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8月24日拂晓，汝河东岸，杜义德把能带走的炮弹和粮秣重新清点了一遍，随后下令轻装突击。河对岸有国民党军，身后还有十多个师紧追不舍，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指挥部也在队伍之中。这不是一次普通渡河，而是一场必须杀出通道的生死突围。
刘伯承看着地图，语气少见地坚决：“狭路相逢勇者胜，要勇，要猛！”杜义德没有多说，立即把任务交给第16旅和第18旅。肖永银率部从正面强渡，尤太忠带第16旅负责断后。枪声、爆炸声连成一片，部队在雨季泥泞中夺下村庄，又向下一个目标冲去。
第18旅撕开突破口后，野战军指挥部得以通过。第16旅却在大、小雷岗一带反复争夺，阵地失而复得，直到全军基本通过才撤离，伤亡超过2000人。下午，刘伯承拍着杜义德的肩膀说：“这一仗打得好！”这句称赞，分量并不只在战果，更在于杜义德临危处置和统筹全局的能力。
杜义德与王近山的配合，早在第6纵队成立时便显露出来。1945年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组建，王近山任司令员，杜义德任政治委员。一个善于猛打猛攻，一个重视组织、动员和战场控制，性格不同，目标一致，逐渐形成了刘邓大军中颇具战斗力的主官组合。
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正是这对搭档的成名之战。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面对优势敌军，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不退让，选择集中兵力打击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王近山主张承担主攻任务，并表示即使部队打到只剩一个连，他和杜义德也要继续指挥。
这番话并非临阵表态，而是第6纵队长期作风的写照。9月3日晚，总攻在大杨湖地区展开，经过连续苦战，第6纵队撕开防线，迫使整编第3师迅速崩溃。9月7日，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被俘。毛泽东随后连续发出电报，称歼灭第3师“甚好甚慰”，并把这场战斗作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典型战例。
有意思的是，杜义德并不是只会冲锋的勇将。他早年参加红军时，曾在红四方面军担任宣传队长，后来历任营长、团政委、师政委。红军时期，他因执行命令坚决，得到“杜坚决”的称呼。抗战初期，他还主持八路军第129师随营学校，面对两千多名学员，从不熟悉办学到建立训练秩序，完成了从战场指挥员到军政干部的转变。
在冀南抗战中，这种能力表现得更为清楚。1941年5月，杜义德任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南地势平坦，缺少山地掩护，日军又频繁扫荡。1942年4月29日，日伪军发动大规模合围，杜义德率部在沙尘暴掩护下突围，途中腿部负伤，仍带队冲开封锁线。
平原作战不能只靠硬拼。杜义德组织武工队深入敌伪据点，通过宣传、争取和情报联络，逐步削弱敌方控制。部队机关则实行精简，发展生产，保存有生力量。到1945年春，冀南部队连续攻克南宫、新河等地，杜义德也由此积累了独立指挥一个地区军政工作的经验。
攻坚时，他同样重视办法。1947年4月攻打汤阴，面对孙殿英经营多年的防御体系，第6纵队没有贸然强攻，而是连续十昼夜挖掘交通沟和地道，把出发阵地一步步推近城下。部队提出“多流汗，少流血”，靠充分准备减少正面伤亡。5月2日，孙殿英在突围途中被俘。
淮海战役中，杜义德指挥部队牵制黄维兵团，为主力完成包围争取时间。他采取忽强忽弱、且战且退的办法，使黄维既无法迅速推进，又不愿轻易脱离。待敌军被牵向预定区域，第6纵队再迅速回师，参加对黄维兵团的分割围歼。这种打法，体现了杜义德从“敢打”走向“会打”。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爆发。杜义德时任志愿军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参与指挥第15军、第12军坚守阵地。战斗持续43天，双方围绕面积不大的高地反复争夺，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抗击猛烈火力，最终守住了五圣山前沿的重要阵地。
1955年9月，杜义德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刘伯承评价他“才兼文武”，并不是泛泛赞誉，而是对其长期军政实践的概括：能带兵冲锋，也能经营根据地；能指挥攻坚，也能处理复杂局面。王近山负责把战斗打响，杜义德则让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组织严密、行动坚决，这正是第6纵队屡战屡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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