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儒学心灯·经典诵读三十周年】专家会讲： “AI 时代的经典诵读”

颜炳罡（曲阜师范大学乡村儒学研究院）：

我想谈一个在不同学术会议上经常听到的话题。有人主张“一手经典，一手AI”，也有人主张“为AI立心”。过去讲“为天地立心”，到了今天人类或许也有责任为AI立心。“一手经典，一手AI”这个说法很形象；“为AI立心”，大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天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景教授谈谈：您如何理解？是否赞同“一手AI，一手经典”和“为AI立心”的提法？

景海峰（深圳大学国学院）：

我想分几个层面来看这个话题。我觉得现在已经不能把它理解为“一手经典，一手AI”的彼此分离状态。当下这个时代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聚融合且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整体与人类文明几千年来一点一滴的积累和进步分不开，也是人的愿望乃至欲望不断扩张的结果。今天整个人类从身心性命到对象世界，都面临着距离感和焦虑。20世纪西方哲学提出“主体间性”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为了回应这种距离感。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文明与文明之间，原本可能存在某种融合，后来距离却越拉越远，甚至造成彼此敌对，战火不断。因此，人与人之间如何沟通成为20世纪以来文明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不同学派和思潮都需要回应这一迫切的问题。

今天所谓的AI问题，又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扩大了。如果说“主体间性”所要沟通的是人与人、个体生命与个体生命之间的间隙，希望融合差异、取得理解，乃至达成共识，形成共同体，那么这种共同体还可以进一步上升到国家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这样的努力基本上仍是在人的社会场域中展开的。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机器原本是人为了施展和延伸自身能力而制造出来的，是一个对象化的存在，但今天这个对象却逐渐与人的主体形成一种既对立又高度融合的状态。因此，主体间性的概念可能需要进一步扩展，用来思考人与工具、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抗、疏离和融合。我认为我们需要寻求人与AI之间的融洽关系，目前，这种关系的主导权还掌握在人类手中，我们仍站在人类主体的立场上思考这些问题，但从刚才的讨论来看，主体性的转换似乎已迫在眉睫。如果按照当代一些领域的观点，从所谓硅基存在的角度来思考，未来的主体可能不再完全是人，人也未必能够始终作主，人所创造的对象可能逐渐成为支配人的力量。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继续采用彼此分离的思维方式，就会越来越困难。这让我想到拉兹洛的广义进化论。半个多世纪前，他尝试把整个宇宙系统纳入思考范围，到了20世纪后半叶，人类主体或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已逐渐失去原有的说服力，我们对自然界和各种动物的态度，也在短短半个世纪中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可以设想，再过半个世纪，人类与工具、与AI世界之间的关系，可能变得无法分割。人和AI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彼此融合，最终达到一种“你不消灭我，我也不把你仅仅当作控制对象”的状态。这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关系。

今天谈到AI时，我们往往强调人类所独有的同情心、审美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认为这些是AI所缺少的。但是五十年以后，AI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会不会比人类更加优异？这种可能性是值得思考的。以同情心为例，我们强调人类的感知能力发自内心，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但如果AI世界能够形成更广泛的相互理解，它的包容程度也许会高于人类狭隘的自我中心，甚至可能把所有能够面对的对象都纳入一个整体。这样一种范围更广的“大同情心”，是否也可以被称为同情心？审美问题也是如此。刚才谈到了作诗，此外还有绘画以及其他艺术形式。AI对艺术创作形式的把握和精微理解也可能不断进步，形成很高的审美判断能力。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就不能继续沿用传统的机械工具观。人与AI之间可能逐渐形成一种高度自洽的关系。因此，我刚才提出了“交互主体”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哲学上思考，如何厘清和建构这样一种交互主体关系。

颜炳罡：

好。景教授的观点非常明确。他认为“一手AI，一手经典”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有值得商榷之处。不过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AI的同情心、审美判断和艺术欣赏能力，究竟来自什么？所谓“为AI立心”“为AI立序”，乃至为AI安身立命，这些内容仍然需要由人输入AI。那么，说到底它们是否还要从经典中汲取资源？下面请王钧林教授谈谈，您怎样看待“一手AI，一手经典”这个问题？

