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蒋介石登上飞机，从西安飞往南京。临行前他给东北军将领留下一句话：“我走后，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有问题。”
他觉得自己手里还扣着南京来的十几位军政大员，蒋介石不敢把他怎么样。但他没有料到，他前脚刚走，他信任的部下就开始一件一件地拆掉他回家的路。
张学良走之前，随手写了一道手令。手令的内容很简单：他不在西安期间，东北军交给于学忠统率，大事归杨虎城指挥。这个安排看上去滴水不漏，实际上埋了一颗雷。
于学忠不是东北军出身。他早年是吴佩孚的人，直系败了之后才投奔张学良。在东北军这个讲究资历和山头的圈子里，于学忠是个“外来户”。张学良在的时候，凭老帅张作霖留下的余威，加上他自己少帅的身份，还能压住阵脚。他一走，于学忠拿什么去指挥万福麟、王以哲这些跟了张家几十年的老将？
东北军内部很快就分成了两拨人。一拨以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为首，主张“先撤兵，后放张”。他们认为中央军已经逼近西安，硬顶下去只会打内战，不如先让出西安，再慢慢想办法营救张学良。
另一拨以应德田、孙铭九这些“少壮派”为代表，主张“先救张，后撤兵”，坚决要求释放张学良回西安，如果中央军进逼，不惜打一仗。
表面上看，分歧只是步骤先后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救与不救的分歧。
但王以哲和何柱国没有把这当筹码。张学良还没回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把扣押的南京军政大员全部释放了。紧接着，又放回了五十架战斗机和五百多名相关人员。
这一放，张学良手里的底牌就没了。
1937年1月31日晚上，东北军高级将领在王以哲家里开了一次会。会上，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一致主张接受南京的条件，先撤兵再说。消息传出去，应德田、孙铭九这些人认定王以哲和何柱国是要投靠南京，拿张学良换自己的前程。
王以哲死了，东北军没有因此团结起来去救张学良。
二二事件之后，东北军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王以哲死了，何柱国躲了，少壮派跑的跑、藏的藏。于学忠虽然是张学良指定的代理人，但他压不住局面，也指挥不动那些老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各找出路，分头向蒋介石靠拢。
西安那边一撤兵，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之间的“三位一体”也就散了。没有张学良这个中心人物，三方面谁也拢不住谁。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一边军事施压，一边政治分化，东北军这支曾经拥有二十五万人马的部队，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分崩离析了。
张学良在南京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随后又被“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个“严加管束”，一管就是五十四年。
张学良被软禁之后，身边多了一个人。军统特务刘乙光，黄埔四期毕业，从1937年开始负责看管张学良，一直跟了三十年。张学良去哪里，刘乙光就去哪里，从浙江奉化溪口，到贵州桐梓，再到台湾。
刘乙光名义上是看守，但他的角色远不止看守。1937年张学良刚到溪口不久，蒋介石的堂侄媳袁静枝前来行刺，第一枪没打中，第二枪还没扣下去，刘乙光已经扑了上去，把人制住了。1941年张学良在贵州突发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刻手术
。按规矩，刘乙光必须先向重庆请示，等批准了才能带张学良离开幽禁地。但他没有等。他把张学良直接送到了贵阳的中央医院，手术做了两个小时，张学良的阑尾已经穿孔，再晚就来不及了。
张学良晚年对人说：“若刘乙光按部就班地请求待命，拖延了住院手术时间，那就不堪设想了。”后来有人让张学良评价刘乙光，他说：“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
刘乙光不是张学良的手下，他是蒋介石派来看守张学良的人。但他做的事情，比张学良当年的那些手下更接近于“保住张学良”这四个字。
王以哲和何柱国释放人质的时候，想的是先撤兵再救人。应德田和孙铭九杀了王以哲的时候，想的是逼南京放人。这两拨人都在做他们认为对张学良有利的事。结果是一拨人拆了张学良的底牌，另一拨人拆了东北军的架子。张学良在南京等的那个“几天之内就能回来”，等成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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