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5年夏，成都军区机关里流传着一个消息：军队体制即将调整，西南两个军区可能要合并一个。对普通官兵来说，这不仅意味着番号变化，也关系到岗位、去留和多年形成的部队传统。
坐在司令员位置上的王诚汉，没有急着谈个人安排。他关心的是，西南地区地形复杂，边境线漫长，指挥机构究竟设在哪里，才能更便于部队调动和物资保障。
这一年，中央决定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并将原有的十一大军区调整为七个。武汉军区被确定撤销后，西南地区的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便成为调整中的重要对象。
昆明军区当时承担着边境作战任务，部队长期处于战备状态。成都军区则地域广阔，交通条件和铁路、公路网络相对完善。两者各有优势，如何取舍，牵动着不少人的心。
军区内部也出现过不安情绪。有人担心番号撤销，有人担心岗位变化。王诚汉在一次讲话中提醒大家：“组织怎么决定，部队就怎么执行；眼下的任务，不能因为调整而耽误。”
话说得很硬，分量却不轻。对一支军队而言，编制可以变化，纪律不能松动；领导可以更替，战备工作不能停摆。成都军区的日常训练、值班和边防工作，仍按原有计划推进。
与此同时，王诚汉开始认真思考西南战区的长远布局。他没有把问题停留在“哪个军区保留”上，而是从指挥效率、后勤运输和战略纵深等方面分析。成都地处西南腹地，铁路、公路条件较好，组织兵力和供应物资更为便利。
于是，他向中央写信，陈述保留成都军区的理由。信中谈的是战区建设，不是个人进退。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明确表示，若军区合并，自己愿意主动退休，把位置交给年轻干部。
这份态度很能说明问题。王诚汉不是临近退休才进入军队的干部，他早年家境贫寒，少年时期参加红军，从基层勤务工作做起，逐步担任班长、排长、连长，在战斗和行军中一点点成长起来。
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却在部队中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后来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对他而言，军队既给了人生出路，也让他明白了一个朴素道理：国家有力量，百姓才有安稳日子。
长期战争经历，使他对“服从全局”有着非常具体的理解。个人功劳再大，也不能成为机构调整的障碍；职务再高，也不能把岗位当成私产。这种认识，贯穿了他的军旅生涯。
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撤销昆明军区，保留成都军区。消息传出后，成都军区官兵松了一口气，昆明军区则面临机构整编和人员安置。王诚汉并没有把这看成个人胜利，因为他清楚，军区保留并不等于自己继续留任。
调整后的领导班子中，果然没有他的名字。王诚汉转而参加军区精简整编工作，处理人员分流、机构衔接和物资交接等事务。原本由他主持的军区，要亲手交给新的领导班子，心理上的滋味可想而知。
有人问他是不是舍不得，他只是说：“组织安排我做什么，我就把什么做好。”这句话并不华丽，却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卸任之前，他把需要交代的工作逐项理清，没有留下半点含糊。
退休生活只持续了很短时间。两个月后，组织重新启用这位老将，调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王诚汉长期在作战部队工作，对政工岗位并不陌生，但面对新的职责，他仍然担心自己能否胜任。
上级对他说：“现在需要你，不能只考虑个人方便。”这番话打消了他的顾虑。王诚汉接受任命后，开始熟悉科研管理、军事理论研究和干部队伍建设，把多年积累的实战经验带进军事科研工作。
他在军事科学院任职五年，恰逢军队恢复实行军衔制度。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王诚汉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前，他曾在38岁时被授予少将军衔，军旅生涯由此留下了少见的跨越。
从少将到上将，间隔三十多年；从成都军区司令员到退休后再受任用，变化的不是名次，而是任务。1990年后，王诚汉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继续参与军队建设和重大问题研究，直到晚年仍没有完全离开熟悉的军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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