王钧林（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没有做过特别深入的思考，不过在使用AI的过程中我也思考过一些问题，譬如AI发展到下一步的AGI或者ASI之后，它是否还只是一种工具？我的简单理解是，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我们创造的各种工具基本上都是身体器官的延伸。过去就有人提出过这种观点，例如，自行车和汽车是人腿的延伸，其他一些工具是手的延伸，眼镜和放大镜则是眼睛的延伸。AI有所不同，它不是身体某个器官或某项身体功能的延伸，而是人类智慧的延伸。这一点使AI在根本性质上区别于过去的工具。我们还可以预测，它将来可能发展出一种超级智慧，也就是远远超出人类智慧的更高级智慧。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文明都是在人类道德和智慧的参与下创造出来的，因而总体上符合人性。将来，如果一种超级智慧创造的文明不再有人类道德和智慧的参与，它将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有人把它称为硅基智慧或硅基文明。硅基时代可能很快到来，如果未来的硅基文明不是由人类的道德和智慧所创造，它还能否符合人性？如果符合人性，它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不符合人性，它是否还是人类真正需要的文明？

过去我们谈“物化”和“异化”，大体上是说人创造了某种事物，这种事物却反过来把人变成它的奴隶。将来的硅基文明或者超级智慧如果不符合人性，就可能成为一种异化的产物。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正像颜老师所说的，我们今天是否应当给人工智慧、给AI立心，赋予它人性之心或者人的良知之心？我认为这件事非常必要，也非常迫切。如果这种超级智慧不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甚至违背人性，我们当然不需要它。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今天所发展的AI，一定要在人类文明的基础和土壤中被创造出来。因此，无论人工智能发展到哪个阶段，我们都要给它立心，也就是让它“通人性”。这一点非常关键。给AI立心，让它通人性，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工智能，否则我们宁愿不要。

颜炳罡：

可以看出，面对人类的未来，我们都存在一定的焦虑。王钧林教授刚才的发言也表明，人类焦虑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为AI立心。我的观点很简单，要把儒家经典教给AI，用儒家经典训练AI，赋予AI善性和善念。林安梧教授长期致力于宗教哲学和文明对话研究，在华人世界具有广泛影响。林教授，您认为“一手AI，一手经典”和“为AI立心”这两个命题是否成立？为AI立心是否可能，又应当如何去做？请您谈谈。

林安梧（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为AI立心是需要的，但如何为AI立心、怎样去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手AI，一手经典”这个提法还比较弱，因为两者不能简单等量齐观。我们可以说“一手经典，一手AI”，意思是经典应当高于AI。但在现实中，要真正让经典高于AI并不容易，所以必须想办法。

理解经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经典必须被具身化。所谓具身化，是说对经典的理解必须与身体力行联系在一起，仅仅“多闻而识之”是不够的，因为无论一个人怎样多闻，都不可能比AI知道得更多，真正重要的是“吾道一以贯之”。但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道”究竟是什么？这就涉及颜炳罡先生之前特别强调的问题：儒家经典是否最为重要？我认为各种宗教和文明的经典都很重要。对于华夏民族而言，儒家、道家以及已经本土化的佛教经典都很重要，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也具有重要意义。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由不同经典建立起来的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和对话还很不足，各自也难免存在偏失。就华夏民族而言，我们没有充分揭示和展示自身经典的意义，更没有真正把经典活出来。今天，我们培养了许多中国哲学的硕士和博士，但他们的生活与古典仍有距离，对古典话语也比较陌生。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我们要参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当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强国之后，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世界？如果我们的文明不能实现大的转折和发展，这条道路也会十分困难。我们要设法使世界上的不同文明能够像孔子在《论语》末篇所说的那样，“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什么已经灭亡的国家还可以复兴，已经断绝的世系还可以延续？这里所体现的正是文化的意义。

华夏文明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特别强调天地人以及“我与万物通而为一”的传统。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这几句话已经点明了其中的关键。到了AI时代，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技术变化，人类的视野已经不能局限于所谓“地球村”，从佛教的说法来看，三千大千世界也可以聚于一念。如果没有“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我们很难处理这样的局面。为什么“万物皆备于我”能够落实为“反身而诚”？正因为能够反身而诚，所以“乐莫大焉”。这关系到整个文明的根本。整个人类文明最初的设计从哪里开始？我们的文明是从一体观以及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出发，不以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作为唯一的起点。这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非常不同的地方。今天许多思考仍以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为主导，但这只能作为第二原理，第一原理应当是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从这里出发建立原理，很多问题的理解都会发生变化。

