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长征之后，毛主席为什么力排众议，要让红军东征作战？

读红军东征这段历史，我们心里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1936年年初的陕北，红军穷到锅都揭不开，毛主席却偏要带队伍渡黄河、打山西。

外人看着像是拿鸡蛋碰石头，内行人才明白，这是把一手烂牌打出王炸的操作。今年正好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2日军事博物馆的＂伟大远征＂主题展开幕，一千多件实物把那段日子重新摆到了大伙眼前。我们再翻东征这一页，味道格外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基本结束。出发时八万多号人，到吴起只剩七千来人。后来加上红十五军团这些部队，陕北的红军总共也就三万左右。

棉衣没有，粮食没有，子弹更是省着用。有的战士脚上的草鞋，还是湘江边那会儿编的。陕北本来就是穷地方，黄土坡上种不出几粒粮，突然多出三万张嘴，老百姓再怎么掏家底，也填不饱这个窟窿。

南京方面压根没打算放红军一马。张学良的东北军摆在洛川、甘泉一线，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堵住关中出口，宁夏那头有马鸿逵、马鸿宾盯着，黄河东岸阎锡山的碉堡修得密密麻麻。

1935年11月直罗镇那一仗，红军虽然赢了，缴获也不少，可根据地四围的绳索越勒越紧。当时的陕甘苏区地盘不到三万平方公里，人口四十来万，想养活三万大军，账怎么算都是亏的。

中央内部围绕下一步战略方向进行了讨论。有人说陕北刚立脚，再折腾怕是家底都保不住；有人提议往北走，去宁夏绥远碰碰运气；也有人主张西渡黄河进甘肃。

毛主席把话说得直白——陕北这地方，守下去只有死路一条。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调子，紧接着1936年1月，中央军事会议上，东征山西的方案被正式端了出来。

会上争论激烈，有人担心退路被切，有人嫌阎锡山不好啃。

山西是阎锡山经营了二十多年的老窝，碉堡修了几千座，兵力十几万，怎么看都是块硬骨头。可毛主席算得很细。

头一条，山西比陕北富，粮多人多兵源也多；第二条，从山西往东推，能呼应华北的抗日呼声；第三条，红军一动，国民党军就得往山西调，陕北的压力自然就松了。

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就是把红军的招牌从＂流亡部队＂换成＂抗日先锋＂，政治分量立马就不一样了。

1936年2月，中央发了《东征宣言》，红一方面军正式改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当司令员，毛主席任政委。这个名号在当年的中国舆论里，分量很重。

九一八事变过去快五个年头，日军的刺刀已经捅到华北门口。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事还在老百姓嘴边挂着。

红军把枪头指向东边，等于把政治立场摆给全国人看——我们是来打鬼子的，不是躲进山里过日子的。

渡河行动定在1936年2月20日晚上。黄河上的冰凌刚刚开化，水流打着旋儿，红军手里只有几十条小木船和临时赶出来的筏子。北线从陕西清涧的河口起渡，南线走沟口。

先头部队的战士们裹着破棉袄，光着脚蹚进零下十几度的河水里牵绳。东岸阎锡山的碉堡被一个一个端掉。等到天亮，红军已经在三交、留誉一带立住了脚。

这次强渡的组织能力，比长征里过大渡河又上了一个台阶。

东征头一个月，红军几乎是摧枯拉朽。关家垴、水头镇、石楼一路攻城拔寨。兑九峪那一仗虽然没能把晋军主力包了饺子，可阎锡山也挨得够呛，一边给南京发急电求援，一边把分散在各地的精锐往回抽。

蒋介石趁机派陈诚带着十个师开进山西，名义上帮忙，实际上是想把南京的手伸进这块地盘。阎锡山心里跟明镜似的，可眼下顾不上，只能先咽下这口气。红军这一打，把华北的政治棋盘给搅活了。

东征总共75天，红军走了山西50多个县，筹到30多万银元，扩充了8000多新战士，缴了一大批枪支弹药。这些东西运回陕北，立马解了燃眉之急。更关键的是，红军走到哪儿，抗日宣传就贴到哪儿。

山西老百姓头一回这么近看到共产党的队伍。有的后生背着家里的铁锅就跑来参军，有的老汉把攒了一辈子的几块银元硬塞给战士。民心这玩意儿，比银元沉得多。

东征还有一条暗线在走——跟张学良拉关系。1936年1月，李克农代表党中央在洛川跟张学良见过一面。4月份，周恩来亲自到延安天主教堂，跟张学良谈了一整宿。

红军在山西打得越漂亮，张学良心里的秤就偏得越厉害。东北军的官兵本来就背着国仇家恨，看着红军真刀真枪往东冲，再回头看自己被逼着打内战，这口气憋得越来越难受。

东征推动了双方接触，为后来西安事变前后的政治变化创造了一定条件。

1936年5月5日，红军主动发《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队伍回撤到黄河西岸。有人看结果说，山西到底没扎下根，这趟是不是白跑了？这个账得换个算法。

军事上，红军俘敌4000多人，歼灭晋军7个团，自己人马反倒越打越多。政治上，全国舆论对红军的看法开始松动，南京内部也在起化学反应。

战略上，东北军、西北军的态度明显软了，华北抗日统一战线有了雏形。三笔账加起来，东征赚大发了。

东征之前，毛主席讲过一句话——以发展求巩固。意思简单，守摊子只会越守越小，走出去才能把摊子铺大。这个思路后来成了人民军队的一个基本打法。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走的还是这条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把战火烧到对手的腹地去。红军东征不只是一场仗，更是一次战略思维的定型。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穷得没方向。

武汉大学9月份联合湖北日报等单位，启动了＂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行走思政课，15个省区市的学生从江西于都出发重走长征路。历史从书本里走出来，让今天的年轻人去摸、去问、去琢磨。

红军东征最让我们服气的一点，就是在最没本钱的时候，敢把牌押在＂主动＂两个字上。那会儿红军连棉衣都凑不齐，渡河的船要向老乡借，可毛主席看到的不是家底的赤字，而是全国抗日呼声里涌出来的那股势。

顺着这股势走，再弱的队伍也能借到力气。逆着这股势走，再厚的工事也挡不住垮塌。

长征走到陕北，是红军地理上的大转移。东征过黄河，则是红军从挨打到出击的一次大转身。前一个靠脚力，后一个靠眼力。

1936年初那个决策，让一支快撑不下去的队伍重新握住了战略主动权，也让＂抗日救国＂从一句口号，变成了一面让全国看得见的旗帜。

90年后回头读这段历史，我们还能摸到那股勇气的厚度、那份判断的准头，以及一个政党在最低谷时候的清醒和定力。这些东西，是过去留给今天最厚的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