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有多少“精致利己举报”，正在消耗社会资源和信任？

正因规则的公共性，才能公平地保护每个人；当举报沦为精致利己的工具，挤压他人合法权益，规则运行的逻辑便被打破了。

文/文阳

“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这是家长在举报信里的质问。

“为什么不让我插队？”这是带孩子看急诊插队被拒后家长打投诉热线的逻辑。

“演唱会的舞台能否整改？”某地12345热线收到近5万件投诉，其中八成在争论是否整改双人/多人舞台。

这些投诉，场景不同、诉求各异，却有一个共通之处：呈现出强烈的精致利己色彩。精致利己举报，把监督权利变成利益工具，正在消耗社会资源、社会信任和社会活力。

精致利己是一种机会主义

据新京报报道，一所有近6000名学生、90多个班级的小学，开学仅两周便收到近40封举报信。陈昱从小学班主任老师调岗接诉员以来，几乎每天打开电脑邮箱都会看到亮着红点的新邮件，从教育局转来。

↑图据视觉中国

学校设接诉员岗位，此举耐人寻味，是投诉多到需要专人处理？一所小学的经历，将教育界面临的投诉压力具象化了。举报内容包括，担心换新老师影响孩子成绩、老师为何安排学生打扫厕所等，甚至直言“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能不能保证新老师不怀孕？”这类投诉，多少透露出一股精致利己味。

什么是精致利己举报？诉求表达以“我”为中心，多考虑自己利益，少顾及他人权利，规则为“我”服务。它没有十足“恶”意，却满是“私”意。

精致利己举报，势必对他人权利形成挤压。认为“老师生孩子休产假”影响学生，难道要让老师放弃生育权？急诊插队，可曾虑及其他急诊患者的命也是命？演唱会舞台不合意就投诉，真把行政资源当成了“护院”工具？

这正是问题所在。举着维权旗帜，把公共资源当作满足个人诉求的手段。精致利己举报，也是一种机会主义，合则用不合则弃。他们读懂了规则的条款，却丢掉了制度的精神。善此道者，有意无意忽略规则姓“公”。事实上，正因规则的公共性，才能公平地保护每个人；当举报沦为精致利己的工具，挤压他人合法权益，规则运行的逻辑便被打破了。

举报账本上有“三笔负债”

投诉增多，与诉求丰富多元、维权意识提升有关，但也有“遇事即投诉”的行政化解决倾向因素作祟。一些人将沟通和对话，让步于维权和投诉，认为更有效率、更能达成目标。于是，规则在其眼中，沦为精致利用的工具。

遇事即投诉，好比有枣没枣都先打一竿子。侥幸心理看似随意，实则有盘算：不打，怎么知道有无收益。

这套行事逻辑的成立，或与监督问政的制度设计有关。“有诉必应、件件回音”，是为了打通诉求通道、保障社会监督权。举报、投诉的前提，是基于真实的权益受损诉求，但有人将制度善意解读为“一诉即办”，将其作为利益博弈的优选策略。

精致利己型举报，相比钓鱼式举报、捏造式举报，似乎没有后者的恶意，这也导致其危害常被轻忽。事实上，精致利己型举报的账本上有“三笔负债”。

一是资源账本。小至一所小学，需专人来接诉、处置各类举报；大至各行各业，接诉、调查、处置力量更被大量占用，其中部分是对治理资源的无端耗费。

二是信任账本。精致利己举报，与其他滥诉一样，消耗群体间的信任，也让公信力钝化。恰如“公地悲剧”所提示，一块人人放牧的公共草场，人人放牧、无人守望，青草终将被啃光。

三是活力账本。最值得警惕的，是“防御性治理”的发生——从“办成事”转向“不出事”。为规避投诉风险，个人趋于自保，单位趋向保守，影响社会活力和创新。

“有诉必应”的监督机制保护了个体表达的权利，也需要约束表达的边界。

避免走向“防御性治理”

精致利己举报带着维权者的姿态，其危害被低估，影响却长远，这正是治理的难点所在。因此，对精致利己举报的危害要形成共识，治理上坚守专业主义。

监督权是公共品，不是私人工具。精致利己举报，不是达成目的的万能钥匙。让举报回归本位，纠正侵权与失职，而非满足个人的“超纲”诉求。如任由精致利己举报坐大成势，形成示范效应，将会导致规则失灵。

尤其要以专业主义来约束诉求边界。坚持处置专业，要把“有诉必应”精细到分类处置：通过诉求识别与分类，让其进入不同通道。坚持权利和约束的统一，对越界诉求明确说不，对恶意投诉施以惩戒；对被投诉对象保持定力和保护，坚持“无过错不追责、无过错不致歉”。

比如，近日四川渠县卫生健康局在“问政四川”平台回复网友建言时就明确：要严格区分投诉情形，坚持“无过错不追责、无过错不致歉”原则。

各行各业对于投诉举报，不妨由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强化专业判断，让涉诉者免于自证、免于息事宁人式道歉。监督渠道真正的畅通，在于让每一项合理诉求都得到重视，让每一桩越界的无理诉求止步于规则。

编辑 赵瑜

审核 王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