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明清时期列朝列国志】明朝（五十一）：明思宗〈崇祯帝〉5

f.币制改革

明朝初年，曾以纸钞“大明宝钞”为法定货币，正统以后因丧失信用而停止流通。崇祯十六年（1643年）六月，户部司务蒋臣建议印纸钞，从而每年增加收入三千万两，朱由检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予以采纳，设内宝钞局，于九月开始印新钞，由户部侍郎王鳌永主持。此举遭到阁臣蒋德璟的强烈反对，户部尚书倪元璐也认为立即推行钞法有多种困难，于是印钞事宜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中止。因为铜货不足，朱由检又试图鼓铸大钱，即铸造当二、当五（法定价值是实际价值的二倍、五倍）的崇祯通宝，但一个月后，明朝就灭亡了。

g.海外贸易

朱由检即位后，听说沿海海盗活动猖獗，便于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下令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但此举不仅限制了沿海商人的活动，也让官府损失了许多税收，因此遭到梁廷栋等人反对。后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安了海盗头目郑芝龙，并利用他剿灭了李魁奇、钟斌等海盗，便在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请求重开海禁，得到朱由检批准。但到了崇祯五年（1632年）十一月，因为大海盗刘香老的猖獗，朱由检再次下令在福建实施海禁。崇祯八年（1635年），郑芝龙消灭刘香老，此后朝中不断有人呼吁解除海禁以便“开市佐饷”，朱由检便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解除海禁。

③文化 a.吸收西学

朱由检对西方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态度比较友善，他在位期间，传教士地位有较大提高，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等传教士供职于宫廷，负责铸造火器和编修新历，他们编成的新历《崇祯历书》是崇祯年间西学东渐最重要的成果，但未及启用，后被清朝正式颁行，称时宪历。他们还趁机在宫廷传播天主教，以御马监掌印太监庞天寿为首的540多名宦官、宫女受洗入教。甚至据说连朱由检都在阁臣徐光启（天主教徒）的影响下一度“崇奉天主教”，为此曾捣毁宫中佛像。但也有人认为朱由检不可能信奉天主教。不管怎样，朱由检对传教活动提供保护，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应汤若望请求，下赐“钦褒天学”（一作“钦保天学“）之御笔匾额，派礼部高官大张旗鼓地送到宣武门教堂，其后命令将这个匾额挂于各省教堂。

b.禁水浒传

崇祯十五年（1642年），山东发生李青山起义，因为这个起义受《水浒传》影响很大，连地点也是在梁山，所以在起义平息后朱由检就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水浒传》，以免“诲盗”。

④社会

明代后期，烟草通过中西交往而传入中国，迅速流行。朱由检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下达禁烟令，违者论死。据说其理由是因为明朝定鼎燕京，“吃烟”谐音“吃燕”，又有“天下兵起，遍地皆烟”的童谣，朱由检出于迷信而禁烟。大约两年后，在蓟辽总督洪承畴的建议下，朱由检废除禁烟令。崇祯十六年（1643年），朱由检再次下达禁烟令，而边军对有祛寒作用的烟草极为依赖，所以不久又弛禁。

⑤军事 a.发展火器

朱由检为了抵御后金（清）的骑兵，大力发展火器，尤其注重引进西方技术。为此，他起用天主教徒徐光启主持引进与研制新式火器的任务，并派人向租借澳门的葡萄牙人采购西洋大炮（红夷大炮）。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听说澳门葡萄牙人在与荷兰的战争中缴获10门大炮，便命两广总督李逢节订购这批大炮，澳门葡萄牙人为了改善同明朝的关系以有利于自己，同意这份订单，由葡萄牙代表公沙的西劳与传教士陆若汉等护送至北京。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行至涿州时，正逢皇太极包围北京，所以没能运进北京。其后四门留在涿州，六门运到北京，朱由检赐名“神威大将军”，选拔军士学习西方放炮技术。同时，他还起用另一名天主教徒孙元化为登莱巡抚，参与引进与研制新式火器。引进的西洋大炮在遵永大捷、皮岛海战等战役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为明军的胜利做出贡献。但不久发生吴桥兵变，公沙的西劳等多名葡萄牙铳师被杀。到了崇祯六年（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等叛军携带西洋大炮进入后金，对此负责的孙元化被杀，徐光启亦与世长辞，新式武器的引进计划受到挫折。

