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AI经济的原生全球化本质及理念制度政策诉求

题记：2026年9月9日，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蚂蚁集团研究院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的外滩大会见解论坛“AI经济增长新范式与社会价值重构”在上海黄浦世博园区举行。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在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以往的“全球化”是一个“接续项”或“继起项”，要先做好国内市场，增强竞争力后再“走出去”。但在AI时代，许多技术产品和服务自诞生之初即面向全球。这对规模经济、国际经济、产业分工等诸多经济学领域将产生重要影响，许多假设、前提、变量和参数均需重新审视和定义。

今天主要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什么是原生全球化的问题

第二，与原生全球化适配的理念、制度和政策

原生全球化：生而为全球的技术与产业

中国过去的全球化是“继起的全球化”。技术创新的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产品先在国内市场验证，再走向海外；企业先在国内形成足够的竞争力，才可能“走出去”。总之，都是从外部引进、本土做好再走向全球，这是一种继起的全球化。从各国来看，这也是一种常态路径，先在国内应用再走向国外。

但现在，我们正全面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其定义是“生而为全球”。这一转变有以下三大动因：

第一，科技创新能力迅速增强。从各国研发投入总量及其占 GDP 比重来看，中国研发投入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8%，这中国已成为创新能力全面而强劲的经济体。科创能力迅速增强，是“生而为全球”的基础——只有达到最前沿水平，才可能从诞生之初就面向全球。

第二，产业竞争力提升。正如华为所言，我们前面已是“无人区”——自己不创新，就无人替你创新，当前我国业主流已进入全球最前沿，因此必须靠自己研发。此时自己创造的就是全球最佳，必然是全球关注和应用的创新。

前两重因素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都经历过，但我们正好赶上了AI时代——这是第三重因素，也是最关键的因素。网络空间的全球触达能力和数字化产品的复用能力, 使得大模型、 平台服务和数据能够以极低成本在全球使用, 使远在天涯与近在咫尺几乎无差异, 因而推出之时就天然面向全球用户, 而且用户增加能带来更多的数据反馈和迭代能力。 中国大模型通义千问(Qwen)发布后,海外月活用户很快达 3 亿, 海外用户占比超过 40%, 覆盖全球 180 余个国家和地区; 美国大模型ChatGPT(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月活用户约为 10 亿, 海外用户占比超过 85%, 覆盖全球 190 余个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开源大模型采用全球开源协作模式, 对接全球学术社区, 服务全球技术开发者, 快速拉平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工智能(AI)能力和水平, 有利于大模型的全球使用。因此AI产品全球应用的边际成本极低。这些产品自发布之时起即面向全球市场，这与制造业时代国内做强做大后再走向海外的模式已经完全不同。

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开源模型——“生而为全球”的创新现已内生于开源模型之中。我国开源大模型在全球开源社区的生态影响力持续扩大，其下载量、调用量、应用量都在爆发式增长。2026年6月，我国开源大模型在全球最大AI开源社区Hugging Face的下载量占比已达41%，首次超过美国，居全球首位。调用量方面，7月和8月的月度调用量排行榜前六名均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开源大模型包揽。过去，大平台通常把最头部、最前沿的模型留作闭源，只把稍差一些的模型开源。而我们的开源模型走的是“技术高配”路线——从Kimi到最近DeepSeek的新版本，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打破了以往“开源即低配”的行业潜规则。因此，这是一种内生性的、生而为全球的技术创新，是必然趋势。

第二个例子是AI4S（AI驱动的科学研究），这同样是全球应用的领域。我曾参观一家位于上海的企业，该企业实现了药物开发全流程的AI化——用AI寻找靶点、设计新分子，研发效率较传统方法大幅提升。然而，AI新药研发能力爆发式增长，临床试验节奏却保持稳定，原有的产业均衡被打破。企业自身无法完全消化这些AI能力，便通过软件订阅模式向全球其他大制药厂输出AI平台。全球最大的20家制药公司中，有14家使用了该企业的两个AI新药模型平台。可见，AI4S一旦出现，为全球更多企业提供服务是双方的共同需求，必然成为新的创新模式。