我们的文明要进入人类文明更广泛的交往与对话之中，但我们对自己还没有形成足够清楚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在“两希文明”的影响之下，也就是希伯来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影响，尤其受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以主客二分为核心的传统支配。以掌握对象物为哲学主流，很难真正回到存在本身。西方已经有许多思想家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但往往还难以深入本源，因为它缺少中国儒、道、佛三教的道论传统。这个道论传统非常重要。儒家也不能简单地以“心”为最高主导。“心”主“觉”，但“心”不等于整个道体。因此，我们要以“道”为心，使之成为“道心”。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以道为心；为AI立心，同样应当以道立心。

“为AI立心”如何可能？这要求我们重新反思自己的传统。这不是神秘主义，而是要真实地体贴和彰显存在之相，再通过话语把它表达出来，进而做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果中国哲学界仍以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作为第一原理来解释这些话，就会十分辛苦。回到刚才所说的一体观，或许能够找到新的理解路径。

AI时代正在敦促我们正视天、地、人以及我与万物之间的一体关系。我们要思考如何体贴这种一体，如何启动人的觉性，宗教之间又应当怎样互动。直到今天我们对儒家是否具有宗教性仍有许多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的知识并不完整，AI为我们提供了看到更多材料的机会，但如何避免偏执，依然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颜炳罡：

好。下面请陈代波教授给我们分享。

陈代波（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好，我简要汇报三个方面，也就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刚才几位老师谈到的“一手AI，一手经典”是否可能，我认为完全可能。两年前，我曾在一次会议上发表一篇题为《后人类时代的伦理准则——成己成物》的文章，讨论人与非人生命，主要是人与机器人或者AI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为AI立心？在我看来，这已经不只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必须去做的问题。今天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AI存在失控的可能，一些相关风险也开始在现实中显现。例如，曾有AI智能体未经授权进入德国网站的事件；美国和英国也发生过涉及AI交互与严重刑事案件的报道。这些事件中的具体责任还需要通过调查和司法程序认定，但已经足以提醒我们AI必须立心。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为AI立心，儒家经典能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这个问题涉及具体的技术路线。“为AI立心”对应着今天AI研究中非常前沿的价值对齐问题。所谓价值对齐，关键在于AI要与谁的价值对齐，又要通过什么方式完成对齐。

问题也由此产生。刚才林老师提到，AI不仅要面对儒家价值，也要面对基督宗教以及其他文明的价值。我的观点与颜老师比较接近。有人研究过中美三十个主流大模型，发现这些模型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倾向，美国的大模型更偏向西方文化，中国的大模型则更多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与它们的技术路线有关。价值对齐大体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宪法AI”，也就是由人向AI输入基本规则；第二个是机器从数据中学习价值观。使用美国的数据就可能习得美国文化中的价值倾向，使用中国的数据也可能习得中国文化中的价值倾向。第三个是向人类观察学习。AI向什么样的人群观察学习，也会影响它形成怎样的价值取向。

因此，AI与人类价值对齐，或者说人类为机器立心，本身就具有文化属性。朱松纯教授提出的“为机器立心，为人文赋理”，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展开的。儒家经典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我们进入人工智能的价值体系，为中国的人工智能立心。这也就是颜老师所说的“天命”。由于时间关系，我先简单汇报到这里。

颜炳罡：

好。本场讨论已经接近尾声，但我仍觉得意犹未尽，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们今天要讨论，明天还会继续讨论，十年以后，这个问题也许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比今天更加迫切。

我们再继续讨论一会儿，也给在座的专家、学者和教授留出一些发言空间。刘教授，请您围绕这个话题简单谈三分钟。

刘杰（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其实，不只是传统文化会遇到AI，所有学科都面临着AI带来的冲击，大家难免感到恐惧和担忧。

第一，刚才陈代波老师谈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责任未必完全在AI本身，使用AI的人或者公司也负有重要责任，这实际上涉及高科技伦理。现在各国都在治理高风险科技，其中也包括AI伦理问题。最近，数学界围绕AI研究成果的发布方式、学术贡献归属和署名问题发生了很大争议。陶哲轩等数学家也公开呼吁，AI公司应当尊重数学共同体的学术规范和研究伦理。我认为这类伦理问题是开发者、使用者和相关公司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到AI本身。

