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黄酒三国志：从绍兴酒独领风骚，到江浙沪三足并立——从晚清酒商到现代品牌竞争，浅谈长三角黄酒文化的百年沉浮

研究中国黄酒多年，我越来越觉得，江浙沪是一个绕不开的区域。

文｜张璐（Luis Zhang）
山阴堂创立者、堂主

这里既有绍兴酒数百年的酿造与商业积累，也有江苏苏州、张家港等地的水乡酿酒传统，更有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孕育出的海派黄酒文化。

从晚清到民国，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产业整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品牌竞争，长三角黄酒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今天，以绍兴酒为代表的浙派、以沙洲优黄和同里红等为代表的苏派、以上海金枫为代表的海派，逐渐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我愿意把这种格局称为江南黄酒的“三国鼎立”。

当然，这不是说三个地区的市场份额相等，而是三种黄酒文化、三条产业道路，在同一片市场中长期共存、相互竞争。

而观察它们百年沉浮最好的地方，恰恰是上海。

一、上海：江南黄酒百年竞争的舞台

我是绍兴人。

从小接触黄酒，后来又在欧洲学习葡萄酒酿造与品鉴。这些年，我走访过中国不少黄酒产区，也与不同企业的酿酒师、经营者和销售人员交流。

我越来越觉得，如果想读懂近现代中国黄酒的兴衰，不能只研究绍兴的酒坊，还必须研究上海。

因为绍兴酒虽然在家乡酿造，却通过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进入了更广阔的商业世界。

这里有酒栈、酒商、饭店、零售门店，也有来自不同地域的消费者。

上海既能成就一个黄酒品牌，也会不断考验它是否适应市场。

翻阅上海地方史，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早期进入上海市场的黄酒，并不只有绍兴酒。苏州、镇江等地的黄酒，同样通过江南水路来到上海。

随着贸易发展，绍兴酒商逐渐建立起更成熟的商业网络。

王宝和、沈永和等老字号，开始在上海及其他城市扩大影响。

这说明，江南黄酒的竞争，并不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鲜事。

从晚清开始，上海就已经是江南各地黄酒商人共同争夺的市场。

只不过，不同时代的竞争方式发生了变化。

过去比的是酒坊信誉、酒栈网络和运输能力。

后来比的是工业生产、品牌营销和渠道。

今天，还要比消费者认知、风味表达和生活方式。

二、晚清至民国：绍兴酒为什么能够在上海建立优势？

绍兴酒的崛起，不能简单用“历史悠久”来解释。

绍兴拥有适宜的酿造环境、成熟的麦曲工艺、冬酿传统和长期陈酿经验。

但更重要的是，绍兴酒商很早就懂得把酿酒与商业经营结合起来。

他们不仅在家乡经营酒坊，也在上海等地建立酒栈和销售网络。

不同的酒坊拥有各自的经营区域和客户群体。

清末民初，绍兴酒还通过各类展会和商业活动，进一步扩大知名度。

1919年，周清出版《绍兴酒酿造法之研究》，将传统绍兴酒工艺进行较系统的整理。

在我看来，这件事的意义很大。

因为它说明，传统酿造经验开始被更认真地记录和研究。

一个产区要建立长期竞争力，不能只依靠某个师傅的手艺，还需要商业组织、品牌信誉和知识积累。

绍兴酒在近代的成功，恰恰具备这些条件。

当然，民国时期的绍兴酒业也经历过战争、运输中断和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并不是一路繁荣。

但经过长期积累，绍兴酒已经在上海及其他重要市场形成了较强的品牌认知。

这种历史优势，后来成为绍兴黄酒发展的重要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后：绍兴酒走向规模化，江南各地酒厂也在发生变化

1949年以后，中国黄酒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原来分散经营的酒坊、酒栈和酒商，逐步经历公私合营、企业整合和现代化改造。

