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要求美英归还海外领地并清算殖民历史赔偿

130万亿的账本，和一套运转了六十多年的拖延机器

纽约联合国总部，第四委员会的会议厅不像安理会那样有镁光灯。

这里谈的是非殖民化。一个听起来像是应该被归档进历史课本的议题。但2026年10月12日坐在这间屋子里的代表们清楚，全球还有17块土地的人民，没有拿到决定自己命运的签字权。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站起来发言的时候，没有绕弯子。他提了三个东西：17块非自治领土的自决进程、殖民后果的补偿、以及停止用殖民主义思维干涉他国。措辞是外交式的，但落点很硬。硬的不是音量，是他在一个讨论“还剩几年收尾”的场合，把“谁在拖”这个问题摆到了桌面上。

拖延是有具体形状的。

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514号决议，白纸黑字要求“立即无条件终结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到2026年，这份决议在档案柜里躺了六十六年。六十六年里，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从最初的规模扩展到28国，中国是其中之一。委员会开过无数次会，通过过无数份决议，但管理国的名单几乎没有变过：英国、美国、法国，外加新西兰。

2020年12月，联大通过第75/123号决议，宣布2021到2030年为第四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这个“十年”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前三个十年都没干完的事，再给十年。现在第四个十年已经走到第六年，距离2030年的截止线只剩四年。孙磊在发言里用的词是“已近尾声”。尾声。不是“稳步推进”，不是“取得进展”。尾声意味着时间快用完了，而清单上还有17个名字。

17块领地，每一块背后都站着一个不肯签字的管理国。

英国名下最多，十块：安圭拉、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蒙特塞拉特、皮特凯恩、圣赫勒拿、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再加上直布罗陀。美国三块：关岛、美属萨摩亚、美属维尔京群岛。法国两块：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管着托克劳。西撒哈拉的地位则悬在摩洛哥实际控制与联合国决议之间，几十年没有落定。

这些名字在联合国文件里有一个共同的技术标签：“非自治领土”。翻译成日常语言就是：住在那里的几十万人或者几万人，护照上写的是一个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国家的名字，但他们在那个国家的议会里没有投票权，在决定自己土地用途的谈判桌上没有一票。

直布罗陀是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主权争议从18世纪拖到今天，直布罗陀人在1967年和2002年两次公投中都以压倒性多数选择留在英国治下。但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至今把直布罗陀列在17块领地之中，因为“留在管理国”和“完成非殖民化”在联合国框架里是两件不同的事。公投可以表达意愿，但不能替代管理国履行宪章义务。这个法律缝隙，被拖成了几十年的日常。

马岛把这种“拖”变成了一场有固定剧本的循环。

1965年，联大通过第2065号决议，明确认定英国和阿根廷之间存在马岛主权争端，并把这件事放进了非殖民化框架。从那以后，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几乎每年都通过决议，敦促双方谈判。2026年6月24日，委员会再次通过了一份内容几乎相同的决议。阿根廷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说将在国际法框架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主权。英国方面的回应方式是不回应谈判呼吁，而是强调2013年岛上公投的结果。那场公投的投票率是92%，赞成留在英国的比例是99.8%。但投票资格限于岛上的居民，绝大多数是英国移民后代。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从未认可单方面公投可以替代主权争端谈判。于是决议通过，英国不执行，下一年再来一轮。循环的燃料不是辩论，是时间。

如果走司法路径，路障更具体。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以当事国自愿接受为前提。英国和法国在涉及历史殖民和主权争端的条款上做了保留声明，等于提前把这类案件从法院的门里挪了出去。1986年尼加拉瓜在国际法院告赢了美国，判决赔偿超过120亿美元，美国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判决停在纸面上。这个先例传递的信息极其清晰：即便绕过管辖权障碍拿到胜诉判决，执行环节还有一道政治闸门。

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2013年成立，追了十三年。牙买加向英国提出的奴隶制赔偿诉求大约是100亿美元，整个加勒比地区对英国的索赔规模被形容为“数万亿美元”。2025年英国政府在议会书面答复中明确表示不支付奴隶制赔偿，2026年9月首相发言人重申了同一立场。2026年3月，123个国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将动产奴隶制定性为最严重危害人类罪，英国投了弃权票。

拒赔的理由在会场里反复出现，翻来覆去就两个。一个是“尊重当地居民自决”，用在领地上，意思是公投已经决定了，不需要再谈。另一个是“年代太久远”，用在赔偿上，意思是法律不追溯那么远的行为。第一个理由的漏洞在于，管理国控制着公投的设计权和投票资格，自决的形式被管理国框定之后，“自决”本身就成了一种管理工具。第二个理由的漏洞在于，奴隶制和殖民掠夺的后果不是“过去的事”。加勒比国家今天的发展瓶颈、债务结构、产业单一性，和几百年的资源抽取与人口强制迁移之间，有一条没有被切断的因果链。

布拉特尔集团和西印度群岛大学做过一份测算，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给美洲31个国家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07.8万亿美元，加上奴隶制衍生的后续损失22.9万亿美元，总额超过130万亿美元。其中英国对加勒比共同体14国的赔付责任约24万亿美元，美国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承担约26.79万亿美元。这些数字在学术上可以争论方法，在政治上则被完全搁置。搁置的方式不是反驳数字，是不进入讨论数字的程序。

中国在这个议题上的位置，有一层自己的底色。

近代中国从1840年开始，被迫签了上千份不平等条约。学界对主要赔款本息的核算，总量大约在17.6亿海关两，折合约27.4亿银元。辛丑条约一项，本金4.5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和地方赔款，总额超过10亿两。孙磊在发言里提到了这段历史，措辞很克制，只说“深知独立与尊严来之不易”。克制本身是有效的。一个有过被勒索、被占领、被划分势力范围经历的国家，在殖民赔偿议题上说话，不需要额外解释立场从哪里来。

而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走的是一条和殖民抽取不同的路径。

西方机构对非洲大型基础设施的融资，长期附带政治条件，这是非洲国家寻求其他融资渠道的一个结构性原因。中国企业在非洲累计参与新建和改造的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接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这些项目通过商业谈判推进，不附加要求对方修改宪法或重组政治体制的条款。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别，放在殖民赔偿的语境里看，不在于谁更慷慨，而在于一个是把基础设施当作谈判筹码，一个是把基础设施当作交易本身。

回到第四委员会的那间会议厅。

孙磊的发言里有三个主张，对应的是三件不同的事：领土的归还、后果的补偿、以及干涉的停止。这三件事被放在同一个发言里，不是为了合并成一句口号，而是因为它们共享同一个对手——一套运转了六十多年、靠程序消耗时间的拖延机器。

17块领地的清单不会因为一次发言就缩短。130万亿的数字也不会因为一次辩论就进入某国的预算案。但发言本身改变了一件事：它把“拖延”从技术性程序问题，重新翻译成了责任问题。管理国可以说年代久远，可以说公投已决，可以说管辖权不在。这些话在会议室里说一次，记录在案一次。说六十六年，记录就摞到六十六层。

账本不会自己翻页。但有人开始一页一页地念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