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7月，北京三〇一医院病房里，邓稼先已被癌症折磨得极其虚弱。许鹿希坐在床边，替他读报纸上的报道。曾经隐姓埋名几十年的科学家，终于以“两弹元勋”的身份走进公众视野。
报纸读到一半，邓稼先轻声问：“三十年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许鹿希赶忙回答：“会的，大家都会记得。”
邓稼先却说，记不记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应该做的事做完。这句话听起来平静，却正是他一生的底色：少谈自己，多谈国家需要。
几个月前，杨振宁从海外回到北京，专程到医院探望老友。两人相识于北平崇德中学，后来又共同求学，友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此时一个躺在病床上，一个面对病痛，谈话自然绕不开那段共同经历。
杨振宁问起“两弹”成功后国家给了多少奖金。这个问题，邓稼先并不陌生。面对别人打听，他往往只是笑笑。这一次，他没有回避，答道：“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
二十元，听起来实在太少。可这段对话并非凭空杜撰。据相关回忆，邓稼先获得的确是当时规定范围内的奖励。那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科研条件艰苦，奖金不能用来衡量这项工程的分量，更不能衡量科学家的贡献。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他为什么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活。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的书香家庭。父亲邓以蛰长期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重视学问，也十分关心国家命运。抗战爆发后，北平局势急剧恶化，年少的邓稼先亲眼见到民族尊严遭受践踏。
父亲曾叮嘱他：“以后要学科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这句话没有停留在教诲层面。1941年，17岁的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那所学校条件极为简陋，却汇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学者。战火之中，学生们在艰苦环境里求学，邓稼先也逐渐确定了自己的方向。
1948年秋，他赴美国普渡大学学习理论物理，研究方向是理论核物理。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以《氘核的光致蜕变》获得博士学位，前后只用了不到两年，被同学称作“娃娃博士”。
导师很欣赏他的才华，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深造。邓稼先没有答应。获得学位仅九天，他便登上回国的轮船。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科研基础薄弱，却正需要一批真正懂现代科学的人。
回国后，邓稼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钱三强找他谈话，用“大炮仗”暗示国家准备开展核武器研制。邓稼先听懂了，没有追问细节，只表示服从安排。
回到家后，他对妻子许鹿希说，工作可能会有调动，以后未必能照顾家庭。许鹿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孩子和老人，却仍然支持丈夫走进那个不能公开姓名的研究领域。
1959年6月，苏联撤走专家，中国核武器研制转入完全自力更生的阶段。邓稼先带领理论研究人员从基础算起，白天给年轻人讲课，夜里讨论计算方案。有人回忆，他曾在会议中累得站着睡着；同事也发现，他骑车时目光发直，脑子里始终装着复杂的理论问题。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邓稼先还没有来得及庆祝，就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等他赶回北京，母亲已经无法说话。那份喜悦与哀痛，几乎在同一时间压到他的肩上。
原子弹成功后，氢弹研制很快提上日程。邓稼先和于敏等人承担了关键理论工作。此后的核试验中，他多次前往现场，有时担任现场指挥。危险并不只来自高温、冲击波和设备故障，放射性污染同样时时威胁着参与者。
1979年一次空投试验发生事故，弹体坠地破损。为查明原因，邓稼先进入相关区域查看并捡取碎片。后来检查发现，他体内出现放射性物质，肝脏也受到损伤。长期接触核试验环境，加上多次深入一线，他的身体逐渐被拖垮。关于病因，医学判断涉及多重因素，但核辐射暴露无疑是不能忽视的风险。
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手术后，医生判断病情已经扩散，生命只剩下有限时间。可他躺在病床上仍然关心核武器发展，和于敏等人讨论研究规划，担心中国在关键技术上被世界先进水平甩开。
1986年7月17日，他穿上平日里那件咔叽布中山装，接受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2岁。
临终前，他口述了一份遗嘱：“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们的工作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几句话没有华丽辞藻，却像一份交给后来者的工作单，纸面不长，分量却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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