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松｜从简照南到蔡洋：爱国旗号下的狂欢与算计

戏服换了一身又一身，戏台子底下坐着的，依然是那群被卖了还帮忙数钱的角儿。

百多年来，这片土地上的戏码从来没变过。

剧本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道具无非是那几样：爱国牌的膏药、除奸队的皮鞭、义和团的U型锁，以及台上台下各怀鬼胎的眼神。

打着爱国旗号抵制洋货，这不新鲜，早在1905年，这就已经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标配。各路粉墨登场的“任正非”们，早就参透了这门“爱国营销”的无上心法——只要把生意和国运绑在一起，卖不出 headquarters 的烂货，也能立地成佛，变成民族的脊梁。

你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老板，那可真是今天爱国企业家的鼻祖。

简老板本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但在1902年，为了做生意方便，顺手入了日本籍。没成想五四运动轰轰烈烈一开场，竞争对手英美烟草公司和同行们眼热了，当即祭出杀手锏：指着简老板的鼻子骂“汉奸”！这一声“汉奸”喊得山响，吓得简老板尿了裤子，赶紧打报告退了日本籍。光退籍还不够，在皇权和舆论的夹缝里，他深知光靠产品质量顶个屁用，必须找“体制内”的保护伞。于是他捏着鼻子，拉来了黎元洪、王士珍这帮大元帅、大政客当隐形股东。这套路，跟今天某些企业动辄找背景、挂红顶、靠政商关系护体，简直是一模一样，连标点符号都不带改的。

退籍拉了靠山，简老板立刻推出了响彻云霄的爱国广告词：“中国人请吸中国烟”。

听听，这话耳熟不？把烟草换成手机，不就是“是中国人就用华为手机”吗？

吸烟能救国，用手机能复兴，感情中国人的肺和眼角膜，全成了民族崛起的牺牲品。

简老板的儿子后来在回忆录里吐了真言，说得那叫一个大白话：“每一次发生反帝运动，我们的业务就蓬勃起来。”

你看，反帝是生意，爱国是通货。只要爱国狂潮一到，洋货被一把火烧掉，爱国商人就能捧着日进斗金的算盘，赚得盆满钵满。洋鬼子走没走不知道，反正老百姓口袋里的硬板儿，全落进了爱国资本家的小金库里。

那时候的上海滩，市面上最火的毛巾是日本人的“铁锚牌”。中国商人一看眼红坏了，技术拼不过，质量干不过，咋办？智商不够，爱国来凑！他们做了一款“三角牌”毛巾，打出的口号粗暴得令人发指：“三角牌毛巾打倒铁锚牌毛巾”、“中国人擦脸用日本毛巾，丢脸”。

好家伙，一块擦脚擦脸棉织品，直接上升到了民族尊严的高度。你用日本毛巾，你就是丢中国人的脸；你买我这质量差一截的三角牌，你就是民族英雄。老百姓被忽悠得五迷三道，纷纷掏钱去买三角牌。

可他们忘了，毛巾是拿来擦脸的，不是拿来擦祖宗牌位的。

再看看著名的“火柴大王”刘鸿生。

刘老板本是个洋买办出身，浑身散发着资本的铜臭味。他一边偷偷给外国工厂送煤发财，一边摇身一变办起了火柴厂。那时候火柴叫“洋火”，属于洋人的独家生意。刘鸿生高呼“中国人要造中国人自己的火柴”，扛着民族工业的大旗，一跃成了响当当的红顶商人。

可刘老板的结局，极具黑色幽默，耐人寻味得让人骨髓发凉。1949年大局定鼎，刘鸿生吓得远遁香港。半年后，陈毅市长亲自“劝”他回上海。等到了公私合营的大潮涌来，刘鸿生这才发现，自己当年靠“爱国”积攒起来的两千多万元家产，在浩荡的洪流面前，不过是一堆随时准备奉献给国家的牛羊肉。他不得不双手奉上毕生心血，把产业“自愿”交给国家。

几个月后，这位风光无限的火柴大王就因心脏病猝死。

靠爱国发家，最终还得把钱吐给国家。这是历史赐予爱国商人宿命般的铁律。 今天那些在台上高喊爱国、把情怀榨干成钞票的商人们，不妨对照着刘鸿生的牌位照照镜子。韭菜拔得再高，割韭菜的镰刀终究握在朝廷手里。你以为你用爱国收割了老百姓，殊不知，你不过是权力养胖了准备过年下锅的一头猪。

惊人相似的是，那会儿的商人不仅学会了用爱国敛财，更学会了用爱国“借刀杀人”。

商业竞争不过，那就搞政治陷害。想整死哪家竞争对手，根本不需要改进技术，只需要借爱国学生的手，一封举报信送上去：某某公司卖日货！某某公司里有外国资本！

顷刻之间，愤怒的青年就会把那家企业砸成废墟。更绝的是，那时候有的商人连假装生产都懒得做，直接把日本商品上的商标一撕，贴上特制的中国商标，立马摇身一变成为“纯正国货”，大赚特赚。