崇祯后期，朱由检又命传教士汤若望负责研制火器，成功制造20门大炮、500门小炮，朱由检还让太监们跟着汤若望学习相关技术。崇祯十六年（1643年），汤若望撰写《火攻挈要》，成为当时明代火器水平的权威著作。朱由检在重用传教士制炮的同时，还请传教士赴诸军教导放铳炮之法。他又令官府出资动员民间商匠制造火器。商匠们从西洋火器中得到启迪，制造出三眼枪、五眼枪、夹把枪、五龙枪、神枪、快枪和循环炮等名目繁多的火器。

b.两线作战

朱由检时期的明朝，内外两线作战，他采取的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朱由检对后金（清）的战略是依靠两条防线：一方面继承孙承宗、袁崇焕所构筑的关宁锦防线，通过宁远到锦州等关外八城和新筑的大凌河城，既抵御后金，又步步为营、收复辽东；另一方面维持王化贞、毛文龙所构筑的东江海上防线，以驻节朝鲜皮岛的东江镇为中心，与觉华、盖套、旅顺、广鹿、长山、石城、鹿岛等岛屿或港口连成一道海上防线，对后金加以牵制和封锁。崇祯二年（1629年）后，毛文龙、袁崇焕相继死去，不过这两条防线仍然保持。后金大汗（清太宗）皇太极深知自己的铁骑虽然能够多次入塞劫掠，但如果不破坏这两条防线并消灭明军有生力量的话，就不能入关。因此，他在崇祯四年（1631年）发动大凌河之战和皮岛海战，前者获胜，后者失败。崇祯六年（1633年），后金获得明叛将孔有德、耿仲明之协助，攻陷旅顺，东江总兵黄龙殉节。崇祯十年（1637年），清朝征服朝鲜，随后与朝鲜军一起发动第二次皮岛海战，夺取皮岛，杀东江总兵沈世魁，翌年沈世魁的侄子沈志祥降清，东江海上防线宣告瓦解。对于关宁锦防线，皇太极以义州为据点，展开轮番作战、长期围困。朱由检为救锦州等城，催促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大军至松山，与清军决战。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取得松锦大战的胜利，关外八城中有四城（锦州、松山、塔山、杏山）陷落，关宁锦防线萎缩了一半，只剩下宁远、广宁前屯卫、广宁中后所、广宁中前所四城（今辽宁兴城、绥中一带）。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清军攻破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但在宁远被辽东总兵吴三桂击退。尽管如此，明朝在关外完好的城堡只剩宁远一座，势难久守。同年，朱由检任命黄蜚为东江总兵，制定了“用海图奴”的计划，谋求恢复东江海上防线，同样也是一筹莫展。

朱由检对从陕西爆发的明末农民起义的战略，在崇祯四年（1631年）秋以前是以抚为主、以剿为辅，但由于找不到有效办法安置饥民，引发神一魁等人复叛，朱由检遂逮捕主持抚局的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代之以洪承畴，将方针转换为以剿为主，以抚为辅，迫使起义军转进山西。然而各路官军不能有效配合，导致起义军通过“渑池渡”转进河南，又在车厢峡假意接受五省总督陈奇瑜的招安而逃脱灭顶之灾。崇祯八年（1635年），朱由检以洪承畴为五省总督，在西北方向围剿；卢象升为五省总理，在东南方向围剿，翌年即擒获闯王高迎祥。崇祯十年（1637年），朱由检采纳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进一步加紧对起义军的围剿，迫使李自成遁入山中，张献忠接受招安。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清军入塞，朱由检调集陕西的围剿大军进京勤王，加上五省总理熊文灿无能，造成起义军死灰复燃，张献忠、李自成再度活跃。此后，朱由检任命一名统筹五到七省军队的督师来负责剿局，杨嗣昌、丁启睿、侯恂、孙传庭四人先后出任督师，但各路明军始终调度不灵，而饥荒又使大量饥民加入李自成、张献忠的队伍，明军有生力量不断被消灭，河南、湖广也大部失陷。崇祯十六年（1643年），朱由检命孙传庭率明朝在关内的最后一支精锐部队——秦军出潼关剿灭李自成，被李自成击溃，孙传庭战死于潼关，李自成杀回陕西，并在翌年从陕西经山西、北直隶攻入北京，灭亡明朝。

朱由检时期对后金和陕西农民军的战略虽然失败，但仍能够平息或应付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的叛乱和起义，如朱燮元、秦良玉等平定奢安之乱、刘泽清镇压山东李青山起义、吕大器平息甘州总兵柴时华及塞外蒙古部落的叛乱、郑芝龙平定广东、福建海盗以及在虎门与英国的冲突（明英战争）、在料罗湾与荷兰的冲突（明荷战争）等。