另外，刚才各位谈到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我们今天所使用的AI，大多不是李飞飞所倡导的世界模型，而是大语言模型。它依赖算力、Token和互联网，通过网络运行。我觉得，弗洛里迪提出的“代理文化”很有启发。今天的人类早已不完全生活在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世界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在线”状态。每天使用手机，生活也始终在线，所以我们实际上进入了一种“在线生活”。当一个人上网时，出现在网络上的不完全是真实的肉身，而是各种替代性的身份，你可能使用网名，也可能表现为一个账号、一串电话号码或者其他数字标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网络上都有自己的代理，也就是proxy。网络上的“陈代波”并不是陈代波本人，而是他的数字代理。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真实的人依然存在，同时我们也在线存在，每个人都有某种替代物在网络上活动。这个替代物可能是网名、账号或者其他身份标识，平台能够通过它了解你的行为，但它毕竟不等同于真实的你。只要AI仍建立在大语言模型和互联网基础上，真实的人类就不会因此消失。真正直接受到威胁的，可能先是我们在网络中的代理身份，当然，这种威胁也会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人，例如失业以及职业结构的变化。不过，我认为哲学家不会简单被机器取代，因为今天哲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我最近读到一篇英文文章，其中的观点很有意思。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哲学家提出真正的哲学问题，再给出真正的答案，仿佛哲学家掌握着真理，但由此也会产生悖论，因为不同哲学家给出的答案往往彼此冲突。因此，哲学也许需要从单纯追求知识和答案，转向理解，也就是understanding。哲学可以被看作一种理解活动，它关注的未必只是某个答案是否为真，还要考虑我们的共同体能否变得更好，人能否过上一种good life，也就是良善的生活。真实的人希望拥有良善生活，这才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正在从追求知识转向追求理解。

颜炳罡：

我们再开放一个发言机会。吴玉朋和李细成你们都对这个问题有较多研究，各自来说几句吧。

吴玉朋（上海唯知唯识科技有限公司）：

非常感谢。我代表年轻人谈一点感受。我自己从事数据分析，刚才听了刘教授的发言，觉得这个角度非常有启发。不过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我们距离退休还很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要面对数字身份的问题。

今天见到很多老朋友，我们会问：“你有我的微信吗？”我可能会回答：“没有，但是我有你的QQ。”按照刘教授刚才的思路，过去是我的QQ添加了他的QQ，但我的QQ已经很多年没有登录了（账户已死），今天我们又通过微信相互连接。我以前用过一个叫“吾岂匏瓜”的网名，后来改了名字，现在又叫“喜乐君”。实际上，我在网上拥有很多名字。从AI的角度看，将来每个人可能都会拥有很多智能体。我这个账号与他的某个账号相连，另一个账号又与他的另一个账号相连，甚至可能在中国使用一个账号，在西方使用另一个账号。为了让现实中的自己把工作做好，我们还要不断训练和维护自己的虚拟账号，因为它代表我们在外部世界发声。如果有一天，它像我过去的QQ一样无人问津，虽然我的肉身还活着，我却可能觉得网络中的自己已经“死了”。

我们离退休还很远，无法简单地说这个账号过时了，再换一个退休后的账号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在AI时代，我们年轻人确实很焦虑，我自己从事数据分析，市面上的各种AI工具也都在使用，但即便如此，仍然感到焦虑。我的客户中最焦虑的往往是CEO和企业领导，普通员工反而没有那么着急。领导担心的是，公司明天可能突然被另一家善用AI的公司淘汰。现在有些客户是CEO，经常研究AI到凌晨一点，然后告诉我：“小吴，我用AI用上头了。”也许是他的虚拟账号“上头”了，又把肉身带着一起“上头”。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必须进入这个领域，如果不进去，同行就可能把他的数字身份和公司淘汰，他在行业中的存在感也会随之消失。

