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水平高的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率领国民党的党政大员在西安督战的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

当日，张学良致电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开国中将廖汉生在他的回忆录里，留下了当时红军官兵对西安事变的最初反应：

双十二的这一夜，我和所有红军指战员一样，兴奋得通宵都睡不着觉，真正是思绪万千，感慨万千：“这个蒋介石，自从他背叛革命以来，我们和他打了十年仗。十年中他打死了我们多少人，杀了我们多少亲属和工农群众呀！这下捉到了，该好好清算总账啦！”
高兴之中，我们也有几分担心，担心张、杨的部队会不会再把蒋介石放掉，最好是交给红军来看守。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因为西安事变事发突然，中共中央事前毫不知情，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

毛泽东在会上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

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

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

与会者还有九个人发了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

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12月15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希望他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

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

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同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此后，在中共的斡旋之下，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