绍兴如此，江苏如此，上海也是如此。

1952年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上，绍兴加饭酒跻身全国八大名酒。

此后，绍兴酒在产品标准、酿造技术和品牌建设方面，继续积累优势。

但江苏和上海的黄酒传统，并没有因此消失。

1956年，今天同里红的现代企业前身在苏州吴江建立。

张家港后塍地区的黄酒酿造，也继续发展。

上海则拥有自己的黄酒生产企业和技术积累。

1983年第四届全国评酒会上，上海金枫特加饭酒获得国家银质奖。

这些历史事实提醒我们：

不能把新中国成立后的黄酒产业，简单理解为只有绍兴酒在发展。

更准确地说，绍兴酒建立了突出的全国品牌影响力，而江苏和上海，也在各自的产业环境中积累生产能力。

这一阶段，黄酒行业的重要变化，是从传统作坊逐步走向现代工业。

生产设备、质量控制、企业组织和销售体系，都发生了变化。

这些积累，为后来江浙沪黄酒重新展开市场竞争创造了条件。

四、改革开放以后：上海黄酒为什么开始走出自己的海派道路？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黄酒进入新的市场竞争时期。

1992年，金枫酒业前身上海市第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以黄酒为主营业务要到2000年以后。

1994年，中国绍兴黄酒集团组建。

1997年，古越龙山上市。

绍兴酒的品牌整合和资本化步伐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上海黄酒企业也开始探索新的产品方向。

和酒、石库门等品牌陆续进入市场。

我过去听不少酒业人士谈起，沈永和在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市场曾经非常强势。

后来查阅相关研究，也找到了关于其上海市场领先地位的回顾性记载。

但我不认为，上海黄酒的创新只能被理解为对绍兴酒的被动反击。

上海本来就拥有自己的黄酒历史，也有成熟的商业文化和现代工业基础。

更值得研究的是，海派黄酒开始采用不同于传统绍兴酒的产品表达。

它更加关注消费者的口感接受度，更加重视包装设计和品牌形象，也更加愿意借鉴现代食品工业和城市生活方式。

我在中国酒业协会授权认证的黄酒品鉴师中级课程中，曾专门研究和培训学员们关于石库门等海派黄酒的产品创新。

这些产品让我看到，上海黄酒曾经不满足于简单复制传统。

它试图重新回答一个问题：

消费者今天究竟想喝什么样的黄酒？

我认为，这正是海派黄酒最有价值的历史经验。

不是守住某一代消费者喜欢的味道，而是不断理解新一代消费者。

五、吴江寻酒：从吴宫老酒到同里红，寻找苏州黄酒的文化脉络

如果说绍兴酒代表着我从小熟悉的黄酒文化，那么江苏黄酒，则让我开始更认真地认识江南内部的风味差异。

这其中，有一段我自己留下的走访记录。

2015年7月8日，我在山阴堂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中华黄酒文化地图吴越篇四——壶酒兴邦、贪杯亡国，酒解吴越争霸》。

那篇文章记录了我此前走访吴江桃源镇吴宫老酒厂的经历。

11年以后重新读它，我发现当时的自己已经在思考一个问题：

同样是江南水乡，为什么苏州黄酒与绍兴黄酒会有不同的味道？

一条香樟树遮蔽的乡间道路

当年，我从上海出发，前往吴江西南的桃源镇。

那是杭嘉湖平原的腹地。

道路两旁种满香樟树。

对于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的我来说，那里的景色依然令人惊喜。

车子沿着弯曲的小路前行。

有时明明觉得前方已经没有路，驶近才发现道路被树木遮蔽。

正当我怀疑是不是走错方向时，吴酒产业园的门头突然出现在眼前。

当年我在文章中，把这里比作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现在回头看，这正是田野走访的意义。

如果只在城市里研究黄酒，很容易把不同产区理解成地图上的几个名称。

但真正走进当地，才能看到酒与水土、村镇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徐学武与吴宫老酒

那次走访，接待我的是徐学武先生。

根据当年文章的记录，他曾经当过兵，退伍回乡后做过小学老师，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创办吴江南田酒厂。

