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相亲次日花30万元闪婚，22天后女方离家，离婚次月女方再婚

相识次日便登记结婚，共同生活22天后女方离家再未返回。办理离婚的次月，女子又与另一男子结婚。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10月12日，此前备受关注的“男子花30万元闪婚遇骗案”再次开庭。当事人刘先生表示，庭审中女方张某拒不认罪，不愿退赔，法院未当庭宣判。

这是该案一审的第二次开庭。刘先生回忆，五个月前第一次庭审结束时，他看到张某哭泣；而本次庭审临近结束时，他看到张某笑着安慰前来旁听的亲属，称“没事”。两次庭审后的不同表现令他感到意外，“不认罪不退赔，太可恶了”。

刘先生说，2024年11月，经亲友介绍，他和父亲在家乡红娘的陪同下，从江西宜春前往贵州相亲。短短四天，他先后见了约20名女子。

他自称对相亲“抗拒”，对张某“没有说特别喜欢”，但因为父母催婚等多方压力，作出结婚的决定。

刘先生提供的贵州烁禾婚恋服务有限公司盖章收据显示，他支付的金额为29.8万元，用于女方彩礼及婚姻介绍服务。据刘先生称，起初他并不清楚这笔钱的具体分配，后来才得知，其中12万元作为彩礼交给张某，男方红娘和女方红娘分别分得7万元和7.3万元，其余的3.5万元为婚介公司的服务费。

据离婚判决书，刘先生与张某经婚介公司介绍，于2024年11月12日相识，次日办理结婚登记。同日，张某收到彩礼12万元。此后，两人一同前往浙江生活。2024年12月4日，张某以舅舅因病去世需要回老家参加葬礼为由离开，此后未再返回刘先生处。

相亲次日，两人登记结婚

刘先生回忆，第一次见面时，双方聊了工作、成长经历、兴趣爱好和家庭情况，他对张某的印象是“温柔，说话很甜”。但婚后，他逐渐觉得张某态度冷淡、性格强势，两人常因生活琐事发生争执。张某提出想搬离他的住处、短期内不想生育等想法，也让他对这段婚姻产生怀疑。

据刘先生回忆，张某离开前一天，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张某还报了警。张某离开时，他曾试图挽留，张某则认为他限制了自己的人身自由。更令他产生怀疑的是，张某离开后的第二天便向他要钱。

后来，刘先生前往重庆寻找张某，希望接她回去；如果张某不愿继续共同生活，双方也可以协商离婚。然而，谈及退还彩礼时，张某只愿意退还3万至5万元，刘先生无法接受。

最终，在律师建议下，刘先生决定先起诉离婚，再追讨相关款项。离婚诉讼中，张某以双方感情尚未破裂为由表示不愿离婚。刘先生认为，对方不愿离婚可能与彩礼退还问题有关。

法院最终支持了刘先生的离婚诉讼请求。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双方经婚介公司介绍认识一天后即办理结婚登记，婚前缺乏充分了解，婚后共同生活不到一个月便分居至今，未能建立起夫妻感情，因此支持刘先生的离婚请求。

离婚后，刘先生开始进一步了解张某此前的感情经历。据他转述，张某的前男友称，在张某与刘先生登记结婚前，两人并未彻底结束关系。

刘先生提供的社交平台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张某曾告诉这名前男友，自己前往贵州是为了做红娘，而非相亲结婚。刘先生称，张某离开后仍与前男友继续交往，直到2025年3月前后才分开。

这段关系结束后，张某又与另一名男子结婚。据刘先生转述，张某的前男友称，自己于2025年5月在朋友圈看到张某与另一名男子结婚的消息。刘先生还称，办案民警也向他透露了张某与另一男子结婚一事。而一个月前，刘先生刚与张某离婚。

在刘先生看来，这些时间节点相互交叠，意味着张某与他登记结婚前后，可能仍与前男友保持关系，之后又与另一名男子交往。

在追讨款项的过程中，刘先生称，婚恋公司已退还介绍费等共计17万余元，但张某收取的12万元彩礼及5000元见面礼至今未退。

2025年3月，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显示，刘先生被诈骗案符合立案条件，公安机关决定立为刑事案件。同年9月，张某被警方抓获。

2026年5月，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10月12日，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公告显示，该院再次公开审理该案。

10月12日，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图/受访者提供）

刘先生回忆，庭审中，张某一方主要主张双方之间属于民事纠纷，认为张某真心想与刘先生共同生活，不应以诈骗追究刑事责任。辩护方还提出，相关款项是婚介公司支付给张某，而非刘先生直接交给张某，张某的几段感情经历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不应纳入刑事评价。

