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秋，香港，一场并不张扬的宴席，摆在杨虎城面前的不是酒菜，而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选择。抗日战争已经爆发，这位发动西安事变的将领，终于决定结束海外漂泊，返回祖国。
离席前，张云逸没有绕弯子。他代表中共中央向杨虎城转达了共同抗日的诚意，并劝他先去武汉，见周恩来，再转赴延安。若一定要与蒋介石会面，也应由周恩来一同陪同，不能独自前往。
张云逸的话很重：“张汉卿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望将军临事慎重。”
杨虎城没有立即回答。这个决定，他显然已经反复权衡过。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亲自陪蒋介石飞往南京，随后失去自由。杨虎城留在西安，既要承受各方压力，又缺少能够彼此照应的力量。蒋介石很快逼迫他辞去军职，以“出国考察”为名，将他送离国内。
1937年，杨虎城人在欧洲。名义上是考察军事，实际却处处受限。法国方面没有安排实质性接待，蒋介石对他要求回国抗战的电报也长期不予回应。
有意思的是，杨虎城在海外并没有四处谈论西安事变。有人对此不解，秘书金闽生解释得很明白：蒋介石已经通过《西安半月记》等文字，把张杨二人描绘成破坏国家秩序的人物。此时反复争辩，既可能激化矛盾，也会给对方留下新的口实。
更现实的一层是，国民党方面一直有人监视杨虎城。他若公开抨击蒋介石，身边人很可能先遭牵连。对于一个急于回国抗战的将领来说，沉默不是认同，而是一种克制。
旅欧期间，杨虎城曾到西班牙。他在那里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义勇军，也接触到许多支持中国抗战的华侨。一次在巴塞罗那用餐，饭店老板起初把他当成日本人，态度冷淡；得知他是中国将领后，立刻改变了态度，结账时坚持不收钱。
这件小事让杨虎城感受到，欧洲民众对中国抗战并非毫不关心。中国人的处境，已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他更加急切地想回到国内，而不是继续做一个被安排、被监视的“考察人员”。
1937年下半年，杨虎城经东南亚返回中国。在新加坡、西贡等地，华侨曾热情迎接，邀请他登岸讲话。可是抵达香港后，情形突然变了。迎接他的不是群众，而是一批身份可疑、举止粗鲁的人。杨虎城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了国民党特务的控制之中。
即便如此，他仍决定前往南昌。
临行前，杨虎城把随员叫到身边，说蒋介石要召见自己。他判断，此行无非两种结果：要么被允许参加抗战，要么遭到扣押。有人认为全国正在抗战，蒋介石不至于公开关押一位抗日将领。
杨虎城却反问：“汉卿不就没有放吗？”
这句话，说明他并非没有警觉。他清楚张学良的遭遇，也知道蒋介石一旦翻脸，政治名分和舆论压力未必能约束对方。可他仍认为，若拒绝召见，蒋介石便会借机指责他破坏抗战大局。
在杨虎城看来，个人安危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不能让对方抓住“不服从”的把柄。这种选择有理想的一面，也有明显的风险。遗憾的是，他把蒋介石的政治算计估计得还不够深。
杨虎城到达南昌后，并没有等来真正的会面，而是被扣押起来。此后，他先后被秘密关押，长期与外界隔绝。家属和部属也受到牵连，原本准备投身抗战的愿望，最终被彻底截断。
张云逸的提醒，后来被事实一一印证。张学良失去自由后，杨虎城没有选择另寻道路；杨虎城被扣押后，也再没有机会修正当初的判断。两位将领的命运，在西安事变后形成了令人沉重的对应。
1949年9月6日夜，重庆戴公祠，两辆汽车停在看守人员控制的院落中。杨虎城被告知暂住数日，等待所谓接见和转移。刚进房间，埋伏者突然行凶，杨虎城及其家人、秘书宋绮云一家遇害。
据相关记载，杨虎城遇害时首先想到的，仍是不要伤害孩子。一个人在最后关头说出什么，往往比事后撰写的评价更能说明他的性格。
他曾在香港得到过一次改变命运的建议，也曾有机会避开那场单独赴南昌的行程。可他最终选择了相信一套自己熟悉的政治逻辑，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历史没有给他第二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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