这种模式正在推动全球生物制药行业的大重组。据央视上半年报道，我国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这一规模与此前不可同日而语。业内称之为“卖青苗”：在前端找到靶点、设计出药物原型后，不继续推进后期临床，直接在该阶段授权的出售。国内有声音质疑：为何治疗前景和商业前景良好的药物不能自主开发到底、获取收益并造福国内患者？实际上，这正是AI对产业链不同部分赋能程度差异的表现。AI相关环节的能力爆发式增长，而后期临床的节奏依然稳定缓慢。能力最强的企业必然将爆发部分的成果出售给其他企业完成后期环节——这就是“生而为全球”所引发的全球产业大重组，这个重组过程势在必行。不仅是制药行业，凡是AI赋能的行业，不可能全产业链均衡赋能，因此必须重组供应链产业链。

还有愈来愈多生而为全球的产品。凡是融入了AI和软件技术的最前沿技术产品都具备生而为全球的特征——从“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到机器人、智能眼镜、激光雷达等更为前沿的技术产品，所生产出来的均是面向全球且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底层逻辑是相通的：模型和软件的极底边际成本带来产品极为显著的规模效益，同时更多用户支撑产品与服务快速迭代升级。

中国还有一个突出的强项——产业门类齐全许多细分领域规模可观。目前，用模型处理制造业及产业相关内容实际上颇具挑战，因为各产业之间存在差异。尤其在一些细分赛道中，需要训练出适用于该领域的专业模型。例如实验和检测用模型，训练数据的关键不在于重复投入正常运行的数据，因为那与运行一次并无差别。真正有价值的是运行出错的数据和误差数据，即“存在缺陷的数据”。模型需要通过缺陷数据学习如何发现错误，因此必须有大规模同类产业积累的各种各样的缺陷数据作为训练基础。这需要较大产业规模。

如果客户数量少、产业规模小、产品差异度低，就无法支撑模型训练；而客户数量多、产业规模大、产品差异度高正是我国多数产业的优势。细分领域检测模型训练完成后，就可以面向全球产业，带来可行的商业模式。我国已有企业累计开发500余个不同算法包用于产品检测，形成非开源垂直大模型及对应领域小模型，以离线或在线方式服务全球客户。这正是中国大规模产业带来的细分赛道垂直模型训练优势。

原生全球化适配的新理念、新制度与新政策

“生而为全球”的产业日益扩面，我们的理念、制度和政策需要调整。新一代年轻的企业家、创新者和学者，站在了“生而为全球”新一轮全球化策源地的位置上，这一代人需要的调整既广泛又深刻。

第一，互利共赢理念必须落实到行动中。原生全球化意味着大量资源产品技术人员进出，如果无法与各方实现互利共赢，便难以长远发展。我们已经在这样做：2025年李强总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的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一表态非常重要。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时，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的，希望享有比其他国家更优惠的政策。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对别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发达国家要给予我们更低的关税，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差别待遇。“不寻求”意味着我们不再要求这种特殊差别政策，意味着今后中国与其它国家是是对等竞争对手，以这种关系相处并寻求互利共赢，我认为这个调整非常重要。

常有出口企业问我：“什么时候和美国能谈下来，我们能回到以往的稳定关系中？”我的回答是，稳定应该能预期，但过去那个阶段不会重现。未来一定是平等竞争对手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互利分工模式，这需要双方都做出调整。

我们做出这样的调整是很有底气的。中国过去是全球化极大的受益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全球领先，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与我们的利益一致。因此，凡是有利于稳定现有贸易和投资体制的改革开放措施，都应当考虑推进。例如产业补贴问题，这是国外对我们的主要诉求之一，我们已经采取了灵活的安排和措施。这不仅体现在原则上，更有诸多实际行动——光伏出口退税、电池出口退税，更多产品的出口退税也将逐步落实。

因此，第一点理念是：要把自己和别人视为平等的竞争对手，在此基础上与世界相处。这是重大的理念调整，产业对未来的期待也应朝这个方向转变，才能行稳致远。

第二，技术合作理念。技术创新，我们走的第一步是引进技术，第二步是自主创新，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生而为全球”的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大体上是技术替代的理念——从“你能做我不能做”，到“我现在也能做”。而现在，我们是在为全球提供新的公共技术产品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靠自己。，在技术快速迭代、产品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不可能持续做到所有产品都全球最强。

知识的跨界流动是保持前沿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条件。世界创新组织有一组数据：哪些国家对外部知识的吸收最多？排名显示，排在前列的是日本、美国、韩国这些通常被视为技术大国的国家，它们吸收外部技术的比例——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于本国技术能力而言的相比量——都更高。我们今后要持续走在技术前沿，必须秉持技术开放的理念。事实上，我们新一代的创新者已经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为全球提供科技公共产品，促进全球公共合作。以开源模型为例，将最前沿的模型开源，企业有自己的商业模式考虑，但在客观上为全球提供了最前沿的科技公共品。我们要成为全球科技社群中受人尊敬的领先者和引导者，不能依靠口号，而要依靠实际行动。我们新一代的科技创新者已经展现出新的情怀和理念，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第三，全球合规的理念。

