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俞雷部长：高山仰止，风范长存

悼俞雷部长：高山仰止，风范长存

人体工程学创办人李建军

学生红雨打来电话，声音低沉而急促——父亲于九月十七日十八时十九分，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九十七岁。搁下话筒，我独坐良久，只觉得半个世纪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竟一时不知从何处落笔。窗外的树影摇摇晃晃，像是他一生走过的长路，在我眼前缓缓铺展开来。

俞雷部长，一九二九年三月二日生于天津。他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戎马倥偬大半生，后转入公安战线。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三年，担任公安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一九九二年被授予副总警监警衔。他还兼任中国警察学会副会长。在公安系统内部，人们尊敬地称他为"公安之星"——这颗星，照亮了共和国治安战线最关键的十余年。他从烽火中走来，又在共和国政权最需要人的岁月里，默默守住了一道又一道关口。这样的人生，不是一句"德高望重"所能概括的。

我与俞雷部长相识于军旅岁月。那时候我年轻，他正当年，我们并非上下级，本无公务上的瓜葛，却因对天地之理、对人之灵性的一份共同好奇，结下了数十年亦师亦友的情谊。说是师，他长我许多岁，阅历、胆识、见地都远在我之上；说是友，他从不以部长自居，与我谈天说地时，更像一位同行的求道者。半个世纪里，我们见面不算最频繁，但每一次长谈，都像一次重新出发——他总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把我正在思考的问题照得更亮；我也总希望把自己新近领悟的道理，第一时间讲给他听，请他品评。

在漫长交往中，他对人体工程学的研究与实践，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许多人初闻人体工程学，以为不过是研究桌椅高低、坐姿端正——远不是这样。我曾郑重向部长讲解人体工程学的"五理"体系：生理、命理、地理、境理、灵理。生理是身，命理是时，地理是位，境理是场，灵理是心。五理合一，才是一个人真正安身立命的格局。小到一身之康健，大到一域之兴衰，皆在这五理的消长之中。

部长听得极认真。他放下手中的茶杯，沉思良久，说："李老师啊，干公安工作，说到底就是跟人打交道、跟人心打交道、跟大势打交道。一个案件的研判，一处风险的防范，表面上靠的是制度和证据，骨子里靠的是对'场'的感知、对'势'的判断——这不就是你说的境理和灵理么？"这番话让我肃然起敬。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对新学问要么漠然置之，要么随口敷衍；俞部长却能立刻把它与自己数十年的实战经验打通，三言两语，便点到了学问的根本。

我们时常促膝长谈。从灵感的捕捉、第六感的认知辨析，谈到直觉与理性的边界；从天地人居的场域规律，谈到一座城市的格局、一座建筑的朝向，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行为与决策。他足迹遍及天安门广场各个角落，也走进寻常屋舍的烟火——每到一处，他都留心观察，回来便与我讨论：这个地方为什么让人安心，那个角落为什么总让人莫名不安；这扇门朝南开与朝东开，住进去的人精神气为什么不一样。天南海北，论道求索。那些夜晚，清茶一杯，灯影一豆，窗外是京城的万家灯火，我们在一间小屋里谈天、谈地、谈人——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我也从他身上学到太多。他讲案件，讲的不是卷宗上冰冷的条文，而是人——嫌疑人的心理轨迹、受害者的处境、群众的情绪、当事人一念之差背后的动因。他说，再缜密的逻辑，也要落到"人"这个字上；脱离了人，制度只是一张网，网不住真正的心。这与人体工程学"以人为本"的根本，不谋而合。我们相互印证，相互启发：他用我的理论框架去看自己积累了大半辈子的经验，许多原先只可意会的体会一下子变得清晰；我用他亲历的实战案例去修正自己的学说，许多书斋里推演出来的道理，也因此多了一层泥土的厚重。这种交流，是平等的、真诚的、教学相长的。他从不端着，我也从不藏着——两个直执友人谈的是学问，交的是真心。

犹记一九八九年那段岁月，拉萨风云紧急之时。部长亲临一线。那时候局势波谲云诡，许多迹象隐而未发，常人难以察觉。但部长凭借他多年练就的敏锐——他常说这是一种"场域的直觉"，是长年在风险前沿练就的对"气"的感知——提前嗅到了风险的气息。他当机立断与武警部队范副司令采取措施，护送我的好友、一位首长得以及时脱离险境，转危为安。我至今记得他事后轻描淡写地说过的一句话："不是我高明，是天地间的气已经不对了，人要懂得听。"

