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更加可怕，问题不是内卷

“内卷”这个词，几乎成了解释一切集体性内耗的万能词。从教育竞赛到职场加班，从考研考公到直播带货，人们习惯用它来描述那种“越努力越无意义”的循环，仿佛内卷本身就是原罪。

由于这个词早已进入大众日常的负面语境，人们使用它的时候往往忽视它的真实含义，忘记了内卷至少还有产出。真正可怕的，是另一种更极端的状态：不追求任何收益的增长，只想着把对手连根拔起、把身边人一并拖垮，姑且称之为“负卷”。

顺着“内卷”理论的人类学根源往下追，才能看清我们今天面临的这场社会化困境：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内卷，是负卷。

“内卷”与“负卷”

“内卷”一词并非当代网络的发明，它有着清晰的学术谱系。这个概念最早源自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稻作农业的研究。格尔茨在《农业内卷化》一书中指出，爪哇的水稻种植在土地和资本几乎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只能依靠不断投入更多劳动力来维持产出——插秧更密、田间管理更精细、灌溉更繁复，人力被一层层地叠加进有限的耕地里，边际报酬持续递减，却始终没有跌破零。他把这种状态称为“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外部扩张受限时，向内部无限精细化，却始终难以实现真正的突破。

这一概念后来被历史学家黄宗智引入中国农业经济史研究，用以描述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人多地少”格局下的“过密型增长”：农民不断增加劳动投入，总产量确有提高，人均产出却停滞甚至下降，家庭手工业与小农经济由此陷入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从格尔茨到黄宗智，“内卷”指向的始终是一种低效却仍有价值创造的增长模式，它令人疲惫、令人沮丧，却终究不是零和乃至负和的厮杀。

格尔茨提出“农业内卷化”的1960年代，恰是工业主义高歌猛进、对“现代化”充满乐观预期的年代。彼时学界普遍认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式的“过密化”是一种停滞、亟待被工业化生产方式取代的落后形态，“内卷”一词本身带着几分反思乃至批判传统农业的意味。可半个多世纪后回头再看，这层原初的定义却意外地生长出了相反的意义：它不依赖资本无限扩张、不透支土地与资源，而是靠人力与耐心在有限的边界内精耕细作、循环维系，反倒成了一种抵抗工业主义逻辑的生态生活方式，是值得尊重的“高尚”状态。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笔者在北京喜欢一家名叫“朴门庆春”的餐厅——店家自己经营着一片有机农场，从种植、养殖到餐桌全程可溯源，价格不算便宜，翻台率却出奇地高，生意格外红火。原来，愿意为“慢”与“真实”买单的人，远比想象中要多。

类似的转向，也发生在笔者一位学生的家里：这家人原本经营服装供应链，做的是化纤面料和服装配件生意，直到孩子忽然意识到，自己每天经手的这些产品其实都是难以降解的塑料制品，对土地和海洋并不友好，索性调转船头，转型研发有机染料与天然面料。

“朴门庆春”也好，这家从化纤转向有机面料的企业也好，走的是同一条路：不去纠缠“如何用更低的价格耗死同行”，而是老老实实地往前多走一步：多种一分地，多研发一种染料，多守住一份对土地的责任。这依然是内卷，边际收益仍在递减，投入产出比未必划算，但正因为这份“慢”里藏着对资源、对生态的珍视，才显得格外可贵。

这样的实践，笔者自己也在做。这几年，笔者也雇了几个人，在南京和马鞍山交界处经营着一个小农场，种茶、养土鸡，还养了几头黑猪。很多人算过账，觉得这笔生意“不划算”：把发给工人的工资都算进去，压根谈不上挣钱。但换个角度看，经营一种有机的生活方式，本身带来的幸福感，就已经足够构成意义：看着茶树抽芽、鸡群在山坡上跑、黑猪安安静静地拱食，这种踏实感，是任何一张财务报表都算不出来的。增长和效率，从来不必然等同于幸福——这恰恰是“内卷”与“负卷”之争背后，容易被忽略的一层：我们习惯用产出、规模、增速去衡量一件事是否“划算”，却很少去问，这件事本身带不带来幸福感。

