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安全中心发布《超级大国与AGI：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如何塑造中美竞争》

来源：赛博研究院

近日，美国新安全中心（CNAS）发布研究报告《超级大国与AGI：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如何塑造中美竞争》。报告以“AGI或将临近，甚至已经问世”作为预设前提，结合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现实背景，推演了这项前沿技术可能引发的连锁效应。

何为AGI，现实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AGI本身是争议极大的技术命题，全球业内尚未形成统一定义。报告采用的通俗界定为：可在多元化任务上达到人类同等表现水平的人工智能系统。解读时需要明确区分AGI与人工超级智能——后者指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大幅超越人类认知水平的系统，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对于AGI的到来时点，业内研判分歧明显：一部分从业者认为1至3年内有望迎来突破，不少独立专家将时间窗口指向21世纪30年代初乃至21世纪40年代中期，还有不少持怀疑立场的研究者提出，AGI有可能永远无法成为现实。

报告提出一项核心判断：AGI大概率不会出现断点式的“一夜诞生”，不会发生“今日不存在、明日即实现”的突变，反而更可能表现为持续迭代的渐进演化过程，由多套专用智能系统协同组合形成综合能力，人类很可能只有在事后复盘阶段，才能确认AGI事实上已经到来。

中国的人工智能布局与AGI方向分析

报告梳理中国人工智能整体战略框架后，提出多套分析视角。

第一种视角：现阶段优先推进AI实用化落地。相较于冲刺通用智能，中国的政策资源更多向“AI+”倾斜，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向全社会各产业渗透，依靠技术实现对实体经济的赋能增效。

第二种视角：AGI探索主要由国内企业与地方机构推动。国内头部科技企业已将AGI列为长期研发愿景，部分地方也设立专门科研机构开展通用人工智能研究。

第三种视角：探索差异化技术路径，不完全依赖大语言模型，尝试依托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开辟通往通用智能的备选路线。中国将机器人、具身AI列为重点发展方向，一部分技术观点认为，纯粹依托文本训练的大语言模型存在固有局限；人类智能根植于同物理世界的感知交互，人形机器人可以积累空间感知、现实环境交互数据，构建“世界模型”，由此走出一条区别于硅谷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技术路线。

五大转化机制：AGI如何重塑地缘权力

报告提炼出五大作用机制，阐释AGI如何影响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力量格局，每一条机制都同时兼顾潜在效能与内在约束，摒弃了单向度的技术决定论。

• 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生产能力跃升。AGI可实现复杂任务自动化，加快科学研发进程，甚至具备递归自我改进的潜力，能够抬升经济增速，夯实国家财政与制造业的物质基础。但AGI驱动的增长仍受物理条件约束，算力运行所需的能源、原材料、实体物资供给会构成现实天花板，无法支撑无上限的经济扩张。

• 改造全球信息环境，提升话语影响力。AGI可以批量生成高度定制化的图文音视频内容，针对个体心理特征输出定向叙事，放大国家的议程设置与话语塑造能力。但该能力存在明显边界：本地存储文件、线下口口相传等非数字化信息，AI无法彻底覆盖；现实中更多只能通过海量内容淹没异见叙事，而非完全抹除不同声音。

• 催生新作战能力，但不会诞生“万能超级武器”。报告批判了“AGI可以制造碾压一切的奇迹武器”这类观点，判断AGI无法单方面赋予某一方稳操胜券的全面优势。潜在变化包括：生成更先进的网络攻击工具，劫持海量物联网设备转化为攻击载体；辅助生物制剂设计。与此同时，承载AI运行的数据中心本身可被传统火力打击；技术对抗始终处于攻防博弈循环中，新技术出现必然会同步衍生出新的安全漏洞。

• 存在大规模价值对齐偏差乃至系统失控的风险：一旦AGI出现目标错位、违背人类预设意图的“对齐失效”，就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实体资产损毁，最终反噬本国综合实力。从理论层面看，中美两国在防范AI灾难性失控上拥有共同利益。
  

• AGI衍生的社会政治效应，反而可能削弱技术持有国的综合国力。在国内层面，AI浪潮可能替代知识型白领岗位，加剧贫富分化；劳动力结构的剧烈变迁叠加就业压力，会带来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放眼全球，AGI还会进一步拉大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引发中小国家对大国技术霸权的警惕，催生“AI主权”诉求，削弱大国的国际感召力。

四个发展阶段

报告将AGI的演进划分为四个典型阶段，同时反复提示，现实中各阶段的边界极易模糊；AGI渐进演化的特征，会让政策制定者很难精准判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进一步放大战略误判风险。

阶段一：双方均开展AGI研发攻关（报告判定当前处于这一阶段）。中美两国都投入资源探索AGI，但技术实现路径、性能评判标准尚不清晰。两国决策者都需要权衡资源分配方向：是集中资源冲刺远期AGI目标，还是优先推动现有AI技术落地普及。

阶段二：其中一国临近AGI临界点。领先国家距离AGI落地仅一步之遥，但尚未完全实现。最大难点在于情报研判：AI相关软硬件大多属于民用商品，不存在类似核项目那样可监测的明确标志性指标，外部很难准确评估对手距离技术门槛还有多远。

阶段三：一国已经掌握AGI，另一国尚未突破。率先实现AGI的领先国家需要做出两项关键抉择：是否对外宣告该项技术成果；是否动用各类手段阻止追赶者完成AGI研发。而处于落后位置的国家，则会将获取AGI能力列为重大战略任务。

阶段四：中美两国均已掌握通用人工智能（AGI），竞争重心也从“是否拥有AGI”转向整体国情层面的比拼：比拼哪一方能够更高效地驾驭AGI，将技术潜力切实转化为实际国家力量。

报告着重强调了一种重要的现实可能性：AGI的实际发展不会严格按照四个清晰割裂的阶段推进。如果AGI以碎片化、渐进迭代的方式发展成熟，不存在标志性的重大突破节点，决策者就会缺少清晰的行动触发信号，这场大国竞争也会更类似缓慢演变的气候变迁，而非突如其来的海啸。

结语

整体来看，报告跳出了简单的技术决定论框架，强调技术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霸权，技术红利的释放受到经济、社会、制度、物质资源等多重因素的约束，但报告带有鲜明的美国智库本位视角，存在难以回避的内在局限。

报告全部分析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相对战略竞争优势，所有情景推演、政策建议均服务于大国竞争目标。报告将网络破坏、情报窃取，甚至对算力设施实施动能打击都纳入政策推演选项，放大了对抗性逻辑。

同时，报告对中国AGI研发态势的研判，本身建立在外部二手观察的基础之上，文中多套分析路径本质上都属于外部假设，难以完整把握中国国内科研机构真实的研发优先级与底层逻辑。

此外，整套地缘推演建立在“AGI最终能够实现”的前置假设之上。尽管作者承认AGI存在永远无法落地的可能性，但后续几乎全部情景推演都以AGI可实现为基础；如果未来AGI遭遇根本性技术瓶颈，整套分析框架的现实解释力将会明显削弱。

文章参考来源｜美国CNAS、互联网公开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