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青与阿加莎 | 战玉冰

2026年，是“英国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逝世50周年，也是“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程小青逝世50周年的日子。相关纪念活动也陆续展开：比如，程小青后人与海南出版社已于2024年底合作重版了13卷本的《霍桑探案》，并在程小青故居茧庐举行新书发布会；刘臻、韩东则于2026年8月在上海徐家汇书院策划了“谜案永不落幕——阿加莎·克里斯蒂主题展暨侦探小说珍藏展”。1976年，也因此成为东西方侦探小说史上都值得被铭记的年份。

如果再向前继续追溯，程小青（1893—1976）、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与“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1894—1965）其实仅相差数岁；换言之，中国早期侦探小说作家、欧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作家与日本推理小说的开创者，原本就是同时代人。他们的创作也几乎同时起步：程小青于1916年底至1917年初在《新闻报》发表《灯光人影》，阿加莎·克里斯蒂于1920年出版第一部侦探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江户川乱步则于1923年在日本《新青年》杂志发表《二分铜币》。彼时，他们都还只不过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侦探小说本就是一种传承性极强的小说类型，这几位作家也自不例外。他们的创作都受到前辈爱伦·坡与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的影响：阿加莎·克里斯蒂曾在自传中回忆，“在我很小的时候，玛吉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将我引入侦探小说的王国”；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早年间被称作“东方福尔摩斯探案”；江户川乱步的笔名来自埃德加·爱伦·坡的日文读音谐音，而他在《D坂杀人事件》（1925）中推出的侦探明智小五郎，则被公认为“日本的福尔摩斯”。从伦敦到上海，再到东京，侦探小说的火种在不同语言与国度间传递，并几乎在同一时期各自点燃，呈现出鲜明的全球化特征。

更进一步来看，1920年代中期，程小青、陆澹安、赵苕狂、孙了红等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借助上海世界书局、大东书局以及《半月》《红杂志》《侦探世界》等出版与杂志平台，逐渐汇聚成一个活跃的文人交往圈子；几乎同时，平林初之辅、甲贺三郎、大下宇陀儿、江户川乱步等人也围绕侦探小说的“健全派”与“不健全派”，“本格派”与“变格派”等议题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讨论；1930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L·塞耶斯、安东尼·伯克莱等人正式成立“英国侦探俱乐部”，并由G.K.切斯特顿担任首任会长。这些几乎同步发生的聚合、论争与社团活动，表明侦探小说在中、日、英三国已经开始形成各自的创作群体与交流场域，并共同推动其从零散的个人写作走向有理论、有组织、有影响的文学潮流。

回到本文所讨论的两位主角——程小青与阿加莎。二人虽分属中、英侦探小说传统，却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便通过文学翻译产生了多重交集。程小青不仅在自己担任主编的《新侦探》杂志上，刊载过多篇阿加莎小说的译作，还亲自翻译了《波谲云诡录》（1947，今译《桑苏西来客》）和《口味问题》（1948，今译《二十四只黑画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程小青还曾翻译过阿加莎的经典名作《罗杰疑案》，当时的译名为《古剑记》（1947）。可惜连载该译作的《新侦探》仅刊出前两章后便告停刊。后来，我在程小青故居见到了《罗杰疑案》第三章的翻译手稿，可见程小青确实翻译过该小说的后续章节，只是译稿未能继续刊出。

与此同时，程小青对这位英国侦探小说女王的评价甚高，称其作品“合乎文学的条件”，“有永久的价值”。当时的侦探小说翻译家与评论家姚苏凤也曾将程小青与阿加莎相提并论，称其作品“即比之前代的柯南道尔及今代的亚伽莎克丽斯丹（Agatha Christie）诸氏所作亦可毫无愧色”。

进一步来说，若将视野从程小青个人的翻译实践，进一步扩展至阿加莎作品在民国时期的引进与传播，乃至早期中英侦探小说与电影文化交流的层面，有两个案例尤其值得注意，而且它们都在“阿加莎·克里斯蒂主题展”中获得展出——

其一是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1934）。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部在民国时期即被翻译引进为单行本的阿加莎小说（上图）。该译本译者署名“令狐慧”，即后来以翻译与评论闻名的董鼎山；发行人田鑫之；大侦探波洛在当时被译作“白劳特”。展览同时展出了该小说的英文初版本与民国中译本，直观呈现了阿加莎作品跨语际进入中国的早期轨迹。

其二是1945年上映的、根据小说《无人生还》（1939）改编的同名电影。该片于1948年被引进中国，当时的译名为《天网恢恢》。展览中特别展示了1948年5月21日《申报》上刊登的该片在国泰电影院上映时的广告（上图）。广告称其为“精警微妙恐怖剧之王”，并以“斧砍刀戳，吞针饮弹，毒毙勒杀，十巨星合演，十条性命送在一个手上”等内容作为剧情简介，虽难免有“剧透”之嫌，但也确实具备了相当的吸引力。由此可见，阿加莎作品当时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并不限于小说翻译，同时也已经通过电影放映进入上海都市的大众文化空间。

在程小青与阿加莎·克里斯蒂逝世五十周年之际，重读他们的作品，或走进一场作家主题展览，也许就是对这两位侦探小说先驱最好的纪念方式。五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翻开《霍桑探案》或阿加莎的侦探作品，那些当初的谜题、诡计、密室、暗号、不在场证明与惊人反转，依然鲜活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