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七年，他们完成与营造学社的跨世纪接力

1939年10月18日，成都。

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第一家研究古建筑的专业学术团体）的梁思成和刘敦桢动身往南。两天后，他们到了雅安，站上了高颐阙。

八十七年后的10月18日，又逢重阳。2026天府书展期间的成都文轩BOOKS成华店讲演厅，大屏幕上投着一片灰扑扑的崖壁老照片。这是《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的新书发布会。主持人、成都锦城学院文旅管理系的邓静，说起这桩少有人留意的巧合：八十七年前的同一天，两位前辈正是从这座城市出发，去敲开川康大地上第一座汉阙的门。

书是八册，收录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拍下的全部3100张照片。“这是营造学社历次调查里，第一次把一个省份的照片，全部经过研究、系统地发表出来。”主编萧易说。为了这件事，他和副主编、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张宇，从2019年走到2026年，“七年刚刚才结束，就做了这一套书。”

一箱只有编号的照片

讲清楚这套书，得先回到八十多年前。

抗战爆发，北平沦陷，营造学社被迫中断调查，一路南迁，经长沙、昆明，在昆明暂时落脚。他们先调查了昆明周边和滇西北，把目光投向还没人系统梳理过的川康（1939年初，西康省成立）。1939年8月27日，梁思成、刘敦桢带着莫宗江、陈明达，从昆明出发，经重庆到成都；此后北上灌县、郫县，再南下彭山、雅安、芦山——那年西康刚建省，雅安、芦山都在西康境内，“川康调查”因此得名——又折而北上，沿金牛道过广汉、德阳、绵阳、梓潼，直到广元，再顺嘉陵江下阆中、南部，绕一个大圈回到重庆、昆明。

173天，35个县市，三千余公里，调查了730余处古建、崖墓、汉阙、石刻。头上是日机的轰炸，手里是匮乏的物资。“在1939年营造学社打算来四川的时候，国人对这里是缺少了解的。”萧易说，“除了一些外国人做过零星调查，四川缺少一个大规模的、长期的古建筑和遗迹调查。”

后来学社迁到李庄，在最艰难的几年里又陆续补查：1941年应戴季陶之邀在广汉拍下500多张，再加上新津观音寺、彭山崖墓、王建墓……到1945年，六年的快门声，攒下了3100多张照片。

这批照片此后被压在箱底，少有人知。2008年拍摄《梁思成与林徽因》纪录片时，梁思成遗孀林洙先发现了560张广汉照片，萧易据此写成《影子之城》；整理中，又一批保存更完整的照片浮出水面，数目超过3100张。2019年，经林洙授权、四川省文物局支持，萧易和张宇接下了这件事。

可照片拿到手，只有编号。

“比如新津观音寺，或者文殊院，它就是文殊院001、002、003，到底是建筑的哪个部分，到底是哪个殿堂，我们不知道。”萧易说，“这么多年的工作，其实就是把3000多张照片，一张一张弄清楚。”

张宇记得自己是怎么被拉进来的：萧易遇到一堆“难理”的照片，一百七十多张，属于同一座寺院。“那时候他们用胶片，也不宽裕。在一个寺院拍一百多张，本身就意味着很重要；也意味着每一张照片，一定都有一个想拍的主体和理由。”两人对着照片琢磨，不仅要认出背后是什么，还要顺着拍摄者从外到内的脚步，重新走进那座建筑的空间。

他们以刘敦桢的《川康调查日记》为底稿，重走当年路线，和各地文物局、文管所一起，把老照片、当年的文字记录、今天的实地勘察三方放在一起互证。八册按地域编排，从成都、重庆一路到雅安、川北，再回到重庆。最细碎的照片被拼回单体建筑，建筑拼回院落，院落拼回城市，最后拼出一个八十多年前的四川。

新津观音寺，他们花了半年。一百多张照片最终拼出十二重殿宇；而今天的观音寺，中轴线上只剩五重。“消失的七重，幸好营造学社记下了。”张宇说。

一半，已不在了

如果说整理工作中有一个最让人心里一沉的瞬间，是萧易报出的那个比例。

“照片拍摄于1939到1945年，主要是1939到1940年。刚开始调查时，我们说距今八十年；到现在，八十六年了。”他说，“八十六年好像很短。可重新调查这批照片时我们发现，古建筑也好，汉阙也好，石窟也好，非常脆弱——它们很难躲过历次劫难。”

