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钟雪莹，袁澧林相继发声，直指香港男记者恶臭言行

近日，演员钟雪莹公开批评文化记者以性化字眼宣传其新片，其后，演员袁澧林于10月12日深夜在Instagram发布长文《那些永远不会到来的道歉》，控诉一名资深文化男记者在电影《电竞女孩》专访中以「我好像坐紧枱（陪酒）」作开场白，当场要求对方「闭嘴或道歉」却始终未获回应。涉事记者「红眼」（本名黄永亮）于13日公开道歉，其曾任总编辑的文化杂志《艺文青》同日声明双方早已解约。

事件起于钟雪莹在IG限时动态转发的一篇文章。该文以「瞒住『阿爹』挞著阿伦」「钟说老师从影生涯激罕色欲演出，少少震撼」等字眼，宣传她主演的本月上映新片《我阿爹想旅行》及《善男信女》。

钟雪莹公开了自己回覆该文化界写手兼主编的原文：「我对你呢段文字好反感，除咗话你哗众取宠之外，完全睇唔到同套戏有咩关系。无论如何，多谢你来欣赏我哋嘅电影。」

袁澧林随后在该文留言区加入批评，质疑「原意用来褒奖好作品的文章，真的还要流于这样吗？这种角度、这些用字，加点不实，这样吗？」

袁澧林的文章写于事发后不久，今年4月首度刊于《号外》杂志专栏，她此次将全文公之于众。

她回忆，当晚是《电竞女孩》首映后的第一个电影专访，「可不是娱乐版访问」。据其描述，该名屡获本地文学奖、身兼文化杂志总编辑的男记者甫坐下，便以一句「我好像坐紧枱」开场，被指将电影专访性化为夜总会场景，「直接将女性放在性产物的位置」；被质疑后未即时道歉，反而以「他才是男公关」自我开脱。

她写道，自己重申「你这句说话非常不当」并给出二选一——「你要不然闭嘴，要不然道歉」。「我說完了，空氣靜止了不出半秒，訪問便如常繼續，什麼都沒有發生。道歉？當然沒有到來。」

长文将访问经历与入行以来多起遭遇并列，均未点名：一名男导演据称以「你的款看起来不是别人想上的」评价其外表；一名醉酒幕前人员用日文向她提出涉及性器官的粗俗问题，而她恰好听得懂；一位男前辈多次拿「她想亲自己」开玩笑，后在未事前沟通、剧本亦无此安排的情况下于拍摄时亲吻其脸颊，事后未作解释。她还提到拍摄现场有男演员调侃摄影师安排吊臂机位是为拍女演员胸部。

她指出问题不在单单一句话：女性提出异议后，往往要面对「不够大方」「开不起玩笑」的指责，最终由被冒犯者承担维持气氛的压力。「也许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道歉，更是一场对这片土壤的彻底翻新。」

10月13日，「红眼」在社交平台发文承认，访问《电竞女孩》两位导演与五位女演员时，正式访问前的开场白「说了两句很差的玩笑，相当不得体」，并称当时已知袁澧林反感，「自知失言，需要其他受访者打圆场才能继续完成访问，很是惭愧」。他承认未即时正式致歉「处理得不好」，并表示没有辩驳之意，同时为自己看完《善男信女》后在社交平台随意发表的言论再次致歉。

同日，《艺文青》在IG发布声明：「承蒙读者问询，特此声明：《艺文青》已于二零二五年与红眼解除合约。」该声明澄清了外界对其「现任总编辑」身份的理解，但未说明解约原因。

与此同时，钟雪莹出席电影首映礼时表示，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厘清边界、互相尊重，感到不适应即时提出，并透露自己当初指出问题后对方已道歉。她强调，两人公开事件的核心「并非追究个人对错，而是希望引发整个行业反思」；被问及是否担心影响日后合作，她称自己与袁澧林只是在权益与感受被触碰时勇敢说出不适，「从未想过做出所谓伟大之举」。

袁澧林则在随后的IG限时动态中表示，两人不会公开该名记者的身份，发文目的不是让个人接受公审或断送其事业，并吁请媒体不要再追问当事人姓名。

截至13日上午，袁澧林的贴文获得超过4.6万个赞，余香凝、林芊妤等多位女艺人留言力挺。有网民称她为榜样，她回应称自己只是想治愈「内在小孩」，并贴出与友人的对话：「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敢把这件事说出口，那些躲在阴影里的年轻女孩该怎么办？」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发生在袁澧林凭《第四幕》入围第63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之际，她将与凭《善男信女》入围的钟雪莹、凭《双囍》入围的余香凝同台竞争，三人私下是闺密。专业上的肯定，并未让她们免于被物化的处境，这也正是袁澧林长文的论点之一。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的全港调查显示，艺术及文娱服务业的职场性骚扰比率高达49%，在所有受调查行业中位列第二，整体平均仅为11.8%；而同一调查中只有17%的受害人会正式举报或投诉。

