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项设备认证新规生效,限制延伸至部分受管制企业生产的芯片和通信模块。
美国牵头发布所谓“结构性产能过剩”联合声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谁借此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将作出坚决且必要回应。
老涂认为,这份联合声明的主要作用,是把对中国制造业的竞争焦虑,转化为跨国协调限制措施的政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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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签署方包括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印度等,美国以外共有14个经济体。
声明针对汽车及电动车、电池、化工、基础半导体和光伏五类产业。
这些行业有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也关系到欧美及亚洲一些经济体正在扶持的本土产业。
声明原本希望在二十国集团经贸讨论中获得更广泛支持,却未形成全体共识。
美国转而联合愿意签署的伙伴,建立小范围工作机制,并设立行业平台,交换产能、生产和市场影响数据。
它有政治声量,但不会自动约束所有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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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风险,来自各国日后依照这一框架制定的具体制度。
多个市场若采用相似的“过剩”判断,企业可能先后遇到类似调查、认证门槛或贸易救济措施。假如主要出口市场同时提高门槛,中国企业重新分配出口订单的余地就会收窄。
目前,声明尚未宣布统一对华加税,签署方也无需同步采取限制。
商务部提前表态,就是反对在调查尚未开展之前,便用宽泛的“过剩”概念预设针对中国商品的结论。
美方所谓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指的是政府干预或非市场政策维持的生产能力,尤其是超出全球需求并影响其他国家投资的部分。
但判断产能是否过剩,应考察实际订单、库存、产能利用情况、利润和能否持续覆盖成本。
仅凭一个国家的出口数量,难以证明其生产能力超出市场需要。
国际分工原本就允许一个国家的工厂服务全球客户,同时进口自己缺乏或生产成本更高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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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光伏来说,价格下降既可能源于投资扩张过快,也可能源于转换效率提高、材料成本下降和流程改进。
前一种会压迫企业利润,后一种帮助各国降低绿色能源建设成本,两种因素还可能同时存在。
中国主管部门也曾要求光伏企业治理无序价格竞争、推动落后产能退出。
产业存在的实际问题,应依靠数据和针对性治理解决,不能据此否定所有具备价格优势的中国产品。
电动车也一样。
欧洲消费者购买中国品牌,可能是因为价格,也可能考虑续航、配置和使用成本。
要认定补贴违规并征收反补贴税,就应查明补贴是否存在、造成怎样的损害、损害与进口之间有没有因果联系。世贸组织相关协定对此有程序和证据要求。
一份政治声明可以提出担忧,却无法替代企业和产品层面的调查。
汽车、电池、光伏涉及大量就业、投资和地方税收,本土企业市场份额一旦下降,政治压力随之上升。
美国希望恢复制造业,欧洲要维护汽车工业及绿色投资,日韩也关心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位置。诉求各有差异,限制外来竞争却容易成为共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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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单独提高壁垒,只能影响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成本,无法决定中国企业在其他市场的销售;美国制造商若采购外国零部件,还可能承担更高成本。
但签署方利益并不相同。欧洲企业既与中国汽车品牌竞争,也采购中国电池和原材料;有的国家需要价格合理的清洁能源设备,有的企业还希望向中国销售商品。
共同表达产能担忧,距离同步限制同一批中国商品,还有法律程序和实际利益上的距离。
所以中方必须把对象区分开来。
合理讨论产能和补贴,可以通过经贸磋商交换证据;已经启动的贸易调查,应按程序提出抗辩;实际损害中方利益的歧视性限制,才是商务部所说必要回应的对象。
发言人没有公布措施清单,只明确:如果有人借“产能过剩”损害中方利益,中国将予以回应。
反对的是先给中国制造业贴标签,再让标签成为限制商品进入市场的理由。每项争议回到规则和事实,各国采取措施就需要承担说明责任。
若有关经济体实际设置歧视性关税、配额或不合理准入条件,中方可以针对措施性质开展交涉,利用双边磋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渠道维护权益。
“必要”二字,保留了按损害程度决定回应范围的余地。
中方还有自身的产业工作要做:保持创新、治理无序竞争、扩大进口和开展正常投资合作,都有利于维护制造业竞争力。
美国牵头的联合声明已经启动行业协调讨论,具体限制仍需各方决定。商务部此次划明了边界:讨论产能,就拿事实和规则说话;借产能之名损害中方正当利益,就要承担相应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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