“3100张照片里，大概一半，都不在了。有的在火灾里被毁掉，有的石窟在特殊年代被毁掉。”他举绵阳西山观为例。那是国保单位，隋唐道教造像的所在，今天有30多个龛窟，分布在两个石包上。“可照片里是五个石包，五个石包上都有造像。那时西山观，根据营造学社的记录，一共有80多龛。”他说，“也就是说，50多龛消失了。而且消失的，是最大、最好的几个龛窟，甚至有超过一米的道教大龛。”

“我们很难想象，隋代的时候，中国的道教就能造这么大的龛，有这么好的技术。今天我们看很多唐代道教造像，还觉得它在模仿佛教。”萧易说，“如果加上那消失的50多龛，西山观在中国道教史、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会完全不同。”

同样的故事一处接一处：蓬溪鹫峰寺大雄殿，历经两次搬迁、拆除、复建，已不复营造学社当年盛赞的样子；广汉全城古建十不存一；广元千佛崖，当年修路时就毁掉了一大片造像，梁思成在渠县专门写信给交通部，提醒千佛崖有被毁之险，交通部这才下文，要求修路筑桥时保护路旁的石窟和建筑——这被萧易称作“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史的又一个贡献”。

即便留下来的，也未必完整。千佛崖一张老照片里，莲台之下有两尊“像宫娃一样”的胖胖的菩萨，是唐代造像的典型。“八十多年后再去拍，这两尊菩萨不见了，被盗走了。”萧易说。

“八十多年很短暂，但文物消失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他说，“还好有这些照片，给我们留下了八十多年前它完整的样子。”

▲新津观音寺，营造学社的调查显示这座寺院曾有十二重古建筑。（图据《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

四川的“国宝”，为什么是阙、是墓、是石刻

发布会的主题是“营造学社与四川国保”。1961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共180处；其中四川（含当时属川的重庆）有14处，位居全国第三。除去重庆大足石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等，今天四川境内有11处，成都占了三处：杜甫草堂、武侯祠、王建墓。

有意思的是这份名单的“脾气”。“今天大家旅游时人挤人、扎堆的热门点，基本都在第一批国保里。”张宇说。而四川的14处，汉阙和石窟占了大头。

先说阙。刘敦桢在日记里写道：“川中古建筑，以汉墓阙为主要地位，盖数量为全国现存汉阙四分之三也。”高颐阙、平阳府君阙、渠县汉阙，都在第一批名单里。1939年10月20日，梁思成一行抵达的第一个阙，就是雅安高颐阙。萧易在现场解释，阙是古代建筑前方的礼仪性建筑，分城阙、宫阙、陵墓阙，今天能见到的多是陵墓阙，“汉代不是什么人都能建阙，一般认为要太守以上”。高颐做过益州太守，阙立在墓前神道两侧，是身份的象征，“你跨过阙，就进入了生与死的分界”。

渠县的阙又不同：高颐阙阙身用条石垒砌，沈府君阙等川东汉阙却是整根独石，上小下大，往上收分。营造学社在渠县一共调查了六座阙，其中冯焕阙被营造学社评为“汉阙之逸品”。

石窟是另一重头。四川现有石窟2134处，是石窟大省。第一批国保里，皇泽寺、千佛崖、大足北山、宝顶山四处石窟在列。广元是金牛道重镇，洛阳、长安的造像风气顺着官道，最先传到广元和成都。皇泽寺45号窟是四川已发现的唯一一座中心柱窟，年代到北魏，说明四川石窟的脉络在南北朝已经开启。千佛崖，梁思成他们当年估了400多龛，因为修路无法上去点数；后来的统计是873龛，是四川规模最大的石窟。

而大足，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都说石窟‘唐盛宋衰’。可在宋代、石窟艺术已经衰落的时候，竟然有一个僧人，在大足——当时叫昌州——一个山窝里，几乎凭一己之力，修了500米崖壁、5万尊造像，把整个中国石窟的脉络延长了几百年，延长到南宋。”萧易说，这位僧人是赵智凤，宝顶山的营建者。他还提到，营造学社来的时候，世人还不知道安岳石窟；如今大足与安岳，共同构成了中国宋代石窟的代表作。“唐代是开放的、热烈的，宋代是婉约的、精致的——宋代的造像不是唐代的延续。”

到川刚一周时，学社在日记里就已写下判断：四川的木构古建或许不像河北、山东那么多，但崖墓、汉阙、石刻的数量，全国领先。于是他们把调查的重点，压在了这三块上。

这个选择，补上了建筑史缺的那一块。梁思成、林徽因之女梁再冰在序言中写道：“川康考察虽然在木构建筑方面收获不大，但发现的汉阙、崖墓、摩崖石刻，大大填补了建筑史中汉唐阶段的空白。”四川的木构几乎毁于明末战乱，而石阙、崖墓、摩崖里保存的汉代建筑做法、唐代建筑细部，是中原、华北难以见到的。

