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武器，跨国追捕，四大匪首一个跑不了！中俄列车大劫案刑侦全纪实

1993年6月8日晚上，北京铁路公安局的食堂里，六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局长开了一瓶五粮液，给每人倒满。喝之前，他说了一句话：六个人去，六个人回。六个人把碗里的酒干了，然后把碗摔在了地上。

这次行动，带头的是时任北京铁路公安局刑侦处处长程亚力。第二天清晨，他带着五名队员登上K3次国际列车，对外身份是“倒爷”。他们身上没有枪，没有手铐，防身的家伙是擀面杖和弹簧锁。擀面杖的说法是“北方人出国也要吃饺子”，弹簧锁是用来锁货的。六个人每人揣了一本俄汉词典，就这么去了莫斯科。

这件事在当时的中国警察系统里，没有先例。中俄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中国警察在俄罗斯没有执法权，不能带武器入境。而他们要抓的人，是刚刚在K3次列车上制造了震惊中外大案的四大抢劫团伙的头目，手里有瓦斯枪和砍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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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次列车从1959年开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趟涉外列车，从北京出发，经二连浩特出境，穿蒙古，过西伯利亚，终点莫斯科，全程7865公里，跑一趟六天五夜。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轻工业几乎瘫痪，中国的皮夹克、羽绒服、打火机运过去就能翻好几倍。跑一趟莫斯科变成万元户，这话在当时不是夸张。

K3次列车从北京站始发的时候，月台上挤满了拎蛇皮袋的倒爷，北京人占了大半，剩下的有福建的、上海的，还有组织偷渡的浙江蛇头，怀里揣着成捆的美金的浙江人。

但是这趟车从开通的那一天起就有一个要命的漏洞，列车驶出二连浩特之后，中国乘警按规定下车，而蒙古和俄罗斯方面不在列车上安排警力。

从二连浩特到莫斯科，漫漫长途，车上没有警察，倒爷们管它叫“魔鬼列车”，劫匪管它叫“法律断线的地方”。俄罗斯警察对中国人内部的事不太爱管，劫匪们摸透了这一点，他们甚至在道上流传一句话：中国人在境外抢中国人，当地警察不管。

起初上车抢劫的劫匪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北京的倒爷、留学生、出国的官员、外国人不抢，专抢浙江蛇头和准备偷渡出国的人。

艾安军后来解释过原因，偷渡的人身上带着几万美金，留学生没什么钱，不抢官员是不想把事情闹大，北京的倒爷很多都认识，会留些情面。但随着抢劫团伙越来越多，仅抢偷渡客填不满胃口，规矩也就被一条条踩碎了，到1993年5月，倒爷、官员，什么人都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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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团伙成型之前，K3列车上已经出过人命关天的案子。

1993年3月10日，江苏南京某单位女工会干部高艳出访莫斯科，在六天五夜的旅途中，被十名劫匪集体轮奸了三次。车厢里其他旅客慑于劫匪淫威不敢出声，列车员也受到了威胁。

主犯叫贾小明，北京人。这起案子后来被专案组列为“国列第一案”。

一个多月后的4月26日，一位从南方某省停薪留职的女记者刚出莫斯科车站，就被一伙中国劫匪挟持轮奸。

到5月26日那趟车出发的时候，车上的劫匪已经形成了四大团伙：苗炳林、牛顿、朱兴金、赵金华。

艾安军说，这四个人里，以苗炳林势力最大，牛顿每次都是等前面几拨人刮得差不多了才上车，专捡漏，但捡漏的劫匪最凶。

朱兴金是四大头目里唯一一个曾经“成功”过的倒爷，早年扒窃被处理过，后来跑到莫斯科倒货，最远到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有过几十万存款，在莫斯科开了公司，买了奔驰。但他狂赌滥嫖，在赌场里把全部身家输了进去，从成功的倒爷变成了走投无路的亡命徒。

赵金华是唯一的女匪首。1951年出生在东北，六十年代末插队当知青，就是在那时候养成了抽翡翠牌香烟的习惯。回城后在北京西单百花市场摆摊卖服装，后来以自费留学名义去了俄罗斯。

在莫斯科的赌场里，她认识了朱兴金，成了他的姘头。一开始她在团伙里就是个端茶倒水的小角色。但这个女人在全是男人的暴力团伙里找到了一条往上爬的路，靠的不是拳头，是“做人”。