这门“撕标签、套国货”的手艺，传了一百年，后继有人，而且发扬光大。

上海交通大学的陈进教授，那就是这门手艺的集大成者。

他买来一批普通的摩托罗拉芯片，请了几位民工用砂纸把上面的 Motorola 标志硬生生磨掉，再印上“中国汉芯”四个大字。就靠这几块用砂纸打磨出来的“自主创新”，陈教授硬生生骗取了国家上亿元的科研经费，卷跑了一个亿。

看吧，从撕日本商标到砂纸磨芯片，这片土地上的“自主研发”，基因里就自带一股砂纸和胶水的尿性。

商人在台上偷梁换柱，台下的“爱国学生”们也不遑多让，个个心里打着精致的小九九。

学生们高喊口号上街卖国货，可有些学生卖的货，既无商标也无厂家。这是哪来的神仙产品？原来，是这群爱国青年把没收来的日货，偷偷撕掉商标，转手挂上“爱国”的招牌，自己私吞拿去卖了变现。

你看，爱国这个幌子下，从来不缺贼。

但凡爱国运动，基本都伴随着打、砸、抢、烧，以及对同胞肆无忌惮的羞辱。

因为爱国一旦不需要门槛，就会成为流氓暴徒最后的庇护所。

当年徐州的爱国学生，把卖洋货的店员揪出来游街示众，逼着同胞在街头声泪俱下地喊“我是卖国贼”；江阴的学生立了“耻辱碑”，把不听话的违规商人名字刻在上面，让人家遗臭万年；宁波的纸店老板被戴上高帽子游街，愤怒的“爱国群众”围上去，肆意往他头上脸上吐口水；湖北的爱国团体查没所谓“奸商”，直接在同胞的脸上盖上一个刺眼的印章——“亡国奴”。

最令人发指的一幕发生在1920年的重庆。重庆学生把商人卓云程绑了起来，在他脸上抹黑，扒光了他的衣服推上街游街羞辱。随后，一把大火，将卓云程价值两万两银子的货物烧成了灰烬。

那一刻，火光照亮了狂欢的脸庞，也照亮了人性深处最阴暗、最丑陋的恶毒。他们打着救国的旗号，干的尽是伤天害理的残害同胞之举。

历史的轮回从来不给这片土地喘息的机会。

九十多年过去了，戏码依然在平行时空里完美重演。

到了21世纪的西安，那个叫蔡洋的吊丝青年，举起了手中的U型锁，狠狠地砸穿了同胞韩天德的头颅。

韩天德不过是开了一辆合资的日系车，就成了爱国狂徒眼里的“汉奸”。那记重重砸下的U型锁，和百年前抹在卓云程脸上的黑漆、盖在湖北商人脸上的“亡国奴”印章，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根本不在乎日本如何，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施暴的理由，一个可以合法宣泄无能与残忍的狂欢节。

抵制洋货，赚的是爱国商人，吃亏的永远是底层的老百姓。

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却偏偏有人听不懂。

一抵制洋货，没了国外的优质竞争对手，国内的这帮独角兽和民族企业立马就会露出獠牙。

没了竞争，国货不仅不会便宜，反而会比洋货更贵、更烂、更霸道。

你能想像没有苹果手机，华为、小米的手机会卖到多高的天价吗？你能想象没有进口车的压阵，国产的破铜烂铁会涨到多么离谱的数字吗？不仅价格会飞上天，质量也一定会直线下降，降到你连抱怨一句都要被扣上“不爱国”帽子地步。

抵制洋货，不如抵制蠢货。

因为洋货顶多要你的钱，而蠢货和坏蛋却要你的命，还要顺便降智你的子孙后代。

一百多年过去了，戏服换了好几身，从长袍马褂换成了西装革履，又从西装革履换成了唐装汉服。可这出戏，始终还是那出老戏。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商人从来没有获得过独立的契约精神与商业尊严，他们必须依附于皇权，沦为权力的附庸和玩物。

你看马斯克的生意，比的是创新，是怎么把火箭送上火星，是怎么用神经网络颠覆世界；乔布斯的生意，比的是想法，是怎么用极致的产品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而我们这里的商人呢？

马云的生意，比的是忠心，是关键时刻“交出支付宝”的求生欲；任正非的生意，比的是领导的看法，是能不能准确揣摩上意、把企业的安危挂在国运的战车上。

朝廷喜欢什么，商人就得表演什么。朝廷喜欢爱国，大家就一起演爱国；朝廷喜欢倒退，大家就一起演倒退。

百年前的烟草、毛巾、火柴，百年后的芯片、手机、新能源，穿梭在岁月里的不是科技的进步，而是同一批提线木偶在舞台上的荒诞狂欢。

戏还没演完，但观众，该醒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