新近十年成立的平台公司，从一开始的理念便是面向全球进行数据适配。产品要在全球使用，就必须适配高标准的合规需求。例如，字节跳动的产品在诞生之初即面向160多个国家，在众多经济体上线，算法、语言、内容、合规均不可能待国内市场完成后再逐一适配国外，因此从一开始便面向全球进行适配。

再举例，机智连接是一家原生全球化公司，从事办公会议等信息和数据处理业务。他们处理的是全球跨国公司最核心的商业秘密，若数据安全无法保障，肯定没有人愿意使用。因此，他们从一开始便按照全球最高的数据合规标准运作，全球合规成为必须。

第四点，竞争合作理念。跨国公司对华态度在早期整体友好。2016年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开启前，中国与美国也有过多次贸易摩擦。但那时候的在华跨国公司基本上是站在我方的，它们经常去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替我们开展游说活动。这种行为的根源在于，当时双方产业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可获得丰厚的收益，中方做中低端制造环节，跨国公司做产业高端环节，并没有竞争关系，因此他们靠利益驱使就会替中国发声。现在跨国公司对华态度为何会发生转变？本质是利益立场的调整。现有讨论常将这一转变归因于政治因素、阴谋论等，不可否认这些因素确实存在，有时权重也很高，但底层逻辑是全球产业分工关系的变化，当中国产业水平快速提升、进入中高端产业、和跨国公司生产同样水平的产品时，就成为其直接的市场竞争对手，其态度发生转变是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

尽管跨国公司已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但仍无法脱离中国市场与产业链——中国不仅是众多跨国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场甚至最大市场，同时也是全球范围内众多零部件与产业链环节最优质的供给方。因此，跨国公司的基本立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会表达对华友好的立场特别当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时，会强调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另一方面又会推动本国政府对中国产业进行限制与约束。跨国公司对华的这种两面性，本质是由当前双方的竞争关系所决定的。

我们看新近的例子：同一批人在美国国会听证时，其共性诉求是建立技术联盟对抗中国AI相关产业发展，对中国进行管控；而当随总统到访中国时，又纷纷表态对华友好。我们同样需要以两手策略应对两手策略，不宜时而过度乐观，时而反应过激。这本质上是既竞争又合作这种双重关系的表现，与以往的互补合作关系完全不同。

因此，我们要有竞争合作的理念，要正确、恰如其分地认识这种关系，既斗争又争取，即所谓“两手对两手”。

制度与政策适配

就政府层面而言，制度和政策需要与原生全球代时代适配。

第一，制度型开放。我们对制度型开放有七个方面的具体表述：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本质上就是要与最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相通相容，这是原生全球化时代国内外产业易于合作又平等竞争的制度条件。这既是高水平开放的要求，也是国内体制改革的要求。因此，在面向原生全球化、“生而为全球”的进程中，高水平开放的一个关键诉求是制度适配。

第二，政策适配需要各类要素实现双向便利流动。研发资源与研发成果要形成双向流动，这是“生而为全球”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汇聚全球资源，将技术、产品与服务创新向全球拓展，本质是高频海量要素与产品的跨境流动。需要更加开放和便利的创新要素、技术、人员、产品的进出口政策，包括数据跨境、跨境投融资、国内外上市全流程等需要规范、透明和便利化。

第三，需要加强基础研究。2026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在科学中心、创新高地和创新生态三项指标中，与美欧相比，我国相对水平最高的是创新高地建设，差距最大的是科学中心的水平。科学基础设施、知识创新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面向全球，必须加大顶尖技术人才培养引进力度，加强科学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基础科学创新。归根结底，科学能力是目前的短板，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尤为重要。

总体而言，基础研究能力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AI技术发展这三重因素，推动我们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技术与产品生而为全球，中国定会成为AI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策源地。原生全球化时代需要有新的理念、制度和政策。更加开放、竞争合作和互利共赢，都不是别人对我们的要求，而是我们进入原生全球化阶段的内在基础要求。从学术角度看，“生而为全球”是AI经济带来的一种新范式，对创新理论、国际分工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以及国家发展理论都有重要影响，需要我们加强理论研究。我们可以想像，大模型生成不了我们想要的洞察和远见，需要学术界一起来努力。

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