她最出名的手段是翡翠烟。凡是她愿意帮忙的，或者收了保护费的倒爷，她就递过去一盒翡翠烟，让人家摆在包厢的小桌上。列车上的劫匪进包厢一看，桌上搁着翡翠烟盒，立刻退出去：“这是二姐的人，别抢。”

艾安军在报道里说，各路劫匪都认她，只要她摆上一包翡翠烟，别人就不会再动那节车厢。

一盒几毛钱的烟，在那趟没有警察的列车上，标定的是一节车厢的归属。但烟本身不吓人，吓人的是烟背后赵金华和朱兴金的人马。谁动了这包烟，就是跟赵金华团伙开战。翡翠烟不是护身符，而是界碑。

赵金华团伙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上海人邵迅。他原本也是倒爷，在国内低价批发羽绒服，运到莫斯科换成现金。连续两次被朱兴金团伙抢劫，身无分文之后，他主动找到劫匪要求入伙。

朱兴金团伙需要一个有南方口音的人去敲南方商人的门，邵迅是现成的人选。他的第一次抢劫，目标就是找过他帮忙办签证的上海同乡。他站在门前按门铃，屋里的人开门一看是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后面的人就闯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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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26日上午7点40分，K3次列车从北京站驶出。

当晚列车进入蒙古境内，第一伙劫匪从包厢里窜出来，领头的蓄着大胡子，绰号“小军”。他们手持瓦斯枪和匕首，从扎门乌德一直抢到乌兰巴托，历时十多个小时。一名浙江中年妇女先后两次被人持刀抢劫、强奸，她藏在蛋糕和糖里的三百美元、一千五百元人民币、两个金戒指和护照全被抢走。次日中午车到乌兰巴托，这伙人下车。

傍晚车到伊兰站，朱兴金和赵金华的团伙上了车，聚集在3号车厢开始第二轮洗劫。

赵金华在这一轮里的手法跟别人不一样。她用南方口音伪装成普通乘客，跟目标搭话，摸清对方身上带了多少钱、藏在哪儿，然后同伙持枪破门。倒爷们把钱藏在蛋糕里、缝在内衣里、塞在鞋垫底下，硬搜要搜半天，但赵金华聊几句就能套出来。有女乘客被逼脱光衣服搜身，藏在贴身衣物里的钱也被翻出来。

5月31日，列车进入俄罗斯境内，牛顿团伙上了车。这时候车厢已经被前面的人刮得差不多了，牛顿的人只能捡漏。

捡漏的劫匪最凶，因为他们没得挑。列车行驶到莎利亚站时车速放缓，包厢里的几名旅客砸碎车窗跳车逃跑。牛顿手下的劫匪直接拉下了紧急制动闸，下车追出去，把几个人扎伤在铁轨旁的白桦林里，直到当地警力赶到才跑掉。

从5月26日到31日，六天六夜，二十多名中国旅客遭劫，三名妇女被强奸、轮奸，多人被打伤刺伤，被抢金额折合七千多美元，另有几十万卢布和大量人民币及金首饰。多名受害旅客到达莫斯科后向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报案，大使馆以密函形式紧急向中央报告，中央有关领导随即批示公安、铁路、外交等部门联合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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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成立之后，很快就摸清了四大团伙的基本情况，但真正的难题不在国内，在莫斯科。赵金华和朱兴金团伙已经被接到报案的俄罗斯警方在当地抓获，公安部派程亚力带人过去，一边审查引渡，一边伺机抓捕其他嫌犯。

程亚力他们上了K3次列车之后，发现牛顿的情人珍珍也在车上，正准备抢劫。程亚力不便出面，就让列车员放风说车上有铁道部领导去华沙开会，让劫匪老实点，那趟车果然平安无事。

到了莫斯科，珍珍偶尔来找程亚力诉苦，说牛顿对她不好，喝酒后总打她。一来二去，珍珍透露了一个消息：牛顿让她勾引一个叫老于的商人，准备抢劫。

程亚力没有直接抓人。他把老于请到使馆，让老于做线人跟珍珍周旋。同时，他通过一个线人联系上了莫斯科当地的一个华人黑帮头目，姓李，有中国血统，特别憎恨中国人抢中国人。程亚力请他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吃饭，对方不来，说从来不在城里吃饭。后来选了个地方，黑鱼子酱、红鱼子酱这些俄罗斯上流社会吃的东西都点上，一顿饭花了十二万卢布。

程亚力的计划很简单：从珍珍那里套出抢劫的时间和地点，再通过黑帮把消息透给莫斯科警方。结果一切都按计划实现了。珍珍正跟着牛顿抢劫的时候，莫斯科第73民警分局的警察冲了进去，抓了现行。