⑥民族、对外关系 a.对后金（清）

后金（清）自兴起以来，就被明朝视为称兵叛乱的边疆“属夷”，朱由检也坚持这种认识。因此，朱由检从来不承认后金（清）作为一个与明朝并立的政权而存在，不称呼其国号，而称呼为奴、虏、建奴、东夷、东虏、奴贼等。朱由检也不认为明军的战斗力比后金（清）弱，曾有大臣请他正视这点，朱由检以明太祖北伐灭元的旧事来反驳。基于这两点认识，朱由检对后金（清）采取强硬路线，一心以武力解决辽东问题，亦得到绝大多数大臣的支持。朱由检即位后，皇太极曾欲遣使吊祭朱由校并祝贺朱由检登基，趁机与明议和，朱由检置之不理。袁崇焕受命督师蓟辽后，秉持“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方针，曾与皇太极交换过书信，但因辽东问题谈不拢而无果。己巳之变时，皇太极曾在永定门之战后致书约和，称要以黄河为界，朱由检没有回复。大凌河之战后，明朝监军张春被俘，为后金带话，建议和谈，朱由检认为他的建议是叛国，削去了之前听说张春已死难而褒赠之右副都御史衔，并囚其二子于狱。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后金击败察哈尔后，撤退途经大同宣府边外，以军中粮尽，向明边臣要求明朝将原赏察哈尔的财物转赐于后金，并进行贸易。宣府巡抚沈棨为了回避兵锋，私下与后金议和并派人与之盟誓，誓书有“大明国、金国为华夷共享太平，议讲和款，因此白马祭天，乌牛祭地，盟誓坚款，各要和好……”等语。后金军得到了大批的赏赐财物和进行贸易以后东归。朱由检得知此事后，以违背对后金的经济封锁和不接触政策而将沈棨治罪。皇太极则认为这次议和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十月即派卫征囊苏喇嘛持书至宁远，要求辽东官员仿宣府之例与清议和，书信甚至用“谨奏”的格式，自称“小国”，以明为上国，但明朝官员不接受。

朱由检改变这种对后金（清）的不接触政策始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朱由检接受了他的意见，于四月授意辽东巡抚方一藻和监视太监高起潜派盲人卜者周元忠等六人到沈阳议和。皇太极要求明朝在秋天前必须得到是否议和的回复，否则将发动战争。六月，皇太极陈兵于大青山，要求和谈，方一藻奏请如俺答封贡故事。朝臣们由此得知杨嗣昌在幕后主和，掀起弹劾杨嗣昌主和误国的风潮。朱由检虽然贬黜了弹劾最力的黄道周，但对清和议之事也不了了之。清军果然在同年冬大举入塞劫掠，是为戊寅之变，朱由检感慨：“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但戊寅之变以后，朱由检再次关上对清和谈之门，态度更加强硬。崇祯十二年（1639年）七月，皇太极通过被俘的明德王朱由枢上书哀求朱由检与清修好，由被俘太监王朝进等带回，但朱由检不予理睬。[208-209]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十二日，朱由检将自己亲笔写的“灭奴雪耻”四字颁示重臣，以示对清决不妥协之意。

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辽东明军主力在松山被歼。十月，新任辽东巡抚叶廷桂援引宁前道石凤台的建议，请求与清议和，朱由检斥之为“辱国妄举”，将石凤台下狱。此后，松锦前线更加吃紧，阁臣谢升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挺身赞成和议，朱由检便决定与清议和，命兵部尚书陈新甲派职方郎中马绍愉、兵部司务朱济之与参将李御兰、周维庸等秘密出关，前去清营，这是明清交战以来第一次官方的正式议和，清方要求以敕书为信，朱由检便给陈新甲下了一道授权他对清议和的敕书，想按过去对待建州三卫那种方式对待清朝，使之继续居于边疆“属夷”的地位，接受明廷招抚。所以，皇太极看了敕书后非常生气，称此敕书非真。明方被迫更换敕书，在这段期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相继陷落。五月十四日，马绍愉一行一百多人抵达沈阳，受到皇太极的款待。六月初三日，皇太极在送走马绍愉使团时，送去了写给朱由检的国书，提出四项议和条件：

两国有吉凶大事，须当互相遣使庆吊。

每年明赠清金万两、银百万两，清赠明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清之叛人（满、蒙、汉、朝）进入明境者须捕送于清，明之叛人进入清境者亦须捕送于明。

明清互相承认对方政权，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以塔山为清国界，在连山进行互市贸易。

马绍愉将和谈经过的书面报告呈送陈新甲，陈新甲放在桌案上，陈新甲的书童以为是边关传来的塘报，便将其与其他塘报一起发付传抄，明清的秘密议和由此公开于世。朝中舆论哗然，言官纷纷弹劾陈新甲私行款议，主和误国。朱由检命陈新甲解释清楚，陈新甲不但不揽过这些罪责，反而引以为功，朱由检就将他关进大牢，并在九月斩了他，而对清和谈之事也宣告破裂。皇太极便发兵于同年冬第六次入塞劫掠，是为壬午之变。

皇太极死后，朱由检听说清朝新君福临年幼，内部不稳，认为这是一个搞垮清朝的良机，便命辽东总兵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等设法在清朝行“间谍之计”，拉拢之前投奔清朝的明朝降将，试图挑起清朝内乱，使其无暇进一步侵蚀明朝，以便他能调动关宁铁骑镇压农民起义，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