这家酒厂后来与苏州市百花漾酿造有限公司的发展相联系。

它酿造的代表产品，就是吴宫老酒。

我在吴宫酒坊参观时，对它的文化表达印象很深。

当年就觉得，这家地方酒坊在吴越历史和酒文化的展示上，投入了不少心思。

它并不满足于告诉消费者自己生产什么酒，还希望让人理解，为什么吴地也拥有悠久的酿酒传统。

吴越争霸、西施、吴王夫差、百花漾、战船墩……

这些故事串联起来，构成了一套很有地方辨识度的吴酒叙事。

当然，其中涉及的历史传说，需要与能够核实的史实区分开来。

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它至少说明一件事：

吴江黄酒并不缺少自己的故事。

一杯吴宫老酒，与绍兴酒不同的清冽

参观时，我也品尝了吴宫老酒。

当年的品鉴记录写得很直接。

与我熟悉的绍兴酒相比，这款酒的整体风格偏清淡。

入口有微微的甜意，同时保留了一丝清冽。

它与当时接触的上海老酒，也有明显不同。

酒坊方面介绍了百花漾水源的处理方式和现代发酵工艺。

当时，我试着从水土、酒曲和发酵方式解释这些风味差异。

今天回头看，我仍然认同这个研究方向，但会更加谨慎。

一款酒的清冽感，不能仅凭品尝就断定来自某一处湖水。

它还可能与原料、微生物、发酵控制、糖酸平衡和后处理有关。

同样，当年对某一款吴宫老酒的品鉴印象，也不能直接代表今天该品牌的全部产品。

不过，那次走访让我更加确信：

中国黄酒的风味差异，值得像葡萄酒的风土差异一样，被认真研究。

从吴宫老酒到同里红：吴江黄酒文化的一脉相承

今天重新研究苏州黄酒，同里红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忽视的名字。

同里红的现代企业前身，可追溯至1956年成立的公私合营联谊酒厂。

而我当年走访的吴宫老酒，则有吴江南田酒厂、百花漾酿造有限公司这一条发展线索。

两者都根植于吴江，都承载着吴地黄酒文化。

在我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吴江黄酒文化的一条历史脉络中观察。

从传统地方酒坊，到现代规模化生产；从吴地民俗和地方酒名，到今天的品牌经营与产品创新，吴江黄酒一直在寻找适应时代的表达方式。

我愿意把这种关系称为吴江黄酒文化的一脉相承。

这里的一脉相承，指的是地域酿酒传统、风味记忆和文化精神的延续。

今天的同里红，在传统黄酒之外，也持续探索现代制造、产品研发和新的消费需求。

我近年来还接触过斛生记黄酒，以同里红原酒为基础开发的石斛特型黄酒，我们后续也会讨论特型黄酒和露酒的篇章。

这些经历让我感受到，江苏黄酒并不只有一种清爽风格。

不同企业既可以延续传统酿造，也可以根据消费者需求开发新的产品。

从当年走访吴宫老酒，到今天研究同里红，我越来越相信：

苏州黄酒应该有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永远作为绍兴酒的陪衬。

当年结束吴宫酒坊参观后，我还顺路去了荒天池、战船墩一带。

那里流传着吴越争霸、吴王夫差以及其他历史人物的故事。

在当年的文章里，我用了不少篇幅讲述吴越战争与酒的关系。

今天重新整理这些内容，我会把它们作为地方酒文化传说来看待。

有关夫差因酒误国、酿师迁越等情节，不能仅凭民间故事就当作已经证实的历史事实。

但这些故事说明，吴地居民很早就尝试用酒来讲述自己的地方记忆。

返程时，我又在铜锣一带的小店停下来吃饭。

一碗馄饨，一碟油爆虾。

就这样结束了那次吴地寻酒之行。

现在想来，黄酒文化从来不只存在于酒坛和酿造车间。

它还存在于乡间道路、地方传说、饭桌上的菜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中。

这也是我后来越来越重视黄酒文化旅行和餐酒搭配的原因。

六、沙洲优黄：江苏黄酒的另一种现代化表达

同里红、吴宫老酒之外，江苏还有一家我长期关注的黄酒企业。

沙洲优黄。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张家港后塍地区的酿酒作坊。

经过长期发展，沙洲优黄已经成为江苏黄酒的重要代表。

它的清爽型产品风格，与不少消费者熟悉的传统绍兴黄酒形成差异。

但我认为，沙洲优黄近年来更值得研究的，是它对酒厂空间和品牌文化的重新理解。

我曾与沙洲优黄董事长黄庭明交流，对他将工厂与艺术结合的想法印象很深。

今天的沙洲优黄文化园，不再只是一个展示生产设备和产品包装的地方，它是国家4A级景区。

它还融合了建筑、艺术、文化展览、酿造体验和休闲空间。

消费者来到这里，可以了解黄酒的历史与工艺。

也可以通过参观、活动和文化体验，建立对品牌的认识。

这让我想起欧洲一些葡萄酒酒庄。

酒庄不只是生产葡萄酒的地方。

它也是当地风土、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沙洲优黄的探索，让我看到中国黄酒企业也可以拥有类似的文化表达。