【袁澧林长文】

《那些永远不会到来的道歉》

我顿时挺起胸膛来，指着他的脸，要求他道歉。空气静止了，众人当务之急是解决当下的尴尬，大家七嘴八舌此起彼落，很快便模糊了视线。在一场混乱之中，他好像顺理成章不去回应我的要求。我蓦然地离开我还未坐暖的板凳，转头就走，欲终结一连串的电影访问。几位一同受访的女生同伴们仍在忖度我起身徐徐执拾包裹的用意，我的余光感受到不知所措的目光——媒体、电影宣传部、监制、现场工作人员的。

我推开门走了，为了那个不会到来的道歉。

以上是我的虚幻之想。

现实当然南辕北辙。当天那位男记者甫坐下来，准备进行我们当晚《电竞女孩》首映的第一个电影专访（按：可不是娱乐版访问！），就以一句难以咽下的类笑话作为开场白：「我好像坐紧台」，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男记者感到失言，竟没有即时道歉，反之找各种理由搪塞过去，说什么「他才是男公关」。扰攘一番，我终于洪亮重申那句将曾经被人声淹没的「你这句说话非常不当」，紧随说出「你要不然闭嘴，要不然道歉」。（要不是借用了监制上一秒叫他「闭嘴」，我应该也不敢自己从嘴中产生这个字。）

我说完了，空气静止了不出半秒，访问便如常继续，什么都没有发生。道歉？当然没有到来。我还得解决我亲手造成的尴尬——我记得我分配意识将本来悬在半空的手指不争气的放了下来、逼自己右手放回膝上、拉一拉手袖将它盖到手心、双手交叉尝试叠好。袁澧林你怎可以指着别人呢？收回你的手。将笑容重新挂回来。我感到自己造反了、泼妇骂街了，我或许会影响访问的进行，我不够厚道和礼貌，我没有说服力。而道歉呢？没有到来。闭嘴和道歉二择其一，他选择合上嘴巴，什么也没有发生。

即使其他女生心中同样不是味儿，却也只能拿掐最舒服的方式表达不愤，适时以笑容包装不满，没错，笑容是（或：也只能是）女生最大的武器，顶多间时爆出一两句绝核、精辟 soundbite 来优雅反击。被问到男性该用什么来观看这部电影时，聪明的队长不减幽默大方回应「放心，每位男性也有妈妈，也许妈妈就是男性第一道女性经验」。说话带刺对女生来说已很极端了，否则就超出了乖巧、被喜爱的范围，社会一直这样教导我们。

我的那句「电影《F1》也没教女性如何观赏呢」若能挂上松容的笑容便一百，」。大抵是我道行未够吧，我愚笨执着、神经大条、思考直线。我哑口吃黄莲、失语，好像只剩我在踌躇。

文化记者将电影专访随意性化为夜总会场景，一坐下来便将我们不当地比喻成「坐台」的关系，直接将女性放在性产物的位置。就算他后来如何随手拈来个藉口，将权力关系交换、将自己解释为「男公关」，这依然极之不妥，请问，为什么要令我们去想像我们七位女生在某夜场、叫来这位记者为我们提供娱乐服务呢？我们不该来做电影专访的吗？这令我们看起来像一堆傻瓜——我们前一天还用心准备访问问题、开始之前复习电影重点，务求借访问为电影带出一些正面讯息。

若那是一芥草民还有理可谅，可他却偏偏是一位屡获本地文学奖、（多家）文化杂志记者的总编辑，若果饱读诗书也能口出狂言，那我们还能盼望什么？当然，前几星期热辣滚烫的新闻不也才给学术绅士形象一个重击？那位常在 facebook 大放厥词而广为人知甚至曾经民望甚高的香港大学化学博士「K Kwong」也能做出在地铁扶手电梯偷拍女子裙底如此有伤风化的恶心事情。

