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黑死病时期是观察人类对生物多样性长期影响的绝佳机会。”约克大学勒沃胡姆人类世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古生态学家乔纳森·戈登这样解释他为什么盯上了六百多年前那场瘟疫。他是这项新研究的第一作者，论文发表在《生态学快报》上。
听起来有点反直觉：一场夺走欧洲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大瘟疫，人口锐减、农田撂荒，人类对自然的干扰大幅减少——按常理，野生植物应该趁机繁盛才对。但研究结果恰恰相反：在农业生产下降的那些地方，生物多样性减少了约40%。
要理解这个数字，得先回到14世纪的欧洲。那个世纪开局就不顺：世纪之初持续的寒冷潮湿天气导致大面积农业歉收，1315年至1317年出现了被称为“大饥荒”的饥荒时期。紧接着，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腺鼠疫大流行席卷欧洲，死亡人数超过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大规模死亡带来社会动荡，大片农田被废弃，人口水平直到16世纪才开始恢复。
戈登团队把目光投向了花粉。他们比较了100多份欧洲花粉记录、约4600个样本，地点从法国低地、英国西南部高地一直延伸到瑞士阿尔卑斯山。花粉记录能反映过去植物多样性的信息。研究者的分类依据是谷物花粉——小麦、大麦、黑麦这些谷物是中世纪农业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在花粉记录中的出现比例，指向了历史上的土地利用方式。
据此，数据被分成三类：农业生产上升的地方、农业生产下降的地方，以及没有谷物种植证据的地方。
“我们发现生物多样性整体上是下降的，但整体下降是由那些农业生产下降的地区驱动的。”戈登说。在农业减产的地方，生物多样性减少了约40%；大约150年后，随着人口恢复、对景观的扰动重新增加，生物多样性又回升到略高于瘟疫之前的水平。
为什么人少了，植物反而少了？关键在于“马赛克”。戈登描述，过去几个世纪里，同一片景观中同时运行着多种不同类型的农业，还保留着大量来自中全新世或早全新世的自然特征——古老的林地碎片、石南荒原、池塘、次生林，它们与农业斑块交织在一起。这种交错格局为不同植物物种提供了更多可占据的生境，从而抬高了生物多样性。
现代人的做法正好相反。现代农业专注于地块上的单一作物，单一作物大面积种植的“单作”模式会降低生物多样性。研究提到，20世纪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幅度最高可达11%，土地利用变化、污染和气候变化等人类活动是主要推手。
未参与这项研究的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县分校农业生态学家厄尔·埃利斯说，很多人以为曾经存在一个“稳定而原始的世界，人类的进入只带来一个结果：物种净丧失和同质化”，但古生态学家一直知道故事要复杂得多。他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类对景观的长期文化塑造往往创造出更多样的生境，也就是“马赛克”，能维持比单一同质景观更多的物种。
同样未参与研究的马克斯·普朗克地质人类学研究所土地利用与城市化协同演化系主任帕特里克·罗伯茨认为，这项工作说明，直到相对晚近的时期，即便在欧洲，人们实践的也是与今天非常不同的土地管理和互动形式。“重点被放在维持‘马赛克’上，而不是20、21世纪我们看到的那种单作、种植园或景观的统一化改造。”
戈登还留了一个悬念：物种数量只是多样性的一面。一片景观里可能有一百种植物，但如果它们做的是同一件事，“功能多样性就很低”。而功能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具备多大韧性至关重要——这正是未来农业系统需要的东西。黑死病时期人类从景观中消失究竟如何影响自然界，还有更多待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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