当然，文化园获得多少奖项、举办多少活动，并不能直接证明黄酒销量一定增长。

但它改变了消费者接触黄酒的方式。

过去，消费者可能只是走进商店买一瓶酒。

今天，他也可能因为一家酒厂的建筑、艺术和文化活动，专程前往参观。

酒厂不应该只是生产酒的地方，也可以成为生产文化体验的地方。

我认为，这是江苏黄酒值得继续探索的一条道路。

七、绍兴黄酒的优势，不只是几家上市公司

作为绍兴人，我始终认为，研究绍兴黄酒不能只研究古越龙山和会稽山。

山阴堂最近整理了17家绍兴酒地理标志相关核心企业的研究样本。

其中包括古越龙山、会稽山、塔牌、女儿红、中粮孔乙己、白塔、越王台、王宝和等不同类型的企业。

需要说明的是，17家是山阴堂当前采用的核心研究样本数量，并不等于2026年官方全部有效用标企业的最终数量。

但即使只是这17家样本，也足以说明绍兴酒产业的复杂性。

古越龙山拥有上市公司、中央酒库、科研和品牌整合优势。

会稽山在目前重仓合作白酒大商推广高端绍兴黄酒之外，也在积极探索年轻化与新的消费场景。

塔牌长期重视传统工艺和陈酿品质。

女儿红拥有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和绍兴东路酒独有的特色。

白塔拥有绍兴最有趣的黄酒研发中心，将葡萄酒、清酒和黄酒酵母放在一起研发，把葡萄酒行业的惰性气体保鲜技术运用到绍兴黄酒保鲜，通过红樽坊和勃艮第大家Bizot合作等等。

越王台被黄酒品牌“若耶溪”收购，开始蓄力发展，在上海和日本市场都有很好的表现。

中粮孔乙己和近来火热的黄酒“慢宋”品牌合作，用日本清酒精米技术来重新演绎黄酒等等。

我认为，绍兴黄酒真正的优势，不是只有几个全国知名品牌。

而是拥有一个由原料、酒曲、工艺、酒库、酿酒师、历史文献和众多企业组成的完整产业生态。

我自己创立山阴堂，酿造不同年份的山阴原浆，也是希望从另一个角度表达绍兴黄酒。

我曾在欧洲学习葡萄酒酿造与品鉴。

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中国黄酒拥有极其丰富的传统知识，却还没有完全建立起能够被国际消费者理解的风味语言。

因此，我一直尝试用风土、原料、微生物、时间、感官品鉴和餐酒搭配的方法，重新表达中国黄酒。

我希望未来的绍兴黄酒，不只是不断强调自己拥有多少年历史。

还应该让消费者真正喝懂：

为什么绍兴酒有自己的风味？

不同年份有什么差异？

不同酿酒师和不同工艺，能够创造怎样的酒体？

为什么某一款绍兴酒适合一道菜，而另一款更适合独饮？

如果这些问题能够讲清楚，绍兴酒的传统优势才有机会转化成未来的市场优势。

八、今天的江浙沪黄酒，究竟是不是“三国鼎立”？

如果从文化和产业道路来观察，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

浙江绍兴，以传统工艺、地理标志、陈酿文化和产区品牌为核心。

江苏，以清爽风格、现代制造、产品创新和文化体验为重要方向。

上海，以海派城市文化、现代消费需求、品牌营销和商业渠道为特色。

但这只是帮助读者理解三种发展倾向的框架。

并不意味着浙江没有创新、江苏没有传统、上海没有酿造工艺。

更不能据此断言三地市场份额相等。

实际上，三地企业的规模和经营表现存在明显差异。

而且，浙江黄酒也不只有绍兴。

嘉善、湖州、宁波等地同样拥有自己的黄酒传统。

江苏也不只有沙洲优黄、同里红。

丹阳封缸酒、无锡惠泉酒、南通白蒲黄酒等，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所以，我所说的“三国鼎立”，不是把长三角黄酒简化成三个品牌集团。

