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华东军区，王集成面对的不是战场上的枪声，而是一笔迟迟批不下来的空军建设经费。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仍在进行，空军建设正处在起步阶段，装备、训练、机场和保障样样需要钱，可军费并不宽裕。
申请没有结果，工程却不能停。王集成很清楚，等拨款等到什么时候，很多事情就会耽误。一次工作会议上，有人提醒他：“没有经费，项目怎么往下推？”王集成回答：“总不能什么都等，能想办法就先想办法。”
于是，他作出了一项后来影响自己军旅评价的决定：安排军区工程力量承接社会工程，把取得的收入用于空军建设。这个办法在今天看来颇具执行力，放在当时却相当敏感。军队力量能否参与社会工程，收入如何使用，都涉及严格的管理边界。
事情的关键，不在于王集成有没有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而在于他没有履行应有的请示程序。军队建设讲求统一指挥，尤其是经费和工程管理，不能只看出发点，还要看手续、权限与制度。王集成解决了眼前的困难，却把自己置于程序之外。
有意思的是，这项做法确实产生了实际效果。工程力量得到使用，部分资金问题得到缓解，空军建设没有因为一时困难完全停摆。但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把事情办成”并不能自动抵消“程序不合规”。他的办法太超前，也太冒险。
王集成并不是缺乏组织观念的人。1907年，他出生于福建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赤卫队，1930年进入红军，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革命力量处境艰苦的年代，基层干部往往既要带队伍，又要做群众工作，许多能力都是在生死考验中磨炼出来的。
他参加过中央红军的多次反“围剿”斗争，经历长征时已经担任团政治委员。这样的经历，意味着他不仅有作战资历，也有长期做政治工作的经验。红军离开南方后，留下的游击力量成为后来抗日武装的重要基础，干部能不能扎下去，直接关系到队伍能否保存和发展。
新四军成立后，组织上将王集成调往福建等地开展工作。到1943年，他已经担任新四军师部组织部长。组织工作看似不在前线，却决定着干部怎么配备、命令能否落实、部队能否形成凝聚力。王集成长期做的，正是这种不显眼却极要紧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他进入华东野战军的战斗序列，参加苏中战役，并参与淮海战场的相关作战。苏中七战七捷和淮海战役，都是华东战场的重要篇章。凭借早年的红军经历、抗日战争时期的组织工作以及解放战争中的实际贡献，他在军队中拥有相当深厚的资历。
因此，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王集成只被授予少将军衔，确实让不少人感到意外。与他共事或曾受其领导的一些干部，后来获得了中将乃至更高军衔。单看履历和资历，王集成的评定显得偏低，而1952年的那次“工程行动”，正是绕不开的原因。
军衔评定不是只按参加革命的年头计算，还要综合职务、战功、现实表现和组织结论。王集成的问题，被认定为严重违反有关规定。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等同于否定他过去的革命经历，而是说明在制度逐步建立的阶段，个人担当不能替代组织程序。
王集成对此并没有公开抱怨。对他而言，那次决定既有现实压力，也有对任务的判断。工程能否完成、空军建设能否推进，是他当时最直接的考虑。遗憾的是，出发点正确，并不意味着处理方式就一定被认可；这正是他后来军衔受到影响的根本所在。
转折出现在1978年。经过重新研究，相关方面认为，王集成当年的行为属于事急从权，目的和实际结果都是服务于国家建设，不能简单地把他归入谋取私利或破坏工作的性质。组织随后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1983年，王集成去世，终年76岁。那段关于工程、经费与军衔的往事，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少将与中将之间的差别，更折射出革命队伍从战火环境走向制度化建设时，个人经验、现实效率与组织纪律之间曾经出现的复杂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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