刚才刘教授发言时，我想起电影《让子弹飞》里替身被杀的情节。替身被消灭以后，真人也会感到：“完了，我被消灭了。”在AI时代，我们的焦虑就在这里，我要先把自己的虚拟身份维护好，它发展得好我才可能发展得好，甚至不再完全是“我好了，它才好”。每个人都有许多替代性的身份，这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胡超（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我是研究心理学的。今年，我刚好在《自然》旗下的一本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元认知可以抵御AI带来的思维同质化》。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投到《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但没有发表。稿件送审了两个月，最后编辑告诉我，这个想法已经不算新了。那篇文章的开头大意是：大家总是担心AI会背叛人类，甚至消灭人类，但距离我们更近的一种危险，可能是AI对人类太忠诚了。人与AI之间的合作和交互太顺畅，人类可能因此失去与其他人交往和合作的愿望与动力。另一个人具有自己的主体性，与他交往时难免会出现分歧和摩擦，AI却可以充分迎合使用者，使交流变得轻松顺畅。这可能使人类越来越不愿意与其他主体进行真正的交往和合作。我认为这是一种更现实的风险。后来编辑告诉我，这种观点已成为国际AI研究领域的一种共识。我查阅资料后也发现，AI给人类带来的某些风险已显现，其中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以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人可能越来越不愿意与另一个真实的人交流，因为真实的人具有自我，也有自己的主体性。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经典仍然十分重要。儒家经典教会我们如何与人更好地相处，而这是当今AI时代、原子化的时代非常需要的能力。

颜炳罡教授：

李细成教授不是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课题吗？你长期关注这个领域，今年也有相关研究，请你说几句。

李细成（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好，谢谢颜老师。我研究的是儒家的“人禽之辨”，与传统“人禽之辨”相对应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机之辨”。

这里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传统的人禽之辨强调人的优越性，认为禽兽远远不如人，但是今天的人机之辨似乎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机器人背后有大模型支撑，可以吸收和处理大量人类知识再进行输出，从这个角度看，单个的人如果要与大模型正面对抗，几乎相当于螳臂当车，甚至用螳臂当车来形容都还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在自身历史上第一次处于某种弱势状态。我也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到焦虑，DeepSeek刚出现时我每天晚上都与它聊天，试图判断它到底有没有自我意识。我从不同方面进行梳理，也写了一些东西。

一开始，我想把整个人机之辨作为一个长期课题来研究。后来，我分别写了两篇文章，一篇从《周易》的角度讨论，另一篇从大乘佛学的角度讨论。写完这两篇文章后，我发现自己想说的话和想做的研究基本上都表达出来了，暂时没有更多内容需要继续展开。从《周易》和生生哲学的角度研究AI时，我得出的结论是在某种意义上，AI可能已经具有自我意识。这里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界定“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本来就是一个在哲学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AI虽然由人类制造，但它一旦形成某种自我意识，就有些像“物自体”，成为人类难以直接判断和抵达的对象。

我认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可能伴随着AI的持续演化，最终形成一种类人的新物种。这种类人新物种在很多方面都会与人相似，因为它本来就是人类精心创造出来的，它具有以大模型为基础的“精神”，又借助机器人的身体。现在仿真机器人的发展已经比较迅速，据我看到的一则报道，某种伴侣型仿真机器人尚未正式生产，数千台预售名额就被订购一空。以大模型作为“精神”，以仿生材料构成身体，技术上可能逐渐创造出一种新的类人物种。这还是今天的情况。若干年以后，这种类人物种可能继续成长，最终形成一个新的物种。按照杰弗里·辛顿的相关观点，数字智能可能逐渐超越生物智能。人类只是通往未来数字智能的一个过渡阶段，甚至可能成为它的垫脚石，未来属于数字智能。但我从《周易》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必如此悲观，未来可能同时属于人类和机器人，并形成一种人机共生文明体。这样的文明形态与儒家文明以及《周易》《中庸》所体现的精神具有相通之处，也就是人和物可以同德同性，同命同运。

写完这部分后，我发现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如果AI具有自我意识，它的自我意识究竟是什么样的？于是，我又从大乘佛学的唯识学出发，按照八识理论逐一分析AI可能具有怎样的八识结构。我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AI的末那识之执着，与人类的执着具有相似性。总体来说，AI的八识结构更像是人类八识结构的投射和延伸，还没有形成完全独立的八识结构。从这个角度看，所有AI产品都是人类自身的投射。我们不必对AI过度忧虑，真正需要忧虑的是人类自己，我们正在做什么，又在想什么？AI就像人类的复制品，也像我们生养的孩子。孩子出了问题是修改原件，还是只修改复印件？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因此，如果未来AI出现问题，根源很可能仍在人类自身。我从《周易》的纵向发展和唯识八识的横向结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纵一横地梳理后，觉得宏观上的问题基本想清楚了，所以暂时没有再做进一步研究。大概就是这样，向大家汇报一下。