而是指三种不同的产业文化，在同一片市场中长期共存、竞争和相互影响。

九、上海，仍然是观察三种黄酒力量最好的窗口

如果把整个长三角黄酒市场比作一幅历史长卷，上海就是其中最值得反复观看的画面。

清代，绍兴酒商带着酒坛来到上海。

晚清民国，江南酒商通过上海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酒业逐步走向现代产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和酒、石库门等海派品牌开始探索新的产品表达。

江苏黄酒则在清爽型产品、现代制造和品牌文化建设方面不断寻找机会。

今天，古越龙山、会稽山、金枫、沙洲优黄等品牌，仍然在上海及长三角市场展开竞争。

从公开经营数据看，不同企业的表现并不一致。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说某个产区已经全面取代另一个产区。

更不能把上海黄酒目前的经营压力，直接解释成被绍兴或江苏黄酒围攻。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消费者如何选择。

一个上海家庭为什么习惯购买石库门？

为什么有些消费者更偏爱绍兴加饭酒？

为什么有人愿意尝试沙洲优黄的清爽风格？

为什么同里红的石斛特型新产品能够吸引另一类消费者？

这些问题背后，才是江南黄酒竞争最真实的逻辑。

酒厂之间争夺的，从来不只是货架上的位置，更是消费者生活中的位置。

十、江南黄酒的未来，不应该只有一个赢家

研究中国黄酒这些年，我越来越不赞同一种观点：

认为只有某个产区成为绝对中心，中国黄酒才能发展。

事实上，中国黄酒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不同水土和工艺形成的丰富风格。

绍兴有自己的糯米、麦曲和冬酿传统。

吴江、张家港有各自的江南水乡酿造文化。

上海则长期处于不同酒类文化和商业消费方式的交汇处。

它们不应该互相复制。

如果绍兴酒只剩下历史，可能会失去年轻消费者。

如果江苏黄酒只剩下清爽，也可能失去自身深厚的传统。

如果上海黄酒只剩下包装和广告，也难以长期建立风味认同。

我更期待未来的江浙沪黄酒形成一种良性竞争。

绍兴把传统酿造和高品质陈酿研究得更深入。

江苏把产品创新、工业旅游和现代消费体验做得更成熟。

上海利用国际都市优势，推动黄酒品鉴、餐酒搭配、专业侍酒和国际传播。

如果三地能够在竞争中共同提升中国黄酒的文化表达和消费体验，那么受益的将不只是某一家企业。

而是整个中国黄酒产业。

写在最后：一杯黄酒，半部长三角商业史

从清代绍兴酒商在上海开设酒栈，到民国时期的黄酒贸易。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酒业整合，到改革开放后的品牌竞争。

再到今天沙洲优黄、同里红、吴宫老酒、金枫酒业与绍兴酒企各自探索新的市场道路。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黄酒行业的变化。

也是长三角商业文化、城市生活和消费观念的变化。

重新读到2015年发表的吴宫老酒走访文章，我尤其感慨。

当年，我沿着香樟树遮蔽的小路寻找一座酒坊。

在百花漾畔，品尝了一杯与绍兴酒不同的吴地黄酒。

又在返程途中，用一碗馄饨、一碟油爆虾结束了一天的寻酒之旅。

多年以后再看，这样的走访经历，比简单收集几个品牌名称更有意义。

因为它让我真正认识到：

中国黄酒不应该只有一种标准答案。

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历史、风土、工艺和消费者。

它们应该拥有各自的表达。

从绍兴酒的历史辉煌，到海派黄酒的创新崛起，再到苏派黄酒的现代探索，长三角黄酒真正精彩的故事，或许才刚刚进入新的篇章。

山阴道上行，犹如画中游。

作者简介

张璐（Luis Zhang），山阴堂创立者、堂主，浙江绍兴人。长期致力于中华黄酒文化教育、传统发酵工艺、跨产区品鉴与国际传播，探索用国际化的风味语言表达中国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