苗炳林是另一个麻烦。

他是公安部一号通缉犯，听到中国警察来莫斯科抓人的风声，躲到基辅去了很长时间。

1993年8月30日半夜，程亚力正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房间里整理材料，窗外突然有人轻轻拍打玻璃。推开窗，是外号"老长江"的线人：苗炳林刚刚回到莫斯科，此刻就住在老长江自己家的出租房里，只打算拿莫斯科当个中转，歇脚之后还要再跑路。换句话说，这一夜抓不住，人就又飞了。

程亚力没有半点犹豫，当场定下方案。老长江回去陪苗炳林和同屋的三个人喝酒，往死里拖，拖到凌晨五点多人都睡死了再动手，七点整实施抓捕。

约好的暗号是厨房窗台上的一盆花：花还在，说明一切正常；花被撤走，就是情况有变，行动取消。

凌晨六点，程亚力带人摸进目标小区附近。难处在于，这次行动从头到尾没有知会俄方，小区里二十四小时有俄罗斯警察巡逻，几个中国人凌晨在楼下晃悠，被盘问起来那就闹国际笑话了。

为躲开巡逻，六个人干脆趴在离小区几百米开外的树林里，一动不动熬了一个钟头。

七点整，窗台上的花盆还在，程亚力带人上楼进门。屋里苗炳林和两名同伙睡得正沉，三个人的枕头底下塞满了家伙：匕首，还有威力巨大的霰弹枪，就是俗称鲨鱼枪的那种。

程亚力事后回忆，要不是专挑人睡死的点动手，赤手空拳的六个人根本摁不住他们。进门第一步，先把枕下的枪踢到墙角，接着一把摁住了苗炳林。同屋的两人后来查实，一个叫张宝胜，一个叫霍跃武。

公安部一号通缉犯，就这样在三个熟睡的匪徒和枕头底下的鲨鱼枪之间，被六个揣着擀面杖的中国警察摁在了莫斯科的出租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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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金华被抓获之后，一开始死不认账。

审她的是时任北京铁路公安处副处长姜战林。姜战林没有拍桌子瞪眼睛，他让人准备了一块面包和一杯水端进去。赵金华一看面包，抓起来就狼吞虎咽地吃。

当时俄罗斯物资匮乏，看守所里的伙食差得没法说。赵金华这种已经习惯了当“大姐大”、吃香喝辣的人，根本受不了那个罪。面包下肚，她的心理防线也塌了。吃完面包，她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把自己掌握的犯罪嫌疑人全盘托出。

这个细节比任何审讯技巧都说明问题。赵金华在车厢里能靠一包翡翠烟镇住各路劫匪，能在莫斯科的赌场里腰缠万贯颐指气使，但到了看守所里，一块面包就把她打回了原形。她所谓的江湖地位，建立在暴力和恐惧之上，离开了她手下那帮人，什么都不是。姜战林看透了这一点，他没有讲大道理，就是递了一块面包。

在当时，引渡的过程也不轻松。

1993年圣诞夜，三十名全副武装的干警登上加挂包厢的列车，从北京北站驶向满洲里。按照程序，回程路上不能给嫌犯戴手铐。程亚力想了个办法，他托人从北京带了六箱啤酒，打电话给认识的莫斯科警察，说是送礼物，让人家来站台上取。

合影的时候，他让人拉开窗帘，让苗炳林他们看到中国警察跟莫斯科警察站在一起。这是做给苗炳林看的：你们跑不了，这是官方行为。车上恰巧赶上苗炳林过生日，程亚力让列车员做了四个凉菜，抓捕小组和苗炳林的两个同伙一起给他过。趁这个机会，程亚力在三人的啤酒里每人放了半片安定，几个喝完啤酒一路昏睡，睁眼已经到了北京。

这次押解，三十名干警分成几组轮班看守，途中还出过一回让人后怕的事：嫌犯洪晓强，胸前纹着一条恶龙，穿的囚服棉衣里搜出了半片刮脸刀片和一根四厘米长的铁丝。艾安军后来说，刀片是留着自杀的，铁丝是捅手铐用的——这要是没搜出来，押解路上还不知要出多大的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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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案件诉至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四大团伙及其他零散抢劫罪犯共六十多人被判刑，其中三十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含死刑；十四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四大头目牛顿、苗炳林、赵金华、朱兴金均被判处死刑。1994年12月7日，四人在北京被执行枪决，赵金华死的时候四十三岁。