在那段日子里，他坐镇高原，以超乎常人的定力和判断，为西藏的稳定、为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创造了几乎是奇迹般的局面。许多年后回想，那不仅是一次公安战线的成功应对，更是中国传统智慧中"见微知著""顺势而为"思想在现代治理中的一次生动实践。部长从不标榜自己懂什么传统文化，但他骨子里那套对"势"的敏感、对"时"的把握、对"变"的预判，恰恰是中华文明最深处的东西——只是他用在了“人民公安力人民”上。我后来常常想，如果人体工程学的"灵理"之学能够真正走入决策层，能让更多人像俞部长这样，在理性判断之外，保留一份对天地场域的敬畏和感知，许多风险或许能消弭于未然。这也是我毕生推广人体工程学的初衷。他在高原上的那一次抉择，正是这份初心最有力的印证。

在部委繁重公务之余，我们常一同研讨中华上古智慧。从河图洛书到天人合一，从阴阳五行到堪舆理气，从《黄帝内经》讲到北京城的中轴。部长从不囿于固有认知。他是公安战线上的领导，讲科学、讲证据、讲制度，但他同时保留着一份对未知、对传统、对先民智慧的开放与谦卑。他常说，西方的科学了不起，把世界拆得清清楚楚；但中国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能轻易丢——那里面有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对人、对天地、对因果的观察，是另一条认识世界的路。两条路，并不冲突。

他把这种开放的态度，实实在在地带到了实际工作中。我们一起探讨古学在案件研判中的应用——如何从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居住环境、言谈习惯，推断其心理轨迹；在风险防范中的价值——如何从环境的异常、人群的异常、节奏的异常，察觉潜在的危机；在意识认知层面的意义——如何训练一个人的直觉，使其与理性相辅相成，而不是彼此抵触。他胸襟开阔，见识深远，从不因为某些学问"不科学"就拒之门外；他懂得分辨——哪些是真智慧，哪些是伪迷信，他心里有一杆秤。这种包容与清醒，在那个年代、在那个位置上，尤为难得。我常对身边人说：俞部长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做大事的人——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拘泥；原则不退让，眼界不封闭。

岁月流转。部长晚年安享平和，福寿绵长。他退下来之后，不再谈公务，不再谈案件，只谈天地、谈养生、谈书法、谈往事、谈那些慢慢被人遗忘的道理。他的身体一直硬朗，思维清晰，从经络气血讲到子孙教养，从旧京掌故讲到时局变迁。我总以为他会像一株苍松，稳稳地活到一百岁——他配得上，也该当得起。

然而九月十七日那个傍晚，他走得安详，像一盏燃尽的灯，轻轻地熄了。走完了九十七载壮阔人生。我后来听说，他最后那段日子依旧头脑清楚，只是气力渐衰。他这一生，少年时离家，壮年时担责，晚年时守心——每一个阶段，都站得笔直。

如今先生驾鹤西去。昔日论道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长者的风骨与教诲，长留心间。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俞雷部长于我，是前辈，是师长，是挚友，也是一面镜子——照见我自己学术道路上的不足，也照见中国智慧在当代实践中可能的模样。他用一生证明：一个真正有担当的人，既要有现代科学的头脑，也要有对天地人伦的敬畏；既要有刚正不阿的原则，也要有包容百川的胸襟；既要有临危不乱的定力，也要有返璞归真的平和。

他走了，但他留下的风范不会走。他对中国智慧的那份执着与传承，他在危急关头的那份从容与担当，他与我数十年相互学习、相互砥砺的情谊——都将成为我继续前行的力量。人体工程学的路还很长，"五理"的体系还要在更多人心中生根。我会带着他的期许，把这份学问做下去，把中华上古智慧在当代生活、当代治理中的价值，一点一点地阐释出来、应用开来。这，是我对他最好的纪念，也是他若在天有灵，最愿意看到的事。

九月的风，吹过京城，也吹过拉萨的山冈，吹过他走过的每一寸土地。

谨以此文，寄我无边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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