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7年7月，北京城内复辟风声骤紧。王士珍身处其中，却没有像段祺瑞那样调兵讨伐，也没有像冯国璋那样另立旗号。他面对的，不只是一次政治选择，更是个人性格、旧式忠诚与北洋权力格局的交汇。
世人所称“北洋三杰”，指的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三人早年都在袁世凯麾下任事，参与新式军队建设，后来又分别进入北洋政府的核心位置。王士珍长于谋划，段祺瑞善于整军，冯国璋则有带兵临阵的经验。
袁世凯对王士珍颇为看重，曾称许他是北洋的重要军事人才。王士珍在北洋军队建设、军政筹划方面确有功劳，清末民初多次担任要职。若只看资历和声望，他完全具备跻身权力中心的条件。
问题在于，北洋时代的“有资格”，并不等于“能形成派系”。
军阀集团不是一块官职牌匾，而是兵权、地盘、财政和私人关系共同搭成的架子。段祺瑞身后有一批安徽籍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将领，逐渐形成皖系；冯国璋依托北洋旧部和长江流域的军事力量，后来又由曹锟、吴佩孚等人接续，发展出直系。王士珍却没有经营这样一张能够独立运转的权力网。
他更像一名军政参谋，而不是割据领袖。
王士珍出身北洋系统，熟悉军队，却不热衷把军队变成个人的私产。段祺瑞习惯以军队推动政局，冯国璋也曾凭借江苏督军等位置积累实力。王士珍则多次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充当调和者，重视秩序和名分。这种作风能赢得上级信任，却很难让部下形成“非他不可”的依附。
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原因：他的政治观念明显带有清末旧臣色彩。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北洋集团迅速分裂。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矛盾加深，中央权力反复更替。此时的王士珍没有趁势建立自己的军事根据地，反而在清朝旧有政治秩序与北洋现实之间摇摆。他并非没有判断力，而是始终没有真正接受彻底改造后的共和政治。
1917年6月，张勋率“辫军”进入北京。7月1日，溥仪在北京宣布复辟。王士珍参与了复辟后的政治安排，被列入议政大臣之中，并担任相关军政职务。有人劝他顺应局势，他却仍把希望寄托在旧式名分上。
“只要名分还在，天下便还有转圜余地。”这类想法，正是王士珍与段祺瑞、冯国璋的根本差异。前两者争的是现实权力，他更在意政治秩序是否符合旧有观念。
但军队不会长期等待名分。
段祺瑞很快在天津附近的马厂组织讨逆，随后率军进攻北京。各地军人见复辟大势已去，纷纷转向讨伐一方。张勋的部队缺乏足够外援，复辟仅维持十余天便告失败。王士珍曾设法联络地方实力派，希望借助外力挽救局面，但这在当时几乎没有成功可能。
复辟失败后，王士珍的政治信誉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原本就没有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也没有一块能够长期支撑其政治活动的地盘。一次站错位置，便足以使他退出北洋权力核心。
段祺瑞则不同。讨伐复辟让他掌握了“恢复共和”的政治旗号，皖系由此声势大涨。冯国璋虽与段祺瑞合作过，却也保留了自身的军事基础。后来直皖冲突、直奉战争相继发生，北洋政治不断围绕兵权展开。王士珍没有参与这种争夺，也没有留下可供后人继承的军事集团。
值得一提的是，王士珍并不是没有机会。袁世凯在世时，他曾担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等职，1917年还短暂出任国务总理。可是这些职位更多依赖袁世凯的个人信任，并未转化为独立的政治资本。袁世凯一旦离世，原有的保护层便迅速消失。
1918年以后，王士珍逐渐退出政坛，转而参与京师治安和社会救济等事务。他没有像许多北洋人物那样继续扩充军队、经营地盘，也没有把旧部组织成新的派系。1930年7月，王士珍在北京病逝，终年约七十岁。
“北洋之龙”没有成为一方军阀，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他缺少军阀最看重的三样东西：持续争夺权力的意志、独立掌控的军队，以及能够供部下共享的利益网络。段祺瑞和冯国璋选择了以实力塑造政治，王士珍却始终停留在旧式军政人物的位置上。名望使他位列三杰之首，性格与选择却决定了他无法成为三杰之后的割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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