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能顺利回国，全靠写了这封信，看看他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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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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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6月，美国洛杉矶。钱学森在一张画报上，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那张画报，是小贩送菜时垫在菜篮底下的。照片上是天安门城楼，国家领导人站在上面检阅游行，人群里有一张面孔他认得：陈叔通。

陈叔通是他父亲钱均夫的老师，他从小就叫太老师。那一年，陈叔通已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给这样一位长辈写信，用的是晚辈求援的口气。

他把那张画报看了很久，留了下来，然后找出一张香烟纸，在背面写下了一封信。信不长，通篇只有几百字。

那年他四十四岁。写完之后，怎么寄出去成了难题。他被盯得很紧，家里来往的每一件东西，都可能被人拆开看过。在此之前，他已经试过别的办法，都没有成。

信的抬头写得很客气。两个多月后，这封信被人摆在了日内瓦的谈判桌上。那一天，美方代表正反复说着一句话：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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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1911年生在上海，1934年从交通大学毕业，第二年去了美国。他在美国待了整整二十年，学的是航空，师从冯·卡门，三十多岁就当上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

在美国，他参与创建过喷气推进实验室，那是美国早期火箭研究的开创机构之一；他拿的还是终身教职，待遇优厚。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他准备回国。

1950年，他已经买好了船票，行李也装上了船，人却被拦了下来。美国方面扣下他的行李，翻查了大量资料——光是书和笔记就有八百多公斤，随后把他关押起来，又在几个月之后改成了软禁。

从这一年起，他就走不了了。出门有人跟着，电话被听着，连搬家都要报备。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整整五年。

1954年，美国国务院公开宣布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可他和家人的行动，仍然被盯着。那几年，他只能靠读书和写东西打发时间，能看到的，只有报纸上那些零碎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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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他一直在等一个能说上话的机会。

中美之间当时没有正常的往来渠道，只有日内瓦的会谈。他知道那是一条路，可他被盯得太紧，连寄一封信都难。他需要一个能把话听懂的人。

写信这件事，他想过很久。写给自己人不行，写给不认识的人也不行，得有一个人，既知道他是谁，又能把这件事递到管得了的地方去。

被软禁的人，最怕的是没人知道他还想回来。那几年报纸上关于中国的消息，他每一期都看。

那张画报上的脸，把这个空缺填上了。他要的不是一个人的帮忙，是一个能把话递到桌面上去的渠道。

据他夫人蒋英后来回忆，两人商量了很久，决定找机会避开盯梢的人，把信寄出去。为了这封信能到北京，他们得绕一个很大的圈子，还要防着中途被人拆开。

他知道，只要这封信落到不该到的人手里，就什么都完了。他要的不是运气，是让这封信看起来像一封普通的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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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里写的话，后来被反复引用。

他写：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他写：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他还写：我们在长期等待释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

他还在信里写：我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

写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封信到底能不能寄到。

信的末尾，他恳请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还附上了一节《纽约时报》的旧闻。他很清楚对方会拿什么说事：那节报道写的就是他这五年在美国的处境，供收信人参考。

这封信后来被很多人叫作求救信。字写得又密又急，几百字里没有一句抱怨被人扣留的那些年，说的都是想回来做事的急切。

落款写的是：钱学森谨上。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陈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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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是怎么把信送出去。

他们不知道陈叔通的通信地址，只能把信夹在蒋英写给妹妹的家信里。蒋英的四妹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这条线是通的。

信封上的地址，是蒋英用左手写的，模仿小孩子的笔迹。这是为了让信在路上看起来不那么要紧。

寄信那天，他们尽量装得像平常出门一样。投递那天，他们开车去了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着，蒋英一个人进去，看周围没人留意，把信悄悄投进了邮筒。选这么远的地方，是为了不碰上认识他们的人。

蒋英后来回忆说，妹妹一看就明白了这件事的分量。

这一封信走了三个人的手：先到比利时，蒋华收到后立刻转寄给上海的钱学森父亲钱均夫；钱均夫再寄给陈叔通。

从美国到比利时，从比利时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一张香烟纸绕了大半个地球，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家里人等得心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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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通拆开信，看到的是一张香烟纸，落款是钱学森，他心头一震。

陈叔通是清末的读书人出身，做过翰林，后来长期在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的事务。在新中国的位子上，他说话是有分量的。

信很快被送到了周恩来那里。关于中间这一段，有两种说法：一种说陈叔通当天就报给了周恩来；另一种来自外交部解密档案，说陈叔通先转给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中科院方面致函陈毅，7月下旬陈毅作了批示，8月初外交部给在日内瓦的王炳南发了电报，要他在会谈中用上这个例子。

两条路径说的是同一件事：这封信被当成了一个要紧的东西，一层一层往上送。

周恩来的判断很直接。他说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还在阻挠旅美华人回国，要在谈判中拿它揭穿对方的说法。

信被火速转给了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这封信后来被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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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复会。

那时候中美之间还扣着对方的人：中国这边有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和侵犯中国领空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那边有钱学森这样被扣住的留美学者。美方急于要回自己的人，又不愿跟中国直接打交道，日内瓦就成了通道。

会谈一开始，中方宣布提前释放阿诺维等十一名美国飞行员。可谈到钱学森的问题时，美方代表约翰逊还是那句老话：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他。

王炳南于是把这封信摆了出来。

他说的大意是：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就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那么请解释一下，中国的科学家钱学森为什么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在事实面前，对方没有再辩。

1955年8月，钱学森收到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9月，他带着妻子蒋英和一双年幼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10月，他走过罗湖口岸，回到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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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后来是有争议的。

人民论坛网的文章引用研究者张现民的说法：美方解密的档案显示，1955年6月，美方已经达成了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原则性意见——先是艾森豪威尔总统表态说，美国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回去；第二天，美国国防部给出书面报告，认为钱学森掌握的信息大概已经被更新的研究超越了。

按这个说法，8月的会谈只是提供了一个正式放人的机会，钱学森是被对方的误判送回来的。

可这封信的分量，本来也不在“说服了谁”。它的分量在于：它把一件事变成了摆到桌面上的铁证，让一句谎话没法再说下去。

在美国的二十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后来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用。而我一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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