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518年夏天，斯特拉斯堡的街头出现了一件怪事：人们停不下来地跳舞，有人甚至把自己跳死了。更反常识的是，当时的城市管理者给出的对策是——让大家继续跳。
事情从7月14日开始。一位名叫特罗菲亚（Frau Troffea）的妇女走上街头，开始不受控制地舞动。丈夫求她停下，她没停；从白天跳到黑夜，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她累倒睡着，第二天醒来，又接着跳。
这种无法自控的跳舞被称为“跳舞狂”（choreomania），而且像是会传染。很快，数十名居民跟着在街上扭动、抽搐、摇摆。到8月下旬，染上的人多达400。
当时的流行解释是圣维特（St. Vitus）的诅咒。这位四世纪的西西里殉道者被认为会用“让人跳舞”来惩罚罪人，等他觉得罚够了，才会解除诅咒。
城市管理者的判断是：让跳舞的人继续跳。他们清空露天粮食市场，搭起舞台，还请来乐手。历史学家沃勒（John Waller）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医学史副教授，也是《跳舞瘟疫：一种罕见疾病的奇怪真实故事》的作者。他推测，这么做有两个理由：一是相信跳舞能帮人排出体内的杂质，二是把它当作一种苦修。
沃勒的解释是，当时的人认为，若有人因某种不道德行为被上帝或圣徒诅咒，跳舞本身又与享乐主义挂钩、在根本上不道德，那么“惩罚自己”的方式就是跳到精疲力竭、疼痛，甚至可能跳死。换句话说，在管理者眼里，既然跳舞是惩罚，那就让他们受罚。
不管动机如何，这个决定带来了“非常非常明确的后果”。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跳舞的人多半暴露在烈日下，吃得少、喝得少，也不休息。沃勒说，这对大量人群来说极其危险，尤其是任何对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有易感性的人。
死亡人数在史料中并不清楚。有一位作者声称，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每天有多达15人死亡。但死亡足以让城市管理者彻底改弦更张。
沃勒说，他们基本禁止了跳舞，只允许一些人在自己家里跳，随后推行了一套忏悔与祈祷的方案。“他们显然意识到，之前做的那些事正在造成伤害，我猜他们得到的印象是，情况正在变得更糟。”
最终，当局把剩下的舞者送到约30英里外一座供奉圣维特的神龛，宗教领袖在那里祈祷、献祭。日子一天天过去，舞者摆脱了跳舞狂，回到正常生活——受创、疲惫，但除此之外还好。
1518年的跳舞瘟疫并非孤例。14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西欧多次出现无法控制跳舞的爆发。沃勒认为，这些事件多集中在莱茵河及其支流沿岸，并非巧合。他的说法是，河流便于运输货物，也便于传播观念：从瑞士的河源一直到莱茵河注入北海的地方，都流传着“圣徒用跳舞来诅咒”的信仰。
事后回看，解释这场瘟疫的理论不少：有人说是吃了被麦角菌污染的谷物，有人说是毒蜘蛛咬伤，还有恶魔附身、癫痫、斑疹伤寒、脑炎等说法。
沃勒在权衡所有证据后认为，只有一种解释真正说得通：斯特拉斯堡的舞者是集体癔症（又称集体心因性疾病）的受害者，诱因是强烈的心理痛苦。
1518年之前的几年并不好过，对底层尤其如此：歉收、恶劣天气、经济问题、社会动荡、宗教紧张，加上天花、麻风、梅毒等疾病，都在消耗人们的心理。他们饥饿、焦虑、悲伤、恐惧，担心上帝抛弃了他们。
沃勒推测，斯特拉斯堡的人到了崩溃点，随后进入一种恍惚状态，对极度疲劳和脚痛变得不太敏感。他们之所以跳舞，而不是哭泣、打架、祈祷或做别的，是因为他们相信圣维特和他的跳舞诅咒。
这种集体心因性疾病并不只属于中世纪。沃勒举了几个现代例子：1956年，英格兰布莱克本有300多名学生出现神秘昏厥；1962年，东非有数百人交替出现大笑和痛哭；2007年，墨西哥城附近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的学生患上一种让人行走困难的怪病；一年后，坦桑尼亚20名女学生在毕业年全国考试期间集体昏厥。
沃勒说，他从这场500多年前的瘟疫中得到的最重要启示，是“我们表达严重痛苦的方式，可以被文化所塑造和引导”。他最初研究时觉得这件事太离奇，简直不像真的发生过；但越往下挖，越理解它发生的背景，就越觉得说得通。
心理痛苦不会在真空里表达。文化、信仰和处境，会塑造内心混乱以什么形式显现，有时也决定它如何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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