这一原本局限于农业史与发展经济学讨论的术语，在2020年前后被重新“打捞”出来，迅速成为形容中国社会激烈竞争状态的流行语。从中学生的“内卷”作业竞赛、大学生的“内卷”绩点竞赛，到互联网大厂的“内卷”加班文化，几乎每一个身处高强度竞争环境中的普通人，都能从这个词里找到共鸣：付出越来越多，回报却并未同比例增长，个体的处境甚至可能因为所有人都更努力而变得更差。

这种共鸣是真实的，只是“内卷”一旦被无限泛化，用来指称一切让人疲惫的竞争现象，反而遮蔽了竞争内部更危险的分化——很多被笼统归为“内卷”的现象，其边际收益实际上早已跌破零，真正的性质是负卷，而不是内卷。

《理想之城》剧照

把这层学术脉络重新捡起来，就能更清楚地界定“内卷”与“负卷”的边界。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内卷的本质，是边际收益递减，但至少为正——每一份额外投入的劳动或资本，依然能换来一点点产出的增长，哪怕这增长微不足道，甚至不足以覆盖投入的辛苦，参与者仍是在“做加法”。负卷则完全不同：它不再追求边际收益，甚至主动接受边际收益为负，唯一的目标是消灭竞争对手、独占市场。借用博弈论的说法，内卷更接近一种低效均衡下的“正和”竞争，蛋糕做得慢、做得辛苦，但总归还在变大；负卷则是彻头彻尾的“负和”博弈，参与各方一起把蛋糕掀翻，赌的是谁能笑到最后去捡剩下的残渣。

内卷者还在“种地”，只是地越种越贫瘠；负卷者早已放下锄头，转而去烧对手的粮仓，即便自己的粮仓也难免殃及。

共享单车和油泼面

2016年到2018年前后中国共享单车行业的“烧钱大战”，是负卷最典型的样本。当时ofo、摩拜等几十家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在短短两三年内疯狂造车，并以近乎免费甚至倒贴的价格向城市街头投放，一时间橙黄蓝绿的单车铺满大街小巷。

正常来说，一家企业该靠用户骑行赚租金，靠规模效应摊薄制造与运维成本、逐步盈利——这是内卷式的竞争，即便惨烈，边际收益仍然为正。但共享单车大战恰恰相反：每多投放一辆单车，企业需要承担的制造成本、租金损耗、调度维护成本，以及日后拖欠供应商货款、挪用用户押金形成的债务窟窿，都在同步扩大，边际收益早已是负数。资本方对此心知肚明，却依然一轮又一轮地疯狂“输血”，因为他们的算盘从来不是靠骑行赚钱，而是要用规模和资金的比拼，把对手的现金流彻底拖垮，逼其退出市场，再以“剩者为王”的姿态重新定价、收割垄断红利。

最终的结局大家都已看到：押金难退、企业倒闭、单车沦为“坟场”里的一堆废铁，说到底，这场大战比拼的从来不是谁能把蛋糕做大，而是谁能先把对手的锅砸掉。

街边摆放的共享单车/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类似的逻辑，也悄悄渗透进了更市井、更日常的商业空间。在西安，本是地道风味小吃的油泼面，如今有些店卷入几近自杀式的价格战。一碗从选面、和面、泼油到配菜都不能马虎的油泼面，成本原本就不低，却被一些店家压到5元一碗甚至更低。其中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早已不是在计算“薄利多销”能否覆盖成本，而是赌一口气，要把隔壁那家“耗死”。

如果说共享单车和油泼面还只是局部行业的现象，那么近几年中国光伏、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则让负卷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重演了一遍。近几年以来，光伏产业链主要环节的价格一度腰斩甚至更低，不少企业公开承认组件售价已经低于现金成本；新能源汽车领域，从年初到年末数轮降价此起彼伏，部分车型的官方指导价一年之内下调数万元。表面上看，这是产能扩张、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消费者理应欣然受益；但细究价格曲线就会发现，相当一部分降价已经跌破了行业普遍认可的成本线，企业宁可财报持续亏损、账上现金不断流出，也要死守市场份额，赌的正是同行先撑不住、先退出。这场竞赛早已越过内卷的边界，滑入了负卷的区间。

特斯拉中国一个月内宣布两个车系降价

为什么负卷在过去十年间愈演愈烈？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的杠杆效应放大了这种“比谁能烧得更久”的逻辑。在风险投资驱动的赛道里，企业的估值不取决于当下是否盈利，而取决于能否在“讲故事”的窗口期内率先做大规模、拿下市场份额；投资人愿意用一轮又一轮的融资，为亏损的边际收益买单，本质上是在赌一个“赢家通吃”之后的垄断回报。这就把原本属于企业自身的经营决策，异化成了一场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军备竞赛：谁的“弹药”更充足，谁就能把对手拖入更深的亏损泥潭。个体的商业理性（审慎定价、控制成本、追求可持续的正向现金流）在这种军备竞赛式的博弈氛围里，反而成了率先出局的理由。

