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756年冬，承德热河，乾隆皇帝面对喀尔喀蒙古的紧张局势，终于意识到，一纸杀令带来的后果，远比西北战场上的一场失利更难收拾。被处死的那个人，正是札萨克和硕亲王额琳沁多尔济。
事情要从准噶尔部的覆亡说起。乾隆二十年，也就是1755年，清军攻入伊犁，准噶尔汗国的统治迅速瓦解。阿睦尔撒纳在战事中出力颇多，清廷封他为亲王，却没有答应他统辖厄鲁特四部、成为蒙古共主的请求。
乾隆看得很明白。阿睦尔撒纳并不满足于做一名受封王公，他想要的，是足以与准噶尔汗相匹敌的权力。请求被拒后，他表面上接受安排，实际上已经开始寻找脱身机会。
不久，阿睦尔撒纳在前往热河朝觐途中叛逃，转而联络旧部，袭扰清军台站，切断军报和粮运。伊犁一带随之再度动荡，清廷刚刚取得的战果，顷刻间出现反复。
额琳沁多尔济偏偏在这场风波中承担了最危险的责任。他曾奉命陪送阿睦尔撒纳东行，阿睦尔撒纳从他负责的行程中逃走，于是乾隆认定他失察，甚至怀疑他与叛乱有所牵连。
这位亲王的身份非同一般。他出身喀尔喀蒙古贵族，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关系密切，在蒙古王公中拥有相当影响。哲布尊丹巴和土谢图汗曾为他求情，但乾隆没有采纳。
1756年，额琳沁多尔济被处死。这道命令的冲击，不只在于杀了一位王公，更在于打破了清廷与蒙古贵族之间长期形成的政治规矩。蒙古诸部普遍认为，成吉思汗后裔历来享有特殊地位，亲王被正法，意味着旧有边界被跨越了。
有意思的是，真正把不满变成武装行动的人，并不是额琳沁多尔济的直系亲属，而是札萨克图汗部的青衮扎布。他早年承袭爵位，也曾随军参与平定准噶尔，与阿睦尔撒纳有过交往。乾隆本就认为此人性情不稳，只是顾忌其部众和兵力，始终没有贸然处置。
额琳沁多尔济被杀后，青衮扎布抓住机会，在喀尔喀蒙古各部之间煽动不满。他下令撤去驿站，阻断清军北路的文书与补给，这场动乱后来被称为“撤驿之变”。一时间，草原上的军报传不出去，粮草也难以及时送达。
局势最紧张时，部分蒙古王公在克鲁伦河一带聚集，青衮扎布试图联合各部起兵。喀尔喀蒙古并非没有力量，许多部落拥有骑兵，若各方真的合流，清廷在北方的统治势必受到严重冲击。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态度，成了关键。他既因兄弟被杀而不满，也清楚准噶尔覆亡的惨烈后果。若公开支持青衮扎布，便可能把整个喀尔喀蒙古拖入战争；若继续拥护清廷，又难以向各部王公解释额琳沁多尔济之死。
乾隆此时已经察觉，问题不在一名王公，而在蒙古贵族对朝廷的不信任。他改变了口气，亲自致信哲布尊丹巴和土谢图汗，承认处置额琳沁多尔济一事考虑不周，并表示朝廷将加意抚恤、优待蒙古诸部。
这不是普通的安慰。对皇帝而言，亲自承认判断失误，等于向臣属说明先前的杀令不能成为清算整个喀尔喀蒙古的依据。有人劝他继续用兵震慑，乾隆却说：“若只知责罚，恐怕各部更加离心。”这类表态，正是为了稳住蒙古王公的观望态度。
随后，清廷一面派兵追剿青衮扎布，一面通过章嘉呼图克图等有影响力的人物从中调解。青衮扎布失去哲布尊丹巴及多数王公支持后，难以形成真正的联盟，最终在北方边地被擒，押解后处死。
青衮扎布败亡，并不意味着清廷可以重新恢复强硬手段。乾隆没有大规模追究喀尔喀王公的责任，反而把部分平乱功劳归于哲布尊丹巴等人，同时继续赏赐、安抚蒙古贵族。
此后，清廷在库伦设置办事大臣，逐步加强对喀尔喀地区军政事务的管理。额琳沁多尔济的案件，便在这种“先以重典激怒各部，后以亲笔道歉收拾局面”的转折中，留下了清代边疆治理中极少见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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