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留给时代的最后一封“家书”

“回顾一生，我觉得最重要的遗憾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2024年10月，《十三邀》第八季中，被问及毕生最大遗憾，许倬云先生缓缓说出的“但悲不见九州同”七个字，装下一位历经战火的学人近百年的山河心事，也成为无数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一幕。那8秒的沉默背后，远不止一句诗的重量。

95岁，先生站在人生的暮年关口，回望自己跌宕的一生。少年亲历战火流离，亲眼见过时代的苦难与众生的挣扎；暮年困于病痛肉身，仍时时牵挂世间纷乱、家国前路。他如同三峡激流之中的一块岩石，任凭世事洪流反复冲击，始终守住本心的尊严与立场，不向境遇低头，不被悲苦裹挟。

晚年的他常常直面死亡命题，怀念故土与逝去的亲人，牵挂相伴半生的爱人，也坦然拆解遗憾、忧伤与无力。他从父亲留下的古老摩崖题字里汲取力量，懂得忧伤无法避免，但人不能被忧伤吞噬；明白个体在宏大时代面前何其有限，很多世事非一己之力可以扭转，可即便只能被动承受命运，人依然要站稳脚跟、仰起头颅，守住自己的本位与良心，做到俯仰无愧。

那些跨越一生的家国感触、对后辈的殷殷嘱托、关于自我安顿的生命体悟，都汇聚于《但悲不见九州同：历史学家许倬云的最后一课》之中。书中既有刻入骨血的时代怅惘，也留给普通人一套面对苦难、对抗迷茫的生存答案：在动荡变局里修正自我，在万般困顿中安顿内心，尽其在我，尽心而为。

以下，便是先生暮年最赤诚的心里话。

我和曼丽这几年经常讨论死亡。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想念父母。在我的想念之中，他们没死，他们还有一部分生命活在我的生命之中。

虽说死后无灵，但我宁可相信……

我在无锡已经买了墓地，碑都刻好了，它就在我父母的墓旁边。我父母当年在台湾故去前曾经嘱咐我们，有朝一日可以回大陆的时候，要送他们回家。后来，二老都归葬在无锡华侨公墓，我二哥、二嫂去世后也葬在他们旁边。当年我爷爷、伯伯、叔叔、大哥他们的坟都被铲掉了，我就给他们做了衣冠冢。虽然说死后无灵，但是我宁可相信真有一个“灵”，我宁可相信我梦里见到的父母是真的在那里，我宁可相信母亲摸摸我的背，问我“痛不痛”，摸摸我的脚，说“给你擦点儿药吧”。虽然这是一厢情愿，我“宁可相信”。

我已经95岁，尤其是最近几年的身体状况，常让我有朝不保夕之感。我比较担心的是，哪天我闭眼走了，我太太曼丽怎么过。这是我心里的悲苦之处，因为我比她大12岁。我知道她照顾我的生活相当辛苦，常常也会想是不是应该早点儿走掉。但是，哪天我走了，我不知道她会怎样。

我父亲当年是午睡醒来去拿报纸，在玄关台阶上踩空，一头栽下去，头碰到地上，56天后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的两个姐姐在台北陪母亲。每年夏天，我一定在家陪她。我们尽了自己的力，母亲也不怎么孤单。子孙满堂，她感觉没有一个让她丢脸的。

本来母亲最不放心我，后来我做完手术可以自己走路，事业上也立定脚跟，和太太结婚，生了儿子许乐鹏，母亲也就放心了。晚年的老人家过得相当舒坦，走的时候96岁。我和双胞胎弟弟许翼云回去陪了她两个月，我睡在病房的凳子上，弟弟睡在地上。老人家往左边看是我，往右边看是翼云，心里感觉很满意。姐姐们每天也来看她。所以，她走的时候说：“我没有什么难过的，而且我很好，马上要跟你爹爹见面了。”

死去元知万事空，只有我自己知道，忘不掉的、盼望的是回到父母身边。为什么我们要在故乡买墓地？为什么要将祖父母、父母和兄弟的墓安排在一起？就是这个道理。

被动承受之中，要自己站得住脚跟，仰得起头

1932年，上海、江苏的沿江城市暴发了霍乱，死者无数。我的叔叔、婶婶、姑父，以及我14岁的大哥都在这场瘟疫中走了。那一年，我父亲41岁，在厦门海关监督任上。对他而言，弟弟、妹夫这两个帮手，还有儿子和弟妹都离开了，三四个家庭的生活都需要他一个人负担。那时候，“九一八”事变刚过，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一步步地逼迫着我们走向抵抗。中国当时是弱者，我们知道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中国大概会输，但中国不能放弃。我父亲是海军出身的军人，一辈子为国尽忠，面对如此的国仇家难，我能想见他当时的心情。