但案子没有随着枪声结束。

贾小明，那个在“3·10轮奸案”中主犯的北京人，护照到期后提前回了北京，听说同案犯被抓，躲到了广西桂林，改名字，不敢找工作，用从家里带来的钱开饭店、开发廊，挣了不少钱，但总是找别人做老板，自己躲在后面。

2011年6月25日，2011年桂林警方"清网行动"，市民举报叠彩区芦笛路有个中年男人，常年泡棋牌室、游戏厅，没有正经工作，有北京口音，一查下来，正是逃了十八年的贾小明。

2012年，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抢劫罪和强奸罪判处贾小明无期徒刑。他从被抓到受审始终拒绝认罪，称抢劫强奸是遭人“栽赃”，但上诉期满，他没有上诉。

宗立勇，外号“东城老七”，苗炳林团伙成员。案发后从莫斯科逃往罗马尼亚、法国，走遍了欧洲各国，改名“李勇”，2006年潜回国内。潜逃十八年，他不敢找工作，只能靠赌博为生。2011年7月22日下午，他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准备乘飞机去澳门赌博，在出境卡上鬼使神差地填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被边检人员识破，被捕时他身上已经没多少钱。

邵迅的结局最耐人寻味。

案发后，邵迅先躲进安徽小九华山的一座庙，带发修行当居士，天天梦见刀光血影，住持看他魂不守舍，劝他"了断尘缘"再来，他只好下山。之后偷渡香港，回两广经商，漂白了身份，化名"林永海"在深圳成了千万富翁，娶妻生子，热心慈善，捐资助学、修敬老院，落网前已捐出上百万元——只是从来不敢用真名。

他栽在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2011年父亲病逝，母亲回上海办户口注销，户籍警发现他父母都住在深圳，顺藤摸瓜摸了回去。2011年8月28日，南宁五象广场一场助学公益活动上，便衣警察走到这位"慈善家"面前："18年了，我们终于找到你了。"邵迅愣了一下，坦然伸出双手，还回头叮嘱赶来的妻子：别忘帮我把钱捐了。

落网的时候，他已经捐出上百万元资助贫困学生。2012年，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抢劫罪判处邵迅有期徒刑十五年。法院认定他主动退赔十万元，认罪态度好，可以从轻。没有证据证明他“受人胁迫入伙”，法院没有采纳这个说法。

邵迅当庭表示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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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子在当年的影响，不只是犯罪本身。

K3次列车上的倒爷们，在案子发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坐这趟车。艾安军说，“当时在国际上的影响极为恶劣，很多旅客都不敢再乘坐这趟列车。”

更根本的问题是，这趟车暴露了当时中俄之间在跨境执法上的空白。犯罪分子猖狂作案，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跨国列车上犯罪，中国警察管不着，外国警察管不了。这个判断在当时基本是对的。程亚力到了莫斯科之后发现，俄罗斯警察对中国人的事不明白，也不愿意管。他只能绕道黑帮，用一顿十二万卢布的饭局去打通关系。

这起案件后来被列为1996年的中国第一大案，也是新中国十大要案之一。它之所以被重判，不只因为犯罪恶劣，更因为这趟车是跨境的，案件发生在三国国境之间，直接触及了中国在跨国刑事管辖上的主权问题。

公安部那句“派得力干部赴俄，尽快破案”，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是程亚力在食堂里摔碎的那只碗，就是擀面杖和弹簧锁，就是莫斯科北京饭店里那顿十二万卢布的饭，就是圣诞夜那趟从满洲里开回来的秘密列车。

2019年，艾安军起诉电视剧《莫斯科行动》侵犯著作权，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出品方赔偿一百万元。

法院比对后认定，剧本里赵金华的人物描写和情节展开，跟艾安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俄列车大劫案揭秘》，在结构和搭配上高度相似。

艾安军原文里写赵金华抽翡翠烟，电视剧里改成了凤凰烟，播出时又改成了牡丹烟。一个细节被改了两次，说明它有多难替换。翡翠烟不是随便一种烟，它是赵金华从插队岁月里带出来的东西，是她在这个暴力团伙里建立身份的标志。编剧想用别的烟来代替，但那个意味就变了。

赵金华最后被枪毙了。

翡翠烟还在市面上卖，几毛钱一盒。那些摆着翡翠烟的小桌，是她在法律真空中划出来的势力范围。划出这些范围靠的是暴力，维持这些范围的也是暴力。她死的时候，K3次列车还在跑，只是车上再也没有摆翡翠烟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