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游”的历史

原标题：“唱游”的历史

儿歌(局部） 江燕红/绘 图片由作者提供

【谈文绎史】

开学了，幼儿园和一些小学的操场上又热闹了起来。孩子们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边唱着“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一边笑着、跳着、追逐着。

这个画面让人觉得亲切，因为它几十年几乎没有变过。不管歌词换了几轮，游戏规则改了几版，孩子们围成一圈边唱边跑的样子总是似曾相识。这大概就是“唱游”最本真的模样——用歌声带动身体，用游戏点燃快乐。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唱游”一词可追溯到明代沈宠绥的昆曲声乐理论著作《弦索辨讹》，其中的“唱游”专指民间艺人的流动演唱，并非近代教育意义上的“唱游”。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在1826年的《人的教育》中提出以“游戏论”为基础的教育理念，主张把游戏融入儿童教育。这些思想在1903年前后传入中国，埋下了“唱游”课的种子。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设立了依附于体育的“乐歌”一科。1906年，日本山田源一郎的《唱歌游戏》经王季梁、胡君复编译出版，目的是“补乐歌科之不足”——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接触“唱歌游戏”的理论与方法。

让“唱游”真正融入中国本土的，是那一代的音乐家与教育家们。音乐家黎锦晖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儿童歌舞剧，被称为“趣味唱游课堂教学的萌芽”；教育家顾西林自1913年起专研唱游教学法，主张“以儿童兴趣为主，把选择权交给儿童”，其思想经学生任雁风编写成《律动游戏》一书后，走进了更多课堂。

1936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第一部专门的《小学低年级唱游课程标准》，把小学一、二年级的音乐与体育合并为一门叫作“唱游”的课。这是唱游从课堂上零星的活动，变成一门独立课程的开始。

此后，在抗战的烽火中，在解放区的窑洞和根据地的学堂里，唱游课以不同的面貌延续了下来。1938年，晋察冀边区把一至四年级的体育与唱游合科；“救亡歌曲”成了儿童歌曲与游戏的重要部分。1945年韬奋书店出版的《小学生唱游集》，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本土唱游教材之一。

“唱游”二字拆开看，一个是唱，一个是游。唱是歌唱，游是游戏。合在一起，便是让孩子在唱歌中游戏，在游戏中歌唱。它的精妙之处在于，不把音乐当成需要正襟危坐的“学问”，而是还给了儿童最天然的表达方式——身体。唱游课顺应了这种天性，让音乐从耳朵进去、从手脚出来，让节奏变成拍手、旋律变成步伐。孩子们在“玩”中，不知不觉就把音高、节奏、乐句这些抽象概念用身体“记住”了。

这正是唱游区别于一般音乐课的关键所在。普通的音乐课往往从认谱开始，孩子先是“学生”，然后才是“唱歌的人”；唱游课反过来，孩子先是“玩”的人，音乐就在身体里扎下了根。这个次序的颠倒，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智慧。

不妨看看那些经典的唱游曲目。《小老鼠上灯台》只有短短四句歌词，旋律简单到大人可能觉得“没什么可教的”，但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完美的音乐游戏：唱到“偷油吃，下不来”时，要做出小老鼠的慌张模样，唱到“叽里咕噜滚下来”时，要原地转一圈再蹲下——短短十几秒钟，歌唱、表演、节奏感知、身体协调全都融在了一起。再如《找朋友》，孩子们一边唱“找呀找呀找朋友”一边在教室里走动，唱到“你是我的好朋友”时，要找到一个同伴面对面鞠躬握手。这个游戏看似是在“找朋友”，实则训练了孩子的乐句感——他们必须在旋律进行到特定位置时完成特定动作，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听”音乐的结构。

这种“以身体为媒介的音乐启蒙”，与20世纪初欧洲兴起的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中国唱游从一开始就带着本土气息：它源于蔡元培的“美育”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早期的唱游教科书中大量采用中国民间儿歌和民俗游戏作为素材，唱的是中国的曲调，玩的是中国的游戏，孩子们在自己熟悉的文化土壤里完成了最初的音乐启蒙。

不过，流行一时的“唱游”课一度退出了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后，美育的价值被重新认识和强调。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音乐教学大纲（初审稿）》，要求在低年级音乐课中恢复并增加“唱游”教学内容——这是唱游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重获国家课程的地位。1991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义务教育课本《唱游》，以“听听、唱唱、玩玩”的单元模式按人文主题组织内容，是全国第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唱游教材。与此同时，达尔克罗兹的体态律动、奥尔夫的元素性音乐教育、柯达伊的歌唱教学法相继被引入，唱游从经验化的操作走向理论化的设计。1999年，上海市特级教师陈蓓蕾出版专著《跳跃的音符：唱游教学》，提出动中学、玩中学、乐中学、创中学四条原则，建立起包含身心聆听、自然歌唱、音乐游戏、体态律动等七方面的方法论体系——中国特色的唱游教学法理论就此成形。2022年，教育部公布新版《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小学一、二年级的艺术课有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名字——“唱游·音乐”，并设定了“趣味唱游”等四项学习任务。

唱游走过的这段历程，也是中国儿童音乐教育观念变迁的一个缩影：从依附于体育，到独立成科，再到把“身体”与“游戏”请回课堂。对六七岁的孩子来说，最好的音乐教育也许不是坐在教室里学识谱，而是在唱歌和游戏中让音乐自然融入内心。

最好的音乐教育，大概就在这种“不像上课”的课堂上。正值秋高气爽，让孩子们走到户外，去唱、去跳、去玩吧，这也许就是“唱游”的真谛吧。

（作者：王蕾，系宁波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