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贺龙当过的“四个师长”，名字摆开，前后隔着十二年。
一个在川黔边，一个在北伐路上，一个在武汉风云里，一个在抗战改编后。每换一次番号，他头上就换一重天。
先说最早那个。
一九二五年二月，贺龙二十九岁，在队伍驻地接到委任，成了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桌上摊着军令，身边站着参谋，外头是从湘西、川东一路带出来的老兵。
这个师长的顶头上司，是熊克武。
熊克武那时是建国川军总司令，资格很老。早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回川后多次发动起义，泸州、成都、宜宾、广安、嘉定，败了再起，起了再败。
他不是坐在屋里发号施令的人。
黄花岗之役里，他带着十多名川人攻两广总督署后门，撤退时差点倒在清兵刺刀下。后来孙中山任命他统领建国川军，贺龙便在这面旗帜下成了师长。
可这个第一师，没有安稳日子。
川军内部牵扯太多，有人拥兵自重，有人另投门户。贺龙在铜仁一带收拢部队，枪支、马匹、炮械摆在营房里，心里却已经看见旧军队的裂缝。
第一个上司熊克武，给了贺龙一个师长番号，也让他看见旧式军队最深的病。
第二个师长，来得更急。
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军入湘，贺龙在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这一次，他头上的军长叫彭汉章。
彭汉章是黔军出身，第九军军长。军部命令到了，贺龙把队伍拉上北伐战场，澧州、鄂西一带，第一师打得很硬。
这时一个人走进了贺龙的军营。
周逸群带着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队来到第一师。营房里，士兵围着听课；桌上摊着讲义，贺龙也常去听。
枪还是那些枪，人却慢慢变了。
一九二七年二月，第一师因鄂西作战有功，被升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贺龙又成了独立师师长。
这个“独立”二字，不是虚的。
它脱离黔军旧建制，直接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指挥。到第二次北伐时，武汉国民政府出师河南，唐生智任总指挥，右路由张发奎率第四、第十一军和贺龙独立第十五师北上。
逍遥镇一战，独立第十五师打出了名声。
贺龙站在前线，马鞭攥在手里，听枪声从村口压过来。打完这一仗，他的部队很快扩编为第二十军，他也从师长升成军长。
第三个上司，不能只写一个人。
番号上，独立第十五师直受总司令部指挥；战场上，河南北伐总指挥是唐生智，右路指挥是张发奎。贺龙夹在这些大军头之间，手里却握着一支共产党力量越来越强的部队。
这才是危险处。
到一九二七年夏，风向变了。有人送钱，有人许官，有人劝他改换门庭。贺龙把这些话听完，仍把部队带向南昌。
他选了另一条路。
八月一日，南昌城里枪声响起。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他不再是旧军队里等人任命的师长。
可“第四个师长”还在后面。
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贺龙出任第一二〇师师长。这个番号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实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这时他的上司，是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
同样叫师长，已经不是当年那种师长了。没有熊克武旧部的纠葛，没有彭汉章军部的牵制，也不用在唐生智、张发奎之间看风向。
他带第一二〇师东渡黄河，开进华北敌后。
地图铺在炕桌上，铅笔在晋西北一带划下线。贺龙俯身看着，旁边的参谋拿着电报，油灯照在纸面上。
四个师长番号，四拨上司：熊克武、彭汉章、总司令部与唐生智张发奎、朱德和彭德怀。
最像旧故事的，还是熊克武。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解放后，贺龙走进熊克武住处。门开了，熊克武穿着长衫布鞋，屋里陈设简单，两人隔了二十多年又握上手。
贺龙喊他“锦公”。
熊克武握着他的手，提起建国川军旧事，话里有悔意。贺龙没有摆军区司令员的架子，只劝他出来，为新中国做事。
那一刻，当年的上司和部下，位置已经换了。
成都小屋里，熊克武的手还攥着贺龙的手。四个师长番号走到这里，旧军令都远了，只剩这一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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