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英语踢出主科？100 余年前 清朝人用血泪印证了 “听不懂” 的代价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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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之前有一种声音，主张把英语踢出主科，关于这个争论，我们来聊聊一百多年前的事。

清朝人在这上面吃过的亏，史料里记得清清楚楚：谈判桌上，替自己传话的人听不懂；条约上，争起来以别人的文字为准；想补课了，又先吵了好些年。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亏是怎么吃下来的～

莲花城里，替琦善传话的人

1841年初，广东，莲花城。

清朝的钦差大臣琦善，要和英国的全权代表义律面谈。要谈的是香港和通商，这是一场关系重大的谈判。

可是，两个人说话，中间隔着一个翻译。

《清史稿》写得很清楚：双方往返传话，是由琦善差遣的鲍鹏办理的。同城的将军和巡抚，都不知道谈了什么。

这个鲍鹏是谁？《清朝柔远记》说，他是个汉奸，本来是被英国人当作奴仆看待的人。琦善专门用他来往传递消息，结果，义律对中国，更加轻视了。

这本书是晚清人编的，对鲍鹏的评价，带着时代的情绪。但有一个事实，两本书都对得上：这场谈判的内容，除了琦善，只有一个传话人知道。

后来，义律提出，把攻占的炮台和原先占的定海交还，来换香港全岛。英国人占了香港，出了告示安民，广东巡抚怡良上奏，朝廷才知道。

道光皇帝大怒，说琦善擅自把香港给了人，擅自答应通商，革职，抄家。

在这之前，义律几次索要香港，志在必得，琦善在事态紧急时，表面上答应了，却不敢上奏朝廷。

琦善自己的解释是：地势没办法扼守，军械不可靠，如果交锋，实在没有把握，不如先暂时笼络住对方。

条约里的一条：以英文为准

17年之后，1858年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

这个条约，开头写着：大清国派桂良、花沙纳，大英国派额尔金，各把所奉的全权上谕，拿出来互相查看，没有问题，再开列条款。

条约一共五十六款。条约准许两国互派大臣，到对方京师。第七款，规定各口岸设领事官，领事官和道台同品级，翻译官和知府同品级。

英国的翻译官，品级和知府一样。

翻到第五十款，是这样写的：

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书详细较对无讹，亦照此例。

这一款，说了三件事。

英国人今后的文书，都用英文写。现在暂时配一份汉文，等中国选派学生，学会了英文，就不用配了。

以后，两种文字对不上，吵起来，以英文为准。

这条规定，是签在条约里的。

英国人在条款里，替中国人把出路也写好了：什么时候学会，什么时候就不用配汉文。

同一份条约里，还有一笔：因为广州的事，商人的损失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共四百万两，由清朝负担。

条款里还约定，通商各款，十年之后可以重新商议，期满之前六个月，要先通知对方。

条约里不许写的那个字

第五十款的下一款，是第五十一款，规定今后所有的公文，只要提到英国的官员和百姓，不许再写夷字。

这是条约里写下的规矩。清朝人对外国人的称呼，从这一年起，在公文里，应该改了。

可是九年之后，还有人在奏折里这么写。

同文馆里的争吵

《清史稿》里记着一笔：自从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才开始求通晓外国的语言文字，设了同文馆，学习西学，朝廷里的大臣，常常认为不对。

同治六年，也就是1867年，同文馆要添设天文算学，招收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入馆学习，请西洋人教习。

御史张盛藻先上疏，说不该招正途出身的人。朝廷批复：天文算学，是读书人应该知道的，不要看作机巧，对读书学道，没有妨碍。

大学士倭仁接着上疏。

他写道：立国的道理，是崇尚礼义，不崇尚权谋；根本的打算，在人心，不在技艺。现在学的是一门小技艺，又奉夷人为师，学出来的，不过是术数之士，从古到今，没听说过靠术数能把衰弱的国家救起来。

他还引了康熙皇帝文集里的一句话：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一定要受他们的累。

他预言，这样下去，几年之后，不把中国的人都赶到夷人那边，是不会停的。

他说，天下这么大，不怕没有人才，如果天文算学必须学，到处找，一定有精通的，何必找夷人，何必拜夷人为师？

他还写道：夷人是我们的仇人。咸丰十年，他们动兵犯境，烧毁我们的园囿，杀害我们的臣民，这是我朝二百年来没有过的耻辱。

这封奏疏里，夷人这个词，出现了许多次。

此时距《天津条约》里那条不许写夷字的规定，已经九年。

奏疏递上去，朝廷没有批复。《清朝柔远记》的记法是：疏入，不报。

同一年，都察院还转递了一份职员杨廷熙的上书，要求撤掉同文馆，话里牵连到主持此事的恭亲王和宝鋆，说他们专擅挟持。两人只好请求停职听候查办。皇帝下了一道温和的诏书，把他们留了下来，叮嘱他们不要因为流言就推诿。

也就是说，一所教外语的学校，开办之后，每隔几年，就要有人出来，要求关掉它。

彼能来，我亦能往

次年，也就是同治七年，朝廷派了志刚和孙家谷两位大臣，出使美国，增订条约，一共八款。

《清朝柔远记》记了这次出使的缘由：外国的公使、领事，纷纷来到中国，对内地的虚实，了解得清清楚楚；而中国对外洋的情形，只是听人传说，没有亲眼见过。有人说了一句话：他们能来，我们也能去。

于是才有了这次派使。

这时候，距离《天津条约》签订，已经十年。

老达子说

清朝人在听不懂这件事上吃的亏，不是一次，是一整条线。

谈判的时候，听不懂，要靠一个人传话；签约的时候，争起来，以别人的文字为准；到想学的时候，又先要在朝堂上，吵一场该不该学。

条约里留的那个出口，写得明明白白：等中国人学会了英文，就不用再配汉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