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越来越笨，人工智能正在惩罚下一代

一篇论文，让世界银行连夜撤回了一份即将发布的全球教育年度报告。

这不是电影情节。

2026年9月，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吴延晖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大卫·斯特伦伯格联合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论文挂上网不久，吴延晖就接到了世界银行的越洋电话。对方刚提交了一份供各国参考的教育年度报告，看了这篇研究后，连夜撤回了。

“对方惊讶于AI对学生成绩的负面影响之大，反复向我们确认数值的结果。”吴延晖说。

这项研究调取了我国中部某县9所中学、26811名初高中生、跨度30个月的学业记录。样本量之大、追踪时间之长，在全球范围内都属罕见。结论简单到令人不安——

用了AI后，学生的作业做得更快、更好了，但6个月内，月考成绩下降了20%。两年后，中考和高考成绩分别下降了24%和18%。

研究者把这个现象命名为“学习惩罚”（Learning Penalty）。

这组数据乍看很反直觉。既然作业做得更快更好了，考试成绩为什么反而一路下滑？

答案藏在作业的价值里。

作业的真正意义，不是产出一份正确答案，而是推演、试错、反复思考的训练过程。

大脑正是在这个反复摩擦的过程中，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能力。跳过这个过程，就等于把健身房的举铁环节省掉，直接拍照发朋友圈。

研究给出了更具体的证据。

这批中学生的AI使用率在80%左右。一些学生做作业的时间极短，但作业成绩几乎就是AI的能力——AI能做到90%，他就拿90%；AI能做到85%，他就拿85%。作业变成了AI的能力测试，而不是学生的能力测试。

与此同时，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从64分钟降到了45分钟，作业平均分提升了18%。老师看到一份工整、准确、漂亮的作业，满意了。家长看到孩子早早就写完了作业，放心了。

高分假象由此形成。老师不说了，家长不问了，学生就心安理得地不思考了。

等真正走进考场，没有AI可依赖的那一刻，大脑一片空白——因为那些题目要求的分析、推理、论证能力，从来没有真正在他的大脑里长出来。

更关键的发现在于：AI不是对所有人都造成了同样大的伤害。研究把学生分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使用模式。

第一种：外包型（占比81%）。

遇到难题第一反应是打开AI，直接要答案、要完整解题步骤、要成品作文。全程零思考、零推演、零试错，把整个学习过程外包给机器。这个群体几乎承担了全部的成绩下降。

第二种：辅助型（占比19%）。

先自己独立思考、尝试解题，哪怕做错也不跳过思考过程。完成后再用AI核对答案、对比思路、找出逻辑漏洞。把AI当成一个提示，而不是一个代工。

这批学生的成绩受损明显小得多——因为他们保持了学习中最核心的“认知摩擦”。

也就是说，AI本身没有对错。对错在于你是让AI替你想，还是让AI帮你检查。

但问题在于，81%的孩子选择了第一种。对于自制力本就薄弱的中学生来说，一个能一键生成完美答案的工具，诱惑力太大了。

更反直觉的是“高分悖论”——成绩最好的学生，受损最严重。

研究数据显示，优等生的成绩下滑幅度达到-24%，远超中低水平学生的-16%。原因是，尖子生过去靠的就是自己强大的分析推理能力来拿高分。当他们把这种能力也外包给AI后，失去的优势反而最大。就像让一个百米冠军去骑电动车——表面上更快了，但肌肉在萎缩。

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性别差异：男生受到的负面影响比女生高出17%。研究者认为，这与男生更倾向于“粗暴外包”式的使用习惯有关。

吴延晖本人对“技术改变人的能力”这个命题，曾经一直抱有戒心。

计算机、互联网、社交媒体，每一代新技术出来时都被寄予厚望或视为威胁，但回头看，这些技术更多改变了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所拥有的能力。我们用搜索引擎查资料，用笔记加深记忆，但这些工具的作用主要在外部——它们帮你存储、检索、呈现，但思考还是你自己的事。

AI带来的是一种质变。

它不仅能存储和呈现信息，它可以直接完成推理、构思、写作、论证这些高阶思维活动。也就是说，以前的工具作用在外部，AI这种工具，作用在内部——它甚至可能改造人类自身。

这种改变对成年人影响有限，因为基本能力已经形成。但中学生正处在认知能力和学习习惯形成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受到的影响，可能会持续一生。

这不是危言耸听。NYU的一项研究显示，70%的知识工作者在使用ChatGPT后，主动降低了阅读时的认知投入。FGV/UFRJ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用ChatGPT学习的人，45天后的知识保留率只有58%，而不用AI的人达到了69%——11个点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不会随着使用经验增加而缩小。大脑不会因为多用AI就自动适应，它只会越来越依赖。

几乎与这项研究同时，世界各地的教育部门开始重新审视AI入校的边界。

2026年6月，挪威宣布，从秋季开始小学生原则上禁止使用生成式AI。9月，纽约市教育局宣布限制8年级及以下学生在校使用生成式AI。国内多地学校也在制定AI使用规范。

但简单禁止，可能不是答案。

AI使用率在80%这个量级，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一刀切”的问题。就像20年前你没法禁止学生用手机一样，现在也没法禁止学生用AI。关键在于怎么划定边界，保留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认知摩擦”——那些思考、试错带来的思维锻炼机会。

一些方向正在被探索：

• 评价重心从“最终答案”转向思考过程，减少AI可以一键完成的标准化习题，增加探究式、开放性任务
• 要求学生展示解题思路而非只交最终答案
• 限制AI直接生成完整作业和作文，保留溯源标识方便教师识别
• 让学生先自己写，再用AI修改——保留“初始编码”的认知过程

回到这项研究最让人警醒的两个发现。

第一，AI平权不会自动发生。

吴延晖在访谈中明确指出：国内学生想把学习全部扔给AI，家长和老师不答应，这构成了一种社会约束。但在许多欧洲国家，这种约束力弱得多。未来甚至可能出现两极化社会——一类人把AI当成工具，借助它变得更聪明；另一类人把学习大量外包出去，越来越不愿思考，知识固化，能力甚至低于当前平均水平。

这种分化不会发生在城乡之间，而会发生在使用方式之间。

会主动思考的孩子，用AI是加速器；放弃思考的孩子，用AI是麻醉剂。

第二，惩罚是延迟的，且不可逆的。

月考成绩下降20%只是开始。两年后中考降24%、高考降18%，意味着这种影响不是短期波动，而是对能力的持续性侵蚀。一个学生在中学阶段用AI外包了所有的推理、论证、写作训练，等他18岁走进考场或社会时，那些本该长在大脑里的能力，根本不存在。

能力不会因为你跳过训练就自动长成。大脑和肌肉一样，不用就废。

很多家长看到这篇研究后的第一反应是：“那我该不该让孩子用AI？”

答案不在AI本身，而在使用方式。如果孩子遇到难题，先自己想十分钟，实在想不出来再问AI一个提示，然后接着往下做——这种用法没有问题。但如果孩子一打开作业本就打开AI，直接要答案、抄范文、复制解题步骤——这就不是用工具，这是在给自己的大脑“断供”。

作业的价值，从来不在那一份漂亮的最终答案里。答案只是副产品，真正的产品是思考过程中被反复锻造的大脑。

AI可以替孩子写出完美的作文，但写不出来那个在反复修改中逐渐成熟的思维。AI可以给出标准答案，但给不了那个在试错中建立起来的解题直觉。

这些东西，只能长在自己的脑子里。没有任何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