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3月8日，上海中西疗养院，阮玲玉在昏迷中离世，年仅24岁。消息传出后，街头报纸迅速改换版面，关于她为何服药、谁该负责，众说纷纭。最先被公众看到的，却不是她真正留下的文字，而是一封后来被证明并不可靠的“遗书”。
这桩悲剧之所以震动上海，不只因为阮玲玉是当时最受瞩目的女演员，更因为她死后仍被人利用。唐季珊以阮玲玉身边人的身份，将所谓“人言可畏”刊登出来，舆论一度把死因归结为她承受不了流言。这个说法，恰好替真正制造痛苦的人遮住了面孔。
阮玲玉出生于1910年4月26日，家境贫寒，幼年丧父，母亲长期在别人家做佣人。她很早便明白，女人若想过得有尊严，手里必须有一门能养活自己的本事。1926年，她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出演《挂名夫妻》，由此走进电影行业。
她没有受过系统的表演训练，便用近乎苛刻的方式补足功课。拍戏之外，她大量阅读，观察街头行人的神态，也反复揣摩人物的心理。导演孙瑜曾评价她，稍加点拨便能迅速领会意图，常常一遍就能完成拍摄。
银幕上的阮玲玉越来越成熟，生活中的她却始终没有真正摆脱控制。她与张达民同居后，张达民缺乏稳定职业，常向她索取钱财。阮玲玉成名以后，这种索取变得更加频繁。她曾多次试图分开，并按照协议每月给付张达民一百元，希望换取安宁。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阮玲玉一度随张达民前往香港。同年4月，她接到联华公司的召回电报，返回上海拍摄影片。重新投入工作，使她暂时离开了那段令人窒息的关系。那段时间，她接连出演《续故都春梦》《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片，事业达到高峰。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她再次陷入困境的，并不是片场，而是唐季珊。唐季珊擅长以体贴和殷勤取信于人，先讨好阮母，再接近阮玲玉。他常驾车在片场外等候，也会带礼物哄孩子。阮玲玉经历过长期压迫，对一个看似能提供保护的人，很难没有期待。
1933年，张达民因得知两人同居而上门争吵，阮玲玉只得请律师处理分居问题。她以为摆脱旧关系便能获得新生活，结果却发现唐季珊同样没有给她稳定和尊重。唐季珊另有新欢后，阮玲玉遭受的不是普通失恋，而是再次被推入被轻视、被争夺的处境。
拍摄《新女性》时，她饰演的韦明同样遭遇生活打击，角色中有服药自尽的情节。阮玲玉把现实中的压抑带进表演，很多场面情绪极重。影片上映后，一些报纸借题发挥，围绕影片和演员制造争议；张达民又以通奸、文书等问题提起诉讼，要求她继续付钱。
多重压力叠加之下，阮玲玉的私人生活被公开审视，感情纠纷也被写成供人围观的谈资。母亲察觉她情绪低落，曾担心她做傻事。遗憾的是，家人虽有警觉，却没有力量挡住接连而来的打击。
1935年3月7日晚，阮玲玉服下大量安眠药。唐季珊发现后，没有立即将她送往距离较近的大医院，而是先送往日本福民医院。因救治环节延误，之后转到中西疗养院时，已经错过了抢救时机。3月8日下午6时38分，她停止呼吸。
真正改变舆论方向的，是后来公开的两封遗书。1935年4月26日，《思明商学报》刊文揭露所谓遗书存在问题，并披露阮玲玉原先留下的文字。她写给张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写给唐季珊的信中，则提到对方迷恋他人、曾经打她，并质问：“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
这些话并不工整，甚至有多处涂改，却比那封流传甚广的“人言可畏”更接近她临终时的精神状态。她不是单纯因流言而死，而是在长期的经济纠缠、感情欺骗、暴力伤害和舆论逼迫中，逐步失去了求生的出口。
3月9日，原本应当举行的案件审理，变成了阮玲玉的出殡日。大批上海市民赶往万国殡仪馆悼念，导演孙瑜评价她“一生是一页挣扎向上的史实”。这句话没有替谁开脱，却点出了阮玲玉悲剧最沉重的一层：她从贫困童年走上银幕，最终仍没能逃离旧式关系和冷酷舆论共同织成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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