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缺席APEC，也不向中国服软，日媒证实：高市至今未申报参会

距离11月18日深圳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只剩一个多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赴华安排，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有消息说，她至今没有正式提交参会申报，甚至传出首相官邸一直在拖延决定的说法，但问题来了，公开报道真能证明高市决定不来吗？

日本媒体10月初仍然预计高市将赴深圳出席会议，真正悬而未决的，是她能否借这次机会改善中日关系，以及中日领导人是否会举行会晤？APEC会照常举行，但这场会议能否成为中日关系的转机，高市究竟还有多少选择空间？

根据中国外交部和APEC官方网站公布的日程，第33次APEC经济领导人会议将于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

11月17日至18日，还将举行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预计有约1000名政商界代表参加，会议重点涉及亚太经济合作、区域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APEC汇集亚太地区21个成员经济体，为各方讨论经贸合作和区域发展提供平台，日本作为重要成员，自然有参与相关议程的现实利益。

出席多边会议和举行双边领导人会谈，本来就是两回事，即使高市出现在深圳，也不代表中日领导人一定会举行正式会见。

反过来，没有安排双边会谈，也不代表日本无法参与APEC多边活动，参加会议是多边合作问题，能不能举行首脑会谈，则要看双边关系有没有足够的政治基础。

在犀哥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后者，中日关系已经因为台湾问题持续紧张，双方能否利用深圳会议创造沟通机会，才是这次行程最有分量的看点。

中日关系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还得从2025年11月7日说起，当时，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如果相关局势涉及日本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可能依据安全保障法律采取行动。

这一说法引起中方强烈反对，中国方面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反对日本以任何形式干涉，高市方面则坚持自己的政策表述，拒绝按照中方要求撤回相关言论。

日本政府则把台海局势与自身安全政策联系起来，认为有必要保留相关判断空间，一方要求纠正政治表述，另一方不愿轻易改变政策说法，外交关系自然容易陷入僵局。

犀哥认为，中日关系能否改善，关键不是称呼怎么变化，而是双方是否愿意在政治分歧和现实合作之间建立有效沟通。

高市面对的另一道难题，是经济，2026年1月，中国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能力的相关最终用途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

2月份，中方又进一步针对部分日本企业采取出口管制措施，这些措施与中日安全分歧密切相关，日本方面对此表示反对，认为有关限制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国际供应链。

其中，稀土尤其受到关注，根据路透社6月21日报道，中国对日本部分重稀土产品的供应持续受到限制。

日本5月份几乎没有获得镝、铽等关键重稀土产品的进口供应，部分稀土磁体相关产业面临压力。

为什么这件事重要？因为稀土不是只有军工才需要，汽车电机、工业机器人、电子产品、航空航天设备，都可能涉及稀土永磁材料。

日本拥有发达的汽车和电子制造业，对关键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要求很高，一旦企业无法按计划获得材料，受影响的可能不仅是某一家工厂，而是上下游一整条生产链。

2026年1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曾公开表示，日本约70%的稀土进口来自中国，相关供应风险对日本工业构成现实挑战。

在犀哥看来，这件事最值得琢磨的，不是谁在口头上表现得更强硬，而是谁能承受长期供应链调整的成本，日本可以寻找替代供应商，也可以增加库存、发展回收技术，但建立新的加工和供应体系需要资金，更需要时间。

10月14日，路透社报道，欧盟正在考虑加强与越南在钨、稀土、锑等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希望通过投资、技术支持和供应链建设，减少对单一来源的依赖。

表面上看，这是一条关于欧盟和越南的消息，但放到中日关系中，就很有参考价值，因为日本面对的，同样是关键矿产供应来源集中带来的风险。

这几年，日本不断推动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合作，试图扩大稀土供应渠道，但问题是，矿产储量和成熟的加工能力不是一回事。

一个国家地下有矿，不代表马上就能生产工业级材料，能够开采，也不代表具备完整的分离、提纯、加工能力，更不用说形成稳定的大规模商业供应。

犀哥认为，这就是日本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摆脱对华供应链依赖的原因，10月14日路透社援引海关数据报道，中国9月份稀土出口同比增长6.7%。

这说明，关键矿产贸易并不是简单的全部停止或者全面放开，而是在出口管理、市场需求和国际供应链调整之间持续变化。

所以，对日本企业来说，更实际的选择可能是同时推进供应多元化与对华沟通，降低依赖，不等于必须切断合作；保障安全，也不等于要把正常贸易全部政治化。

美国财政部是在2026年8月18日，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以及塞内加尔籍高级检察律师阿卜杜拉耶·塞耶实施个人制裁。

国际刑事法院8月19日发表声明，反对美国的制裁措施，认为这损害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日本外务省同日表示，美方措施令人遗憾，日本将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这件事与国际刑事法院针对以色列和美国相关问题的司法行动有关，美国政府主张保护本国及盟友官员不受其认为缺乏适当管辖依据的司法程序约束，国际刑事法院则强调自身依法行使管辖权，反对政治力量干预司法独立。

到了10月9日，美国又进一步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机构性制裁，根据美联社报道，这一轮措施涉及金融服务、美元交易和技术供应等领域，影响范围比此前针对个人的制裁更加广泛。

对日本来说，这就形成了一道现实难题，一方面，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安全盟友之一，另一方面，日本又长期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和相关国际司法机制，当两者出现冲突，日本不可能完全回避。

10月13日，《日本时报》报道，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接受质询时，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及其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她指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的措施与日本立场存在不一致之处。

10月14日，美国国内也出现了新的法律争议，据《卫报》报道，美国联邦法官杰西·弗曼作出初步禁令，暂时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两个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的美国人权组织实施制裁。

法官认为，相关措施可能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这说明美国围绕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争议，不仅发生在美国与盟友之间，也延伸到了美国国内司法体系。

这件事反映出，即使盟友在军事安全上高度合作，也不意味着在所有国际司法问题上都必须保持完全一致。

日本支持ICC，美国反对ICC部分司法行动，两国能够继续维持同盟关系，却同时存在政策分歧。

这与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和政治分歧并存的情况，有一定相似之处，国家之间不是只有朋友和对手两种身份，合作与分歧往往同时存在。

现在再回到深圳APEC，距离11月18日会议开幕，时间越来越近，日本首相是否公布正式赴华行程、是否与中方举行双边会谈，都是接下来值得关注的问题。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中日之间因为涉台言论存在严重分歧，日本企业也确实面临部分关键矿产供应压力。

日本与美国在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存在公开的政策差异，这些问题集中在一起，使高市的外交决策更加复杂。

在犀哥看来，她面对的现实选择，不只是维护某一种政治姿态，还要考虑日本的长期经济利益和地区合作空间。

APEC本来是促进亚太经济合作的平台，如果中日能够利用这一场合进行接触，至少有机会讨论供应链、人员往来和经贸问题。

但如果双方无法就领导人会谈达成安排，也不等于日本自动失去APEC成员地位，更不能说一次缺席就会让日本退出区域合作体系。

外交关系紧张时，真正有价值的不是谁把话说得更硬，而是谁能找到降低风险、解决实际问题的渠道。

对于中国来说，坚持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与推动正常的亚太经济合作，并不必然冲突，对于日本来说，维护自身安全政策诉求，也需要认真评估与邻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经济和外交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