刘先生不认同上述说法。在他看来，“这是在模糊民事和刑事责任的认定”，案件的关键在于张某在双方相识、登记结婚前后是否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及拒不退还彩礼等行为是否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刘先生希望法院依法审理，并尽快解决相关款项的退还问题。

对于刘先生一家而言，这场纠纷带来的损失并不只在于尚未追回的款项。刘先生的父亲说，家里多年主要靠打工积攒收入，这笔支出几乎耗去家庭多年积蓄，至今仍是难以摆脱的负担。

他坦言，自己当初也急于让儿子结婚，因此在熟人介绍下，陪儿子远赴贵州相亲。如今回想起来，他感到后悔和内疚。

经济损失之外，外界的议论也让这个家庭承受着压力。刘先生的父亲说，家里人有苦难言，担心把事情说出去，反而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只能自己慢慢承受。”

据福建法治报，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律师郭钊伶就相关问题做过解答。

问题：普通彩礼纠纷与骗婚诈骗罪，法律上的核心界限在哪里？

郭钊伶律师：两者的核心界限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一是民事纠纷。双方在交往时具有真实的结婚意愿，后因感情破裂、性格不合等正当原因分手，由此引发的彩礼返还问题属于民事纠纷，一方并没有非法占有财物的故意，因此维权核心是收集证据、计算金额、友好协商或提起民事诉讼。重点在于证明款项的“彩礼”性质及未共同生活或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的事实。二是刑事诈骗。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没有结婚的真实意愿，其与对方确立恋爱或婚约关系，纯粹是作为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手段。其行为模式往往具有虚构身份、隐瞒婚姻状况、在短期内多次作案、收款后迅速失联等特征。若对方行为符合以上特征，则可能涉嫌诈骗罪。此时应立即整理全部证据（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证人信息等），前往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律惩罚的不是“分手”，而是以婚姻为诱饵的“欺骗”。关键在于证明对方是否实施了欺骗行为，以及其根本目的就是骗钱而非结婚。

问题：如果怀疑遭遇骗婚，应重点收集哪些证据？

郭钊伶律师：证据是维权的核心。建议当事人有意识地收集和保留以下几类证据：（1）财物证据：所有彩礼、大额转账的银行流水、微信、支付宝等App转账记录，并尽量备注用途（如“彩礼”“购房款”）；（2）购买金银首饰、车辆等贵重物品的发票、收据；（3）沟通证据：能体现对方以结婚为名索要财物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邮件或通话录音；（4）身份与欺诈证据：对方的身份信息；可证明其虚构身份、职业或隐瞒已婚事实的证据（如虚假身份证、与其他人的结婚证查询记录等）；（5）证人证言：媒人或介绍人的证言至关重要，他们往往了解双方沟通的全过程；（6）行为模式证据：如发现对方有短期内在多地、与多人同时谈婚论嫁的迹象，应尽力收集线索。

问题：媒人或婚介机构在其中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郭钊伶律师：需要根据媒人或婚介机构的“知情程度”和“行为性质”来判定。如果媒人或机构只是善意介绍双方认识，对一方的诈骗行为并不知情，那么通常只需作为证人配合调查，一般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如果故意隐瞒或虚构事实，即媒人或婚介机构明知一方是婚骗或存在虚假情况，仍故意隐瞒并向另一方进行保证、推广，则可能构成欺诈的共同行为人，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连带赔偿责任。同时也要警惕以骗婚为目的的团伙作案，如果证据表明媒人与骗婚一方事先通谋，扮演角色、共同分赃，那么他们就已经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将一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问题：在相亲中，有哪些具体的、容易被忽略的“危险信号”，能帮助提前识别对方可能另有所图？

郭钊伶律师：许多骗局始于精心包装。例如，对个人信息（工作、住址、家庭）总是含糊其辞或前后矛盾、交往中几乎从不主动付出，却以各种名目（如家人急病、生意周转、考验诚意）频繁索取钱财；急于确立关系并推动订婚，但对实质性的未来规划（如见亲友、工作安排）避而不谈，骗子利用当事人对婚姻的渴望，推动关系快速进入“谈婚论嫁”阶段，以此作为索要高额彩礼的“合理”背景。建议在正式订婚或涉及大额给付前，安排双方家庭多次、非正式的见面，观察其家庭环境、成员言行是否自然一致。积极与介绍人沟通，了解其如何认识对方，并明确提醒介绍人其负有的如实告知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