那一年，父亲去厦门虎溪岩寺，在那里留了四个字——“心旷神怡”。这四个字的意思很好理解，心境旷达，就能神情怡悦、轻松安详。寺里的老和尚把这四个字刻在了石壁上。最近，厦门的朋友偶然发现了这块摩崖，就拍了照发给冯俊文，我才知道老人家还有墨宝存世。也许他去到寺庙里，老和尚劝导他，他得到了启示：忧伤固然不可避免，不能让忧伤压倒自己；将忧伤放在心里，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只有自己挺下去，这几家人的生计才能维持。我想，父亲最后大概是这样劝慰自己的：不能整天愁眉苦脸，必须把心胸放宽，宽到既受得了忧伤也担得起喜乐，既经得起困难也能盼望一切好转，心宽了以后，人才能豁达——豁达不是轻松，也不是快乐。

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在我暮年将这四个字送到我面前，似乎也是先父在天之灵冥冥中安排的。因为，最近我的心情也不好。人老了，无所谓；身体瘫痪了，也没办法重新站起来，这都好接受。可是，我看见世界上发生的种种天灾人祸，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民与民之间的纠纷，人与人之间的欺诈，实在是心里不舒服。但一想到父亲当年题写的这四个字，似乎冥冥之中他还在带我走一段路，要告诉我：世界是如此令人忧苦，你离不开、放不下、丢不掉。既然如此，该怎么办呢？好好做人，尽心为之，不要被忧伤、悲苦压倒。我正在忧伤、悲苦中，看到父亲的这四个字，刚劲有力，好像他全身的力量都在这上面。我一直不知道他写隶书写得这么好，“怡”的那一笔一钩确实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也是对我的一个嘱咐，嘱咐我离开忧伤、悲苦。

我这一生的感受，基本上就是艰难困苦。从身体上的艰难困苦，到国家命运的艰难困苦，再到时代的、世界性的艰难困苦。那么身处艰难困苦中的人要怎样处理自己的想法来帮助大家？在艰难困苦里，我是三峡里的岩石，水流怎么冲击，我在水里边岿然不动。我不离开自己的本位、自己的尊严、自己的自主性。不因权势、地位、金钱而低头弯腰，也不因名声而哗众取宠。

看见残忍的事情，要想怎样让这残忍的事情消失；看见不平的事情，要想怎样能够拉平它，至少我自己该尽什么力。

我的孙子从19岁开始就知道要负自己的责任。他的志愿是当一个好的中学教师——数学教师或者历史教师。中学教师的待遇不如大学教授，差得很远。他愿意接受一个比较差的待遇，选择这个职业，我很高兴。我不需要他做一个出类拔萃的财主，也不需要他做个能获诺贝尔奖水平的人。他能够得到机会将学生带大，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跟他讲，爷爷得“唐奖汉学奖”是出乎意料的，所以我把奖金捐了。

我一辈子的经验就是俯仰无愧。被动承受之中，要自己站得住脚跟，仰得起头。仰着头，是不低头求饶乞怜；脚扎根，是不倒下、不退后、不停止。

时时刻刻改良、调整自己的世界观，时时刻刻修正自己的偏差，时时刻刻安顿自己的心。安顿你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回顾一生，我觉得最重要的遗憾是“但悲不见九州同”。别人可以不悲“不见九州同”，我是在抗战中长大的人，“中国”两个字刻在我心里。七八百万的兵员在阵地上死掉了，三四千万的人被轰炸，尤其是在逃难时期，我们从农村、城市路过所见到的，我一辈子不能忘。我对中国老百姓怀有深厚的感情，经常想起当年的情形，他们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勤劳地维持自己的日子，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之内彼此扶助、彼此帮忙。

面对当前世界的种种乱象，我已年迈，无从挽救。我只能自己求心安，也只能借助种种机会，向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说这些话，将我自己的心打开给你们看。这是我必须感恩的：不仅感恩父亲，感恩天地之间有这个禅寺，有那么多菩萨留下的佛教的训谕，还要感恩天地之间有孔夫子、孟夫子等人留下我们中国人文化的精神。所有这些元素搁在一起，才能够令这个“小小的我”超脱于灾难，有勇气过完余年。

95岁，就等于一个动物快死了。我只知道我拼了老命，要把这一生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人之将死，其鸣也哀啊！

95岁史学大家许倬云讲给中国人的最后一课

毕生经验凝结的人生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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