作为女生，其实多年来不知累积多少被异性言语骚扰、无故性化并矮化的厌女经验，甚至不少发生在入行之后。我记得曾有男导演毫不认讳的直直向我说出：「你的款看起来不是别人想上的，而是真心想当朋友的」，语气自然得我只有浅浅认同、陪笑的份儿；喝醉了的幕前随意以日文（因我也懂日文，且是当晚饭局中唯一懂日文的）向我说出「你喜欢我的屌吗？」以为有了语言隔膜便减轻了性骚扰程度；男前辈演员在拍摄现场重重复覆多次开玩笑说我想借机亲他，却在未有沟通下在拍摄时亲我脸颊，之后从未主动沟通那个不请自来、没写在剧本上的吻；男演员在拍摄现场调侃摄影师们，说他们翌日安排吊臂摄影机是因为想高炒拍摄另一位女演员的胸部。

以上种种事情发生的自然程度，很多时候甚至令自己陷入自我怀疑、道德判断模糊的处境。惶论即时反抗，你根本在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已花废许多力气，元气大伤。当荒谬每天上演，它真的会被正常化。你往往要四处去张问身边朋友，反覆询问，问完同性还去问异性才能确认那不是个人偏见，而着实是不当的行为，而届时，根本已错过最佳反抗的时机。在询问过程中，当中更不乏很多男性都倾向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自动导航，为那些骚扰者开脱的情况——「佢系咁」、「拍戏系咁」。重点可不是「系唔系咁」，而是「唔应该系咁」吧？

即使争取道歉到底，你也不一定获得真诚的道歉。我试过事隔几个月，为了争取那个跟我说「你喜欢我的屌吗」那位男生一个道歉，特意先喝一点酒让话更容易出口，然后经历了一场可恶尴尬不堪的讨道歉戏码。因为始终难以启齿，因此我紧张到上气不接下气地重提那天的状态，对方固然装作不记得，我抖擞精神、逐一细节提起刷新记忆，最后好不容易争取到我该得的道歉，还得忍受他身旁其他男性朋友揶揄：「Gela话你呀，袋钱落你袋！」自此被标签成一个不解风情、吃古不化，玩笑也不让开的硬骨头。那个道歉的态度当然和成熟、真诚扯不些任何关系，但有已经非常不错了。

好了，我们也来谈谈，若没有正面还击的勇气，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还女生个公道、抒一口气呢？就算我有运作得成熟的自媒体，难道放在 ig 公审一番就天下太平了吗？放心好了，首先火速进场的，必然是断章取义的媒体，不加思索便将之砍件拿去大造文章，不完整的表述将一日千里，被带到公众面前。然后，如果对网络生态有点经验的你，以下描述应该也与你的想像相去不远吧：每当有女性公开指控不当行为，我们总会看到一套熟悉的剧本上演——先是质疑受害者动机（「想红吧！」）再来是检讨受害者行为（「为什么当时不反抗」），最后往往上升至对其人格的全面抹黑。我们都有强烈的「完美受害者」的迷思，以及对受害者特别严格道德审判，远比加害者所要承受的多，渐渐这形成了一种寒蝉效应——受害者说出来，可能会隐私被摊开、经历被矮化或戏谑、名誉受损，这让许多女性在受伤害后，只能选择沉默，或仅在私密的小圈子中倾诉。因为公开发声的代价，往往沉重得令人难以承受。

所以，当那位文化记者脱口说出「坐台」时，他并非一时口误，而是他所身处的、我们共同呼吸的文化空气，默许甚至鼓励了这种将女性置于被观赏、被消费位置的「玩笑」。而现场瞬间的静默、后续的若无其事，以及我内心的挣扎与自我谴责，都是这套系统完美运行的证明——它让冒犯者无需负责，让反抗者自我怀疑，让旁观者急于「打圆场」以恢复表面的和谐。

正因如此，个人的愤怒永远不够。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每一次的「小玩笑」、每一句的「别太认真」、每一次对受害者「为何不大方一点」的指责，都是在巩固这个允许女性被物化的体系。真正的改变，始于我们不再将这种冒犯视为「个别事件」，而是看到背后那套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的否定——否定女性的主体性，否定她们的专业应被严肃对待，否定她们拥有定义何为尊重、何为冒犯的权利。

写完这篇文章，也许最多能泄一时之愤，明天世界也许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依旧会继续生活在疯狂的世界。随着成长，当你愈发确立到真正的道德标准，努力接轨成为一位世界公民之时，正义却竟成为了苦难痛苦的源头。也许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道歉，更是一场对这片土壤的彻底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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