▲营造学社在广元千佛崖做测绘。（图据《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

被低估的，与重新“合璧”的

分享到后来，张宇说了几句不那么“庆功”的话。

“我整理照片时越来越发现，他们当年跑了那么多四川当时保存得很好的建筑，有的直到今天还在，但它们在全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他说，“这既反映在第一批国保的木构名单里，也反映在我们通常接受的古建宣传教育里——实际上，是没有四川建筑的地位的。”

他认为，当年的评选标准，“对四川来说确实苛刻了一点”。比如峨眉山万年寺普贤骑象铜像入选了国保，“可容纳它的那座殿，都没评上，单独只有这尊像评上了”。成都的杜甫草堂、武侯祠，是清代建筑，当年入选，“是出于纪念性建筑——可能不在于建筑多么好，而在于它纪念的人特别了不起，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杜甫”。“可直到今天，对草堂和武侯祠建筑本身的研究，还是不太够。”他说，“四川这块，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这套图录，恰恰把继续做下去的“底”，交到了后人手里。

刘敦桢之子、东南大学教授刘叙杰，今年九十多岁，在序言里讲了一桩事：1985年夏天，为整理父亲的西南调查报告，他沿当年路线踏勘了27个市县。“最难忘的是剑门关至梓潼一段。当独步在无人的古驿道上，两旁夹峙的连延翠柏，与父亲《日记》中载述的几无二致。那一刻，竟有自己仿佛穿越时空、与前辈同行之感。”

他把这次出版称作“合璧”：“3000多张照片曾长期‘失踪’，如今又再面世，实物形象的摄影资料，与当年调研的全部文字论述合璧，恢复了学社重要著作的全貌——这对我国建筑学界，是一件重大喜事。”

这不是客套。营造学社当年许多成果只留下文字，读者无从想象建筑的模样。梁思成有个比方：读建筑文字而不见实物，就像熟诵《史记》里写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真在路上遇见刘邦，还是不认得。照片归来，那个“刘邦”，才算有了脸。

他们都在和时间赛跑

这桩跨越八十多年的接力，也有它柔软的一面。

梁再冰记得，父亲离家那半年，家里收到厚厚一沓信，是十多张“考察连环画”。梁思成把沿途见闻画下来：脚夫抬着滑竿，一前一后，后面的看不见路，全靠号子和前面的人对答。“前面喊：天上鹞子飞！后面和：地下牛屎堆！”他还把自己和刘敦桢画了进去，两位学者坐在滑竿上，听见脚夫文绉绉的号子，乐得前仰后合。“妈妈、我和弟弟，也笑得前仰后合。”几十年后，梁再冰写，父亲信里画的那些场景，“现在一下子都呈现为黑白分明的照片了”。

1939年那场调查的“主角”是四人：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林徽因和刘致平留守昆明乡下麦地村的兴国庵，大殿里木架支起一块木板当绘图台，台上立着菩萨，绘图桌与菩萨共处一殿。这群人后来都成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奠基人。刘叙杰在序言里特意点出：刘敦桢晚年主持全国民居调查，根基正是川康路上对民居、桥梁、工匠术语的留心——那在当时是“超前”的。张宇也证实，1942年刘敦桢的报告里，民居、桥梁是他们出发时没料到的收获，“在当时普遍的认知框架里，他们已经很超前了”。

互动环节，一位女生接过话筒。她说自己没有问题，只想说几句感想。

“萧老师说，文物消失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得多。”她说，“无论是当时营造学社那批人，还是现在重走这条路的人，其实他们都是在和时间赛跑。”

“和时间赛跑，我们往往输，这是常态。但因为有他们愿意去跑、去记录，那些可能在历史长河里悄无声息消失的东西，被我们记住了。”

活动最后，邓静念了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重阳节办这样一场发布会，她说，致敬营造学社，也是“文化和心灵的登高”。

走出讲演厅时，很多读者或许会想起萧易说的那些崖墓——汉代普通四川人聚族而葬，多到成都一处新川工业园动工，就发现6000多座；彭山江口崖墓的门楣上，刻着羊、熊和一个硕大的斗拱。它们大多没有留下主人的名字。

而八十多年前有人愿意为它们按下快门，八十多年后又有人愿意花七年，把每张照片“是哪儿、还在不在”一一写清楚。于是这些无名者的栖居之所，连同那些消失的殿宇、被盗的佛像，没有彻底退场。

这大概就是这套书最朴素的意思：替那些不会说话的遗迹，留住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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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读者报

作者：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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