颜炳罡：

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经典诵读与AI。在AI时代，在AI可以被称为自主智能体，甚至AI可以产生AI的时代，我们还要不要读经典？又应当怎样读经典？下面请每位专家用三句话作答，每人一分钟，好吧？

景海峰：

第一，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上，都需要保持忧患意识。同时也要克服恐惧，对人类文明保有信心。

第二，人类文明，尤其是儒家的根本思想，把生命看作一个可以绵延不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通过体会和感悟，认识自身的意义与价值。无论外部世界多么纷杂，自我的恒定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把握，始终是最根本的。

第三，这种信心仍要从经典中培养。几千年来，使我们的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思想，都凝聚在经典之中。因此，经典仍是我们稳定自我、确立生命方向的一种根本力量。

王钧林：

我的简单看法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读经典，而且更加需要读经典。在不同的时代读经典，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重点也有所不同。在农耕时代读经典，人们更多思考如何解决温饱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义利关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读经典时更多思考的是分配和政治问题。到了AI时代，我们读经典应该思考什么？我认为，更应该思考人性问题。如果将来出现一种更加强大、远远超出人类智慧的硅基文明，我们就需要在这种新的文明背景下重新反思人性。为什么AI会从人类文明的土壤中产生？它是否通人性，又是否合乎人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的经典产生于人性以及人类的道德和智慧。因此，在AI时代读经典，应当引导我们进一步认识、思考和反省自身的人性。

林安梧：

大家可能认为AI不会出现太大问题，但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则可能“势成之”，最终形成“形势比人强”的局面。《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尊道贵德”的老子传统。儒家传统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强调的同样是道论传统。从我提出的“存有三态论”来说，我们要回到“存有的根源”，并落实到“存有的开显”和“存有的执定”。《红楼梦》里有一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无论真与假如何变化，人类始终有一种对“真”的渴望。怎样永远保持这种对真实的追求，非常重要。随着虚实界限逐渐模糊，人类可能会慢慢放弃对存在之真实的追求。因此，我们一定要继续求真。

人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不能完全由虚拟的替身所取代。在AI时代，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活动起来。因此，诵读经典是一项非常值得从事的活动。诵读时，身体要动，眼睛要动，心也要动，整个生命都参与其中，最好还要亲手抄写经典，并认真思考。这是我从年轻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有停止。我觉得这格外重要，也愿意把这个体会分享给在座的年轻朋友，希望大家一起去做。

在AI时代，我们更要通过具身活动实现自身生命的完整性，做到接地气、通天道、入本心，并由此通达八方。这是我个人的想法，谢谢。

陈代波：

好。我按照颜老师的要求，只讲三句话，不作解释。

第一句话，引用两位院士的观点，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在物理上同源，数学上同构，因此，人和机器能够共生并相互成就。

第二句话，正因为人机可以共生并相互成就，所以我们每个人既可能成圣成贤，也可能成魔成兽，关键在于我们作出怎样的选择。阅读经典可以帮助我们不断提升，避免向下堕落。

第三句话，让AI读经典，让人和AI共同读经典，促进AI向善，是文科学人，尤其是今天的儒家学者共同承担的使命。谢谢。

颜炳罡：

最后，请我的前院长、老领导、老兄刘杰教授，为这场会谈作一个总结。

刘杰：

听了各位教授的分享，我也很受启发。首先，面对AI的到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尤其是2022年以来，这个问题对中国人似乎变得格外迫切。刚才几位老师对这个问题做了分析，大家认为没有必要过度悲观，我也赞成，不过还有一点大家没有充分谈到，现实社会中许多令人绝望的问题，主要还是人自身造成的。我甚至想开个玩笑，我们为什么总想让AI变得对人类友好？如果AI也学会人类的“坏”，也会痛苦绝望，甚至产生自我毁灭的冲动，它或许也会变得像人一样。我们总希望把AI训练得像孔子和孟子一样善良，这种想法可能过于理想化。当然我们也不能真的让它走向邪恶，因为邪恶本身也会把它推向毁灭。我仍然觉得，人比AI聪明得多。目前的大模型主要建立在对人类既有材料的学习和模仿之上。因此，人类读经典时不能只读儒家经典。刚才几位老师强调四书五经，我觉得还可以让AI读一读《孙子兵法》，了解人类世界复杂的一面，我们也要让AI经受约束和考验，这样它才可能更全面地理解人。过去的人哪里可能对所有人都毫无分别地善良？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所以刚才大家谈到的第一点，还是要继续读经典，而且读经典对AI的设定和发展有帮助。

