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报记者 李桂杰）“当下农村法律援助，早已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提质增效，把服务做得更实、更好。”在北京农学院10月11日举办的公共法律服务赋能首都乡村治理研讨会上，北京市律师协会公益法律服务与法律援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刘兴盛表示，“农村群众需要的法律援助，绝非简单开具证明这类程序性服务，而是真正化解土地纠纷、婚姻家暴、欠薪、工伤等直接关乎生计的实际难题。”这些看似琐碎的案件，紧密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对承办律师的专业素养提出较高要求。
据刘兴盛介绍，北京现有执业律师6.2万余人、律所3700多家，年均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超3万件；1100余名律师对接全市3700多个行政村，担任村居法律顾问，年均提供各类法律服务41万件次。2025年4月，北京惠农公益法律服务项目完成升级，服务覆盖7个生态涵养区。自2022年8月31日北京法律援助告知承诺制实施以来，全市累计受理农民工民事法律援助案件4万件，帮助务工群众追回工资6.5亿元。
刘兴盛同时表示，北京律师行业公益法律服务倡导的“接案求速、谈案求细、办案求专、结案求实”标准在涉农实务场景中常常难以落地。农村不少当事人不使用微信，部分山区通信信号薄弱，无法依靠微信、电话等常规渠道联络，需要联动村居法律顾问、乡镇司法所多方寻找当事人。很多农村当事人临近诉讼时效届满才前来求助，接案首要工作便是核算时效，一旦时效经过，法律援助便失去实质意义。同时涉农案件证据易灭失，接案后要第一时间做好证据保全工作。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丽红在研讨会上也表示，农民法律诉求多集中在宅基地边界、家庭关系、承包地、邻里矛盾等方面，纠纷根源大多围绕土地权属与家庭关系，带有显著的乡土性、复合性、反复性特征。
“担任村居法律顾问，不仅要精通法律条文，更要通晓乡情民情，善于同村民、村干部、乡镇干部沟通。刚毕业的年轻律师缺少基层实践阅历，往往难以胜任相关工作。专业能力短板，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法律服务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王丽红分析，部分农民法律意识不强，受教育水平有限，获取法律服务存在现实障碍；加之律师入村服务渠道不够通畅、基层法律服务阵地存在短板，进一步放大了法律服务供给矛盾。
北京基层已经涌现出可借鉴的实践探索。丰台区依托“法治副村长”机制推进乡村系统化治理，2025年全年累计清理规范历史遗留合同108份，帮村集体收回土地1158.42亩，追回拖欠租金159.67万元，规避潜在经济损失超千万元。
针对首都农村法律援助现存堵点难点，刘兴盛提出专业化、精准化、制度化三条改进路径：搭建全市涉农法律援助专家库，培育专业化律师队伍；推动法律援助申请受理点位下沉村级，在涉农领域全面落实告知承诺制；打通“法治副村长”实践经验与法律援助工作体系，构建“需求发现—专业处置—跟踪反馈”完整服务闭环。
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锋则认为，农村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法律供给与乡土社会的匹配度，村居法律顾问要从“大水漫灌”走向“精准服务”，从“制度性嵌入”走向“柔性嵌入”，在自治、法治、德治之间做好利益平衡。
本次活动为2026年北京农学院建校70周年涉农法治论坛分论坛，由北京市法学会农村法治研究会、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北京农学院联合主办，北京市丰台区福茂法律研究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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