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香港地产大佬施永青最近上了热搜。他在自家专栏建议：政府应强制避孕套厂家加入一定比例“会漏的次品”，让部分使用者“意外中招”，从而扭转香港生育率。他还说，避孕套让人类规避了“理应承担的生育后果”，“有违天道”。
看完这个建议，我小脑差点没转过来。
背景是，香港出生人数首次跌破3万，约2.97万，比十年前差不多腰斩。一个靠房地产吃饭的人，面对人口暴跌当然坐不住——人都没了，房子卖给谁？但开出的药方，实在荒唐。
施永青的逻辑很简单：以前没避孕套，人受本能驱使就生孩子；现在科技让“只性交不留种”，大家一算账觉得不划算，就不生了。所以干脆让避孕套“不好使”。
这暴露了一种傲慢：在施老板眼里，普通人不生孩子，是因为避孕太方便，而不是因为生不起、养不起。他把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简化成了一个“技术故障”。
按照这个思路，是不是还可以取消产假、禁止女性就业？毕竟这些现代文明产物都在降低生育意愿。他自己也承认“会引发强烈反弹”，但说“一些违背伦理的措施是有必要的”。一个亿万富翁，用宏大叙事合理化对普通人身体自主权的侵犯，这不叫忧国忧民，叫慷他人之慨。
香港妇联调查显示，77%受访者不愿生育，经济压力占98%，房屋短缺占92%，工作繁忙占80%。恒生银行调查更直接：在香港养大一个孩子到22岁，总开支超过600万港元，比2006年涨了55%。与此同时，很多家庭挤在300平方呎以下单位，三代同堂。
问题从来不在避孕套上。一对夫妻在出租屋里算完账：房贷3.6万、学费6000、兴趣班2000，再加吃饭交通，月入9万都紧巴巴。这种情况下，你把避孕套戳破，他们就会欣然接受吗？大概率是咬牙做人流，或在极不情愿下生下一个“计划外”的孩子。这对孩子公平吗？
这跟最近的“数据找人”是一个道理。有单位有稳定工作的人，单位直接代扣社保，不用催。需要“找人”的，恰恰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这些灵活就业者。他们不交，是因为不想交吗？
看看数字：北京社保缴费基数下限7162元，灵活就业者按最低档缴养老和医疗，每月约2089元；上海下限7460元，每月约2238元。而全国职工养老保险断缴人数已突破4200万，灵活就业群体断缴率高达38%。一个月赚5000块，却要拿2000多交社保，剩下连房租吃饭都勉强。你让他怎么交？
生孩子同理。不是不想生，是算完账发现生不起。
施永青建议“调校避孕套次品比例来调控生育率”。想法荒唐，但指向的焦虑真实——香港综合生育率已降到0.8的历史新低。真正的解决方案，联合国人口基金2025年报告说得很清楚：全球超过半数人口因财务状况、住房负担、工作不稳定和育儿成本等现实障碍，无法实现理想生育数。出路在于可负担住房、体面工作、育儿休假和生殖健康服务。
翻译成大白话：别折腾避孕套了，把房子搞便宜点、托育搞到位、工时降下来。
灵活就业社保也一样。与其“数据找人”催缴，不如设计更灵活的缴费档次和补贴机制——收入高多交，收入低有缓冲，年限可累积但不必连续。真正需要“适配”的不是避孕套，是政策本身。
施永青不是第一次因“奇葩催生”挨骂。2021年他就建议“生两个孩子后才有权买避孕产品”。从“不许买”到“强制漏”，几年过去，思路毫无进步——始终从限制和欺骗角度解决问题，而不是从支持和减负角度。
一个地产商，靠卖房子赚了几十亿，回头建议用“会漏的避孕套”让年轻人生孩子。他数十亿身家，若拿出部分，按每生一个奖50万港币，足以逆转香港生育率。但他没这么说。因为让别人“意外怀孕”，比让自己“意外掏钱”，容易太多了。
数据找人也好，劝人生育也好，核心就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拿出真金白银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还是只想在别人身体上动手脚。
这个答案，决定了我们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制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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