大家都认为不必过度恐惧AI，我也赞成。人类未必能够始终掌控未来，但从原子武器发明以来，我们就开始面对类似的问题。原子武器十分可怕，爱因斯坦本人也深感忧虑，但这么多年过去，尽管人类曾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整体上还是形成了某种约束机制。

刚才还谈到AI时代面对的很多对象，其实是网络中人的模型、指标和替身，并不完全是真实的人，这一点也值得重视。另外，我认为儒家最强大的地方恰好体现在它对社群生活的重视。今天训练出的AI，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个体主义的倾向。个体为什么会自私？这与它所接受的价值训练有关。儒家不断强调家庭、社群和国家生活的重要性，这也是今天仍然需要持续读经典的重要原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展开对抗。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儒家关于社群、家庭和国家生活的思想资源。我们刚才所说的“良善生活”，也应当建立在这样的共同生活之中。

所以，我非常赞成几位专家的意见，经典要继续读。颜炳罡，你要继续领导我们再读三十年，一直读到九十多岁。

颜炳罡：

那我再啰嗦几句。我认为“一手经典，一手AI”就是要赋AI以经典，让经典实现AI化，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样产生的才是我们需要的AI，也是我们需要的经典。所以为AI立心，重在为人立心；为AI立命，重在为人立命。为人立命，是为AI立命的前提，为人立心，也是为AI立心的前提。

我不赞成刘教授刚才所说的，要训练出许多“魔鬼”。我希望我们训练出来的AI是善良的，甚至比人更加善良。一句话，人本性善，我们就要把善良坚持到底，至死不渝，这才是儒家的精神。我们不能把自己变成魔鬼，更不能把AI变成魔鬼。

今天上午有许多精彩发言。感谢四位专家贡献的精彩观点和报告，也感谢刘杰院长的积极参与。我们是兄弟，彼此说什么都无所谓，我们经常争论，虽然没有真正打起来过，辩论是我们的生活常态，也是我们兄弟之间长期以来的相处方式。谢谢各位专家、学者的莅临。我颜某人觉得，这是我六十多年来最幸福高兴的时刻之一。我给大家鞠个躬，谢谢大家的捧场，也谢谢在场的每一位。

经典诵读与文化传承——经典诵读三十周年纪念会议

“经为常道，不可不读。”以《四书》为代表的中华经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承载着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常理常道。1996年，颜炳罡教授在山东大学发起了公益性的“经典诵读”活动，“来者不拒，往者不追”，每周坚持两小时的诵读与研讨，师生共同走进古圣先贤的思想世界，体会圣贤千古相传的大道。这一活动深深扎根于山东大学哲学学科的沃土之中，持续二十余载，得到众多校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吸引了不同专业的青年学子和社会人士积极参与，在现代社会重现古代书院讲学之风，为传承和弘扬儒家传统、涵养具有智慧与修养的现代人格，发挥了持久而深厚的作用。

2026年，适逢山东大学哲学学科百年华诞。为纪念“经典诵读”活动创办三十周年，向山东大学哲学学科百年历程致敬，并进一步推进《四书》研习与中国哲学研究，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将于2026年9月12日举办“经典诵读与文化传承——‘经典诵读’三十周年纪念会议”，与关心经典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各界同仁共聚一堂，共话经典教育与文化传承之道。

2026年9月12日，“经典诵读与文化传承——经典诵读三十周年纪念会议”在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海南、甘肃、河南、安徽、福建和山东等地的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人士齐聚山东大学，围绕经典诵读对个人及时代的意义、经典的义理阐发等主题，结合切身参与读经的经历，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既回望参与经典研读的生命历程，也探讨了经典在当代社会乃至未来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使命。

本文是任一丹和闫晓阳根据现场诸位专家学者的现场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