发生意外变化的，只能是明天出现、今天还不知道的新信息。

霍尔由此得到著名的“随机游走”结论：在理性预期和永久收入假说成立时，今天已经知道的信息，原则上不应该系统预测明天消费的变化。

这个结论当时听起来相当离谱。大卫·罗默（David Romer）后来记载，霍尔第一次报告这项研究时，一位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甚至开玩笑说，他写论文时“一定是嗑药了”。这个故事后来成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段子，也恰好说明霍尔的思路有多反直觉。

现实当然没有模型那么简单。很多家庭借不到钱，有些人需要预防失业风险，还有人会形成消费习惯。但霍尔真正重要的地方并不在于“消费真的完全随机游走”，而在于他改变了研究顺序。经济学家不能只估计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历史关系，而应该先从一个会规划未来的消费者出发，再看现实为什么偏离这个基准。

这种方法后来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做法。

霍尔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失业暴涨，工资却没怎么跌

霍尔后来又把类似思路用于劳动市场。

经济衰退中有一个长期难题：失业率可能迅速上升，职位空缺大幅减少，但工资通常没有同比例下降。如果劳动力市场像普通商品市场一样迅速出清，那么失业增加以后工资应该下降，企业重新愿意招聘，失业也不应持续太久。

霍尔长期研究工资形成和匹配机制。他认为，企业和劳动者一旦已经找到彼此，重新寻找新的对象往往成本很高，因此工资并不会机械地随着外部失业率变化。工资如果相对稳定，企业面对冲击时就更可能通过减少招聘、取消职位甚至裁员来调整。

这样一来，小的生产率或需求冲击，也可能带来很大的就业变化。

消费和就业看似是两个问题，霍尔的研究方法却很一致：宏观波动最终要从微观行为中解释。消费取决于家庭如何看待未来，失业取决于企业和劳动者如何搜索、匹配和谈判。总量变量背后始终有人在做选择。

伍德福德：为什么央行的一句话也能影响经济

如果说霍尔帮助宏观经济学向下寻找个人，伍德福德则把这些会思考、会预测未来的人重新带回货币政策。

伍德福德1955年出生，本科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之后先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后来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他最终成为现代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伍德福德面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场危机。卢卡斯批判指出，如果政府改变政策规则，家庭和企业也会改变自己的预期和行为，因此不能根据过去的数据关系机械预测新政策的效果。

伍德福德接受了这一批评，但没有放弃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现实中的价格并不会瞬间调整。

于是，在他的模型里，家庭是前瞻性的，企业也会考虑未来，但企业调整价格存在摩擦。这样一来，货币政策虽然无法长期决定真实产出，却可以在短期影响消费、投资、就业和通胀。这正是现代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的核心。

伍德福德2003年的《利息与价格》进一步把自然利率、价格黏性、理性预期和货币政策规则统一起来。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认识中央银行真正影响经济的渠道。

我们常说央行“降息刺激经济”，但企业决定是否投资一座工厂，不会只关心今天一天的政策利率；家庭决定是否买房，也不会只看今晚的隔夜利率。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未来几年利率大概会处在什么水平。

所以，央行不只是通过今天的利率影响经济，也通过改变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影响今天。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央行的一句话有时会产生很大效果。只要市场相信未来会长期维持低利率，长期融资成本可能立即下降，企业和家庭今天就会增加投资和消费。反过来，如果央行试图压低通胀，就必须让市场相信紧缩会持续足够长时间。

现代货币政策因此越来越重视沟通、政策声明和前瞻指引。语言不再只是政策的包装，本身也可能成为政策工具。

两个人为什么会被放在一起

霍尔和伍德福德不是长期合作伙伴，两人的研究领域也并不相同。但从宏观经济思想史看，他们正好代表了同一场转变的两个阶段。

霍尔强调，宏观经济学不能只写总量方程，必须解释消费、招聘和就业怎样从个人选择中产生。伍德福德进一步说明，一旦这些个人是前瞻性的，政策本身就会进入他们今天的决策。

这意味着宏观调控不再是政府简单地“拉动几个杠杆”。家庭会猜未来收入，企业会猜未来需求，市场会猜央行下一步行动。政策改变预期，预期又会提前改变消费、投资和定价。

所谓“微观基础”，说到底就是把这些会思考、会预测的人重新放回宏观经济学。

对现实政策的启示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对今天至少有三点很直接的启示。

第一，同样一笔财政刺激，对不同家庭的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如果家庭认为补贴只是一次性的，又拥有大量储蓄，它可能把钱存下来；如果家庭受到严重流动性约束，补贴则更可能迅速变成消费。因此，宏观政策不能只看“发了多少钱”，还要看钱发给了谁，以及他们怎样理解这笔收入。

第二，判断劳动市场不能只看工资。经济衰退时，工资可能变化不大，但招聘、职位空缺和失业持续时间已经明显恶化。工资黏性意味着需求冲击经常首先表现为就业数量变化，因此就业政策必须关注企业是否愿意创造新的职位。

第三，货币政策的核心越来越是预期管理。央行能否稳定通胀，不仅取决于今天把利率提高多少，还取决于公众是否相信它会坚持足够长时间。如果政策缺乏可信度，企业和家庭会继续按照高通胀预期定价和谈判，治理通胀就会更加困难。

从这个角度看，霍尔和伍德福德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几个模型。他们改变了人们理解宏观政策的方式：政府面对的不是一台可以机械操纵的机器，而是一群会学习、会预测、会调整行为的人。

霍尔让宏观经济学学会向下看——在消费、失业这些总量数字下面，究竟是谁在作选择；伍德福德则让宏观经济学学会向前看——这些人不仅响应今天的政策，还会根据对未来的判断提前行动。

稳定宏观经济，最终要理解经济中的人；而理解这些人，既要看他们今天面对什么，也要看他们相信明天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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