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等来中国的邀请函，高市先遭当头一击，中方给日本指了条明路

前言

大家好，我是小李。

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距离峰会还有不到一个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能不能拿到中方的邀请函，东京方面心里没有底。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刚刚公布了一份经济数据，破产企业数量创下了13年来的新高。

邀请函还没到手，经济噩耗先来了。高市早苗到底做了什么让中日关系走到这一步？日本经济这辆车，还能不能稳住方向盘？

东京的焦虑已经藏不住了

深圳APEC峰会的筹备工作正在推进。按惯例，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出席这种区域合作场合是常规操作。可这一回，日本政府却在为一张入场券犯愁。

日本媒体早前报道，高市早苗政府把出席深圳APEC峰会列入了秋季外交的重点任务，甚至传出她拜托特朗普从中帮忙说情的消息。

然而中方对日方的态度很清楚，元首会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原因并不复杂。去年11月，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声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

这一言论直接冲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第一时间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高市至今拒绝收回这一表态，这成为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核心症结。

中方对高市早苗的称呼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此前在外交部记者会上，中方曾未提及高市的职务称谓，日方为此专门提出交涉，要求中方“对日本首相展现出一定的尊重”。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回应称，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立场。称谓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中方对日本政府态度的调整。

高市早苗本人在施政演说中倒是改了口，把中国称为“重要邻国”，表示要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这话听起来有缓和意味，但口头示好和立场改变是两码事。

她一边说着要沟通，一边在涉台和历史问题上没有拿出任何实际行动。日本政客在台前表演强硬，日本企业却在幕后叫苦，这种撕裂本身就说明问题。

中方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日关系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

这番话等于给日本指了一条明路，就是改正错误，尤其在台湾和历史问题上不能一边踩线一边还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

日本经济界对中日关系恶化的感受最为直接。中日两国贸易联系紧密，2025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3221.8亿美元。

这么大的贸易盘子，经不起政治层面的持续消耗。日本企业界呼吁改善对华关系的声音越来越大，可高市政府在行动上并没有拿出对应的诚意。

邀请函的悬念还没解开，日本国内又传来了一组更扎心的数据。

日本经济两条腿同时出了问题

10月8日，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公布了2026财年上半年（4月至9月）的企业破产数据。

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破产企业达到5373家，同比增加3.8%，连续5年同比增加，创下2013财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约为8561.69亿日元，同比增加23.5%。

1到8月，已有112家百年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按当前速度推算，全年可能超过160家，打破2024年146家的历史纪录。

这些数字背后有结构性原因。日本央行去年12月把基准利率上调至0.75%，今年9月又加到约1.25%，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过去十几年，日本靠超低利率甚至零利率养出了一大批效率低下的企业。

帝国数据银行基于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做过统计，成立10年以上、连续3年营业利润连银行利息都还不起的企业算作“僵尸企业”，这类企业在日本大约有25.1万家，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17%。

利率一涨，这些企业首当其冲。帝国数据银行测算，贷款利率每上升0.25个百分点，每家僵尸企业平均每年要多付约64万日元的利息。

日本社会的老龄化也在加剧用工难题。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29.6%，超过一半的企业反映正式员工不够用。

最低时薪10月起又涨了大约5%，人力成本上去了，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统计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因人手不足导致破产的企业有240家，同比增长17.1%，创历史新高。

因找不到接班人而破产的企业达到263起，同比增长23.4%，同样刷新纪录。

成本转嫁能力弱是中小企业的另一个软肋。因物价上涨破产的企业有436家，价格转嫁率整体只有39.9%，能把新增成本完全转出去的只有3.4%。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的首席经济学家田口晴美对此的解释是，规模小、主要做日本国内生意的企业，销售基础本来就薄弱，吸收成本上涨的能力更弱。

外部环境同样不乐观。美国关税政策冲击日本出口，日元汇率波动推高进口成本。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也让日本企业失去了一部分中国市场的缓冲。

帝国数据银行的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在华运营的日本企业数量降到了10118家，创下2010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值，比2024年调查时减少了22%，比2012年的高峰低了约30%。

过去两年共有137家日企完全撤出中国，创下新高纪录。部分出口行业订单下滑，服务业也失去了大量中国客源。

日本经济过去像两条腿走路，一条卖汽车和电子产品给美国赚外汇，一条在中国做产业链生意。现在这两条腿都出了问题。中小企业虽然和国际博弈没有直接关系，却最先承受了后果。

日本经济面临的压力是实打实的，可高市政府似乎更热衷于另一种操作，这种操作不仅没有帮到日本企业，反而让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代价由中日关系买单

今年3月，日本国会众议员古屋圭司因多次窜访台湾被中方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在华资产、禁止境内组织和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

到了10月，古屋在访台前于机场主动向媒体爆料，说他被制裁后收到了高市早苗发来的邮件，里面写着“这是非常光荣的制裁”。

面对记者追问，他承认确有其事，随后又试图往回找补，解释说这不是他个人光荣，而是被一个大国关注本身就是件光荣的事。

古屋圭司是日本跨党派“日台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长期与台湾方面保持密切往来。

高市早苗给他发这样一封邮件，等于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她不仅不认为古屋的行为有问题，反而把中方的制裁当作某种政治勋章。

普通议员说这种话或许只是个人意见，但从首相口中说出来，性质完全不同。

有意思的是，高市早苗的态度存在明显的选择性。今年2月，中方将日本防卫相关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时，她在参议院不仅说“绝对无法容许”，还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

同样是中方的措施，涉及政治表演时就成了“光荣”，涉及经济利益时就变成了“无法容许”。

日本国内的民调数据也颇耐人寻味。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信调查会”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近七成民众支持自卫队入宪，看起来挺强硬，可同一份民调里，高达八成受访者反对为“台湾有事”参战，76.7%的日本民众担心台海会开战。

这说明日本社会的态度存在明显矛盾，嘴上可以喊得响，真要动真格的时候，老百姓并不买账。

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对此评论说，如果有人把高市早苗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奉为圭臬，想当然认为两岸冲突时日本会出兵，那真是想多了。

古屋圭司声称制裁对他“毫无影响”，他在中国没有资产也没有访问计划。这种说法并不陌生。

制裁的核心意义不在于让个人感受到多大痛楚，而在于明确传递一个政治态度，你的行为越过了底线。

高市早苗把制裁说成“光荣”，古屋圭司说“毫无影响”，这些都是政治姿态，但姿态的代价不会消失。中日关系本来就在低谷徘徊，再往下走，受损的还是日本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区域合作空间。

结语

深圳APEC峰会的邀请函迟迟没有消息，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下13年新高，高市早苗却在给被制裁议员发邮件说“光荣”。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脉络其实很清晰。

中方已经把话讲得很明白，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日方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改善关系的钥匙在东京手里，不在华盛顿。

日本企业界呼吁改善对华关系的声音越来越大，可在华日企数量持续缩减，这些信号说明日本经济正在为政治层面的僵局付出实际代价。口头示好换不来邀请函，政治表演也挡不住破产潮。

日本这辆经济列车要想跑得稳，终究得回到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