负卷之所以能够裹挟几乎所有参与者，还因为一种“剧场效应”在自我强化：就像剧场里前排观众一旦站起来，后排的人也不得不站起来，尽管所有人站着看戏，视野并不会比大家坐着时更好，但谁也没法坐下，只有你坐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共享单车企业不敢率先停止投放，面馆老板不敢率先提价，光伏和新能源车企不敢率先停止降价——在集体行动的困境里，率先退出往往意味着立刻出局。这也是负卷比内卷更难被单个参与者叫停的原因：内卷或许可以靠个体调整预期、退出竞赛来止损，负卷却往往需要依靠行业自律、行业协会协调乃至政府监管的外部力量，才能打破“没有人敢先坐下”的僵局。

剧场效应/《小舍得》剧照

共享单车大战和油泼面价格战，终究还是行业内部、街头巷尾的“草根版”负卷。负卷在国际市场上还有更“高级”、更隐蔽的版本——它披着产业政策和自由市场的外衣，实则同样是一场以消灭对手为目的的消耗战。

竞争如水

有经济学家在研究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两大飞机制造巨头争夺国际民航市场的案例后，得到了结论：只要政府对本国的飞机公司提供大量补贴，然后飞机公司再以低价向外倾销，将对方挤出市场后再抬价，不仅可以收回政府当初的补贴，而且能赚取更高的垄断利润。“看不见的手”真的成了攫取他人财富的一只黑手。

负卷之所以比内卷更值得警惕，是因为它制造的损耗纯粹且不可逆。

首先是资源的净销毁：内卷再怎么低效，参与者的产出好歹还在缓慢增加；负卷却是真金白银地把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入到一场注定要被销毁的战争之中。那些闲置在街角生锈报废的共享单车，那些被压到成本线以下售卖、经营者血本无归被迫关门的面馆，都是负卷留在现实世界里的废墟。其次是竞争生态的固化：负卷的终局从来不是效率最高者胜出，而是资本最雄厚、最能“扛”的一方胜出，其结果往往是留下少数寡头，而垄断天然抑制创新、抬高长期价格，让消费者在短暂的补贴红利之后，付出远比补贴期间“占到便宜”更沉重的长期代价。

更隐蔽的，是商业伦理与价值观被悄悄扭曲：当“消灭对手”本身成为竞争的目的，商业世界评价一家企业的标准，就从“谁创造了更多价值”变成了“谁更狠、谁更能耗”，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对竞争、创新与合作的基本信任都会被一点点侵蚀，最终连真正想凭产品和服务取胜的经营者，也不得不被拖入负卷的漩涡。

《商海通牒》剧照

面对漩涡式把人吸入的负卷，答案或许还是那句古老的话：上善若水。《道德经》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从不与万物争夺地位、也不会为了消灭其他事物而存在，却恰恰因为滋养万物而处于不可替代的位置；水遇山则绕、遇洼则蓄、遇阻则渗，看似柔弱、从不逞强，却因顺势而为、生生不息，最终成就了“利万物”的效果。这是内卷与负卷之外的第三条路。

所谓“探寻通向道家智慧的产业追求”，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真正健康的产业竞争，不该是零和乃至负和的绞杀，而应像水一样，在满足自身生存与合理回报的同时，持续地为用户、为行业、为社会创造增量价值。企业与企业之间当然可以竞争，甚至应该竞争，但竞争的终点，理应是共同把“水”引向更多干涸的地方，而不是比拼谁能把对方的水源彻底截断。这也正是反垄断规则、公平竞争审查等制度设计存在的意义：不是消灭竞争，而是把竞争从“负卷”重新拉回到至少边际收益为正的轨道上来。下一次再看到看似“内卷”的乱象，不妨先想清楚：这究竟是边际收益递减但仍为正的内卷，还是早已滑向以消灭对手为唯一目的的负卷。

分清这一点，才谈得上找回“上善若水”式的竞争伦理。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20期

作者 |郭宇宽

编辑 | 李少威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