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什么在上调全球经济增长时，下调中国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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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IMF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却下调中国增长预测。表面看是能源冲击与人工智能投资分化，深层原因则是中国内需不足、房地产调整、产能扩张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出口和投资能够支撑增长，但不能永久替代居民收入与消费。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却被下调。

这看似矛盾，背后却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增长逻辑。

10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曼谷发布最新展望，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3.1%，同时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4.5%，预计2027年进一步放缓至4%。

一边是人工智能投资带动美国和亚洲部分经济体增长，另一边是能源价格上涨挤压需求、房地产调整拖累中国内需。

全球经济并非没有增长，而是增长的动力正在分化。中国的问题，也不只是增长速度放缓，而是旧的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这种难以持续主要体现在四个问题上。

一、出口越强，为什么内需不足的问题反而更加突出？

IMF此次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主要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美国经济预计增长2.3%，印度增长预期升至7%，中国台湾则受益于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产业链，增长预期达到10.7%。但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也在挤压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空间。

中国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

IMF认为，房地产市场持续承压，国内需求疲软，投资增长放缓，强劲出口只能部分抵消这些拖累。

问题在于，中国并不缺乏生产能力，缺少的是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国内购买力。

IMF估计，中国2025年经常账户顺差达到GDP的3.3%，明显高于此前预测的1.5%；其模型还估计，人民币实际汇率存在约16.4%的低估幅度。

需要说明的是，这属于IMF模型估算，并非市场公认的唯一结论，中方代表也对相关估值提出质疑。

但无论如何，巨额贸易顺差都反映出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生产出来的商品，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依靠海外市场消化。

出口可以创造产值、就业和外汇收入，却不能自动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如果国内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能力跟不上生产扩张，企业就会更加依赖海外需求。

这种模式在全球市场开放、外部需求旺盛时能够发挥优势；一旦贸易壁垒上升、海外市场保护本土产业，原有增长动力就会受到约束。

二、债务投资与产业补贴，为何可能加剧产能过剩？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和制造业投资。这些投资曾经有效弥补供给短缺，也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但当部分行业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需求，继续扩大投资就未必能够带来同等程度的增长。

IMF估算，2023年中国重点产业获得的政府支持，其财政成本约相当于GDP的4%；欧盟2022年国家援助规模约为GDP的1.5%。两组数据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简单视为严格可比，但反映了产业支持力度存在差异。

产业政策能够帮助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扩大生产规模，却也可能产生另一面：企业在融资和政策支持下不断扩产，而市场需求没有同步增长。

结果是什么？

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不得不降价竞争；利润空间被压缩，投资回报率下降；地方和企业又可能通过新增投资维持增长，进一步扩大供给。

这就是为什么产能扩张不一定等于经济效率提高。

当投资主要用于扩大供给，却没有同步增加居民收入和最终需求时，新增产能就可能转化为库存、价格压力和贸易摩擦。

三、降息之后，为什么资金便宜了，消费和投资仍然不旺？

按照传统经济学逻辑，降息能够降低融资成本，鼓励企业投资、居民借贷，进而带动消费与增长。

但中国面临的困难是，资金价格下降，并不意味着借款意愿必然上升。

经历房地产调整和债务扩张之后，部分家庭更重视偿债、储蓄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不愿轻易增加房贷或消费贷款。民营企业面对需求不确定、产能过剩和投资回报下降，也会更加谨慎。

与此同时，信贷投放即使保持一定规模，如果更多流向基础设施、国有企业或新增产能，也未必能迅速转化为居民消费。

于是，经济运行出现一种反差：金融体系有资金，融资成本也不高，但真正愿意承担风险、扩大消费和投资的市场主体不足。

这与流动性陷阱所描述的部分现象相似，但更准确地说，是货币宽松向实体需求的传导受到阻碍。

利率可以降低借钱的成本，却无法凭空创造借钱的理由。

如果家庭担心收入和就业，如果企业担心产品卖不出去，那么继续降息的效果就会逐渐减弱。要让资金真正进入消费和有效投资，还需要改善收入预期、市场需求和投资回报。

四、为什么过去有效的刺激方式，如今可能发生逆火效应？

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指干预反而强化了本想消除的结果，相当于成语中的“适得其反”。比如我们想通过投资扩大生产来带动就业来增加个人收入，最后生产集约化和技术升级，反而随着投资的扩大挤出劳动岗位进而减少了个人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面对资本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和工业供给短缺等问题。通过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既能创造就业，也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因此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经济发展阶段改变之后，政策重点也需要随之调整。

当供给不足成为主要矛盾时，扩大投资可以增加供给、改善效率；当部分行业供给已经超过需求时，如果仍然主要依靠投资扩产刺激经济，就可能进一步加重供需失衡。

这也是当前经济政策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并非没有价值，支持高技术产业也并非错误。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投资能否形成有效需求，产业升级能否转化为更多就业和居民收入，企业创造的产值能否最终转化为家庭的消费能力。

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企业扩大生产，而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相对滞后，那么生产越强，并不意味着内需必然越旺。

反过来，如果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减轻家庭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让居民有钱花、敢花钱，国内市场就有可能成为企业扩大生产的稳定支撑。

IMF此次下调中国增长预期，提醒我们的正是这一点：出口能够托住增长，却不能永久替代内需；投资能够扩大产能，却不能保证产能都能获得合理回报。

中国经济真正需要的，不是简单地在投资与消费之间二选一，而是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优化社会保障体系，让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最终转化为居民收入、有效需求和可持续增长。

当经济增长从依靠不断扩大供给，逐步转向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时，增长的质量才有望真正改善。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