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8月26日，雷波县秋季教育行政会，议程走完了，县长临时起意，把期末考试成绩垫底的科任教师、所在学校校长，连同自己一起请上台合影。背景大屏上打出的字样是：“雷波县2025-2026学年小学/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30分/15分以下教师合影”，正中两个蓝底白字：耻辱。二十多名穿着白衬衫的教师就站在那两个字前面，台下坐满了参会的人。
一个县长，为什么要在自己主持的会上，把一线教师摆成“耻辱”的展品？
通报给出的解释是“相关县领导片面理解‘知耻而后勇’”，安排将“耻辱”二字设为背景，属于临时提议，这个解释把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轻轻带过了，如果只是“理解偏差”，为什么偏偏是县长本人提议？为什么偏偏是让低分教师和校长一起上台？为什么偏偏要把“耻辱”两个字做得那么大、正对着镜头？一个县的行政主官，在一个由自己主导的会议上，完全清楚一个动作的政治分量。所谓“临时”，往往只是事后追责时最好用的那层纸。
退一步说，就算动机真的只是“想刺激一下”，这种刺激的方向也暴露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官场本能：出了难看的数据，先找一群可以摆上台的人，用他们的难堪来证明“我们在抓”。学生考砸了，最直接、最省力的处理方式，就是把老师拉出来示众，因为示众不需要解释结构性原因，不需要动财政盘子，不需要承认县域教育底子薄、生源特殊、师资短缺这些短期内改不动的东西。它只需要一块背景板，一次合影，一场公开处刑，然后就可以宣称“压力已经传导到位了”。这是懒政最典型的形态：把复杂问题压缩成一个道德表演，把治理责任转译成个体羞耻。
更让人不舒服的是，那些被推上台的教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低分”？雷波地处大凉山腹地，2020年才脱贫摘帽，留守儿童占比高，不少孩子入学前普通话基础薄弱，家庭教育支持几乎缺位，乡村学校招人难、留人难。一个班级的平均分落到15分以下，背后是生源、家庭、语言、师资、资源多重因素的叠加，不是某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多讲几遍就能扭转的。把这种结构性困境的账单，签在一线教师的名字下面，再让他们站在“耻辱”前面拍照，这不叫问责，叫找一个最近的软目标来承担系统性的难堪。有教师家属事后说，当天台上的一位老师回到家灌了不少酒——他一贯只在过年时才喝。那种沉默里的东西，比通报里“严重心理伤害”四个字具体得多。
真正该“知耻”的，从来不是台上那排教师，一个县的教育出了系统性的低分，主政者该耻的是投入够不够、师资稳不稳、评价机制是不是只剩下一把分数的尺子；该耻的是把一个需要坐下来一起拆解的教育难题，简化成一场主席台上的集体羞辱；该耻的是事发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自己的治理逻辑，而是用“临时提议”“片面理解”来切割责任。凉山州最终的问责不算轻：县长党内警告、调离岗位，教体局局长政务警告、调离教育系统。但调离几个人容易，调离一种把羞辱当管理的惯性很难。只要“低分—示众—施压”这条链条还在某些地方被默认为有效手段，换一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类似的背景板随时可以再做一块。
雷波县政府的致歉声明里写，“深感内疚、深刻反思”，反思如果只停在“不该写耻辱两个字”，那这件事就白发生了，那两个大字之所以刺眼，不是因为用词太重，而是因为它准确地暴露了一种权力姿势：管理者站在台上，教师站在字前面，分数被当成审判席。教育不是不可以有压力，考核也不是不可以有排名，但如果一个县长解决教育问题的方式，是让教师替结构性的欠账感到羞耻，那么真正需要重新站到那块屏幕前面去的，